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髓检查的预约时间在清晨被确认。
护士把通知单递给凯,先向他说明检查流程和注意事项,再问他是否还有问题。
凯本人逐项确认,我站在床边记录时间,把检查单夹进透明文件袋。
医生没有给出最终结论,只说需要继续排查,后续治疗要等结果和身体情况再决定。
凯问:“大概要多久?”
“先按预约时间完成检查,结果需要再等通知。”
我把“等待结果”写进手机。凯看见屏幕,问:“费用呢?”
“今天先按医院要求处理。保险还在审核。”
“你又只说了一半。”
我抬起头。他的声音不重,却比责问更直接。
“我还没有拿到完整信息。”我说,“不是故意不告诉你。”
“那你拿到以后,谁决定什么时候告诉我?”
我没有马上回答。
出医院时,手机里存着一张检查预约单,钱包里夹着第二章那张旧房卡。
医院门口的风把纸角吹得微微翘起,我伸手压住它,忽然想起另一张纸——桂林的车票。
那次旅行发生在第一次亲密之后不久。
凯先提出去桂林时,我们正在图书馆外吃一份太甜的奶茶冰。
他把手机上的车次和住宿地址递给我,没有说“我们去旅行吧”这种听起来像决定已经完成的话,只说:“如果你有时间,我们可以离开学校几天。”
我看着日期。
“为什么是桂林?”
“因为你说过想看江。”
我不记得自己什么时候说过。也许是在某次夜里聊天,谈到城市、天气和如果不用上课可以去哪儿。凯记得,而我没有。
“我还要交阅读记录。”
“可以带电脑。”
“刘旭会问。”
“你可以说去看朋友。”
“那你是什么?”
凯没有立刻回答。他看着我,像在等我自己选一个不会让我后悔的词。
“如果你愿意,”他说,“我是和你一起去旅行的人。”
我最后还是买了票。
出发那天,我穿了青色的长袖上衣,外面套着宽松外套,女装藏在行李箱的夹层里。
那不是因为我不想以清雅出门,而是因为我需要先确认一个陌生城市能不能容纳我。
凯没有催我换,也没有把行李箱打开检查。
他只在车站入口问:“今天想穿哪一种?”
“到了再说。”
“好。”
车开出校园以后,窗外的楼越来越低。
凯替我把行李放到上方,又把水杯拧开。
我的膝盖和他的膝盖偶尔碰到一起,车身转弯时,他的手臂自然地挡在我身前。
“你不需要一直护着我。”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