虹口,沈氏公馆。
这是一栋中西合璧的宅子,临街是灰砖高墙,进门却是一座江南园林式的小院,假山、池塘、紫藤架,一应俱全。
穿过前院才是主楼,红砖砌的,法式落地窗,但屋檐下挂着中式灯笼,两种风格凑在一起,倒也不显得突兀。
二楼书房里,沈静澜坐在书桌前。
桌上摊着几份文件,最上面是一本打开的《泰晤士报》,金融版,整版都在讨论欧洲各国战后恢复金本位制的争议。
旁边是一本《银行家》杂志,十月号,书页间夹着好几张手写的便签纸。
一台奥利维蒂便携式打字机放在桌角,纸筒里还卷着一页打了一半的文稿,标题是英文——“TariffAutonomyanda’sTextileIndustry”
(关税自主与中国纺织业)。
沈静澜穿着一件白衬衫,领口的扣子系到最上面一颗,袖扣是银质的,素面,没有任何花纹,只在光线下会微微发亮。
衬衫下摆扎进西裤腰里,腰间系着一条深棕色的皮质腰带。
他正用一支派克钢笔在文件边缘做批注,字迹很小,工整到近乎刻板。
桌角放着一杯凉透了的龙井茶,一口没动。
钢笔在纸上发出细微的沙沙声。
门被推开了。
沈伯川站在门口,穿着深灰色的中式长衫,头发花白,但梳得一丝不苟。
他的面相和沈静澜有几分相似,只是更苍老、更圆融,眉眼间多了些商人的精明,少了些书生的清冷。
他打量了一眼儿子的打扮——白衬衫,还没换正装。
“还不换衣服?”
沈伯川的声音不高,但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分寸感,“顾家的寿宴七点开始,从这里过去要四十分钟。
你打算让顾大帅等你?”
沈静澜抬起头。
他的脸很白净,五官清秀但不柔弱,眉形修长,眼尾微微上挑,瞳色很浅,在灯光下显出琥珀色的光泽。
鼻梁高挺,嘴唇薄而轮廓分明。
整个人看起来像是被精确计算过的——每一个细节都恰到好处,不多不少,既不张扬也不寒酸。
但他的眼神里有一样东西和这张温和的脸不太匹配:一种过于沉稳的、近乎冷淡的笃定。
“父亲,”
他把钢笔搁在桌上,“这种场合我去不去都一样,无非是听那些人说些场面话。
顾大帅过五十大寿,送礼的是您,露脸的是您,我去了也只是站在角落里喝一杯香槟,跟三四个不认识的人说几句‘幸会贵姓’,然后回来。”
他的语气很平和,没有任何不耐烦的意思,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