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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店即将打烊，散场音乐是一首《温柔的慈悲》，像极了故事里的她。

很奇怪，作为一名记者，提出问题，挖掘故事原是他最擅长的事情，但此刻叶诚却不知该从何问起。

五年前，为了报道何铭生案，叶诚收集了很多资料，也走访了很多人。

何铭生在凛春担任一把手的那几年，大力招商引资，并大刀阔斧搞经济，一手把文旅产业拉了起来。本地百姓对他的评价很高，认为他有头脑敢作为，且官正清廉。谁也没想到，他会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从高新区一栋尚未封顶的大楼坠楼身亡。

由于事发地的大楼尚未完工，现场没有监控也没有目击者。警方在勘查案发现场时发现，工地除了有何铭生的脚印外，还有很多劳保鞋的脚印，皮鞋的脚印，甚至女人的脚印。

何铭生的死因疑点重重，案件的调查迟迟没有结论，流言却像野草般疯长。民间传闻众说纷纭，有人说他是被人推下去的；有人说他正因贪污受贿被调查，跳楼是为了保全名声；还有人说他包养了一个情妇，情妇以怀孕相要挟，他失手酿成命案，愧疚自杀。

而真正令调查陷入僵局的，是一个关键涉案人的消失。

何铭生没有留下遗书，也没有和家人交代后事，生前的最后一通电话是打给商人覃耀仁的。

覃耀仁早年靠口岸贸易起家，十年前通过招商引资来到凛春，其名下的仁耀集团涉足地产、艺术品和文娱产业。警方查证发现，两人关系匪浅：何铭生在位那几年，市里几个重要的商业地产项目，最终都落入了覃耀仁手中。何铭生还曾将国道边一块一千万亩的地皮低价卖给了覃耀仁，用来开发温泉度假村，这块土地的成交价格远远低于当时的市场价，很难不让人怀疑其中是否有暗箱交易。

然何铭生死后，覃耀仁也跟着人间蒸发。原本计划投资三十亿的温泉度假村也成了城郊的烂尾楼，至今没有人接盘。

这就是五年前他所了解到的全部真相。

当年，他走访过何铭生的同僚，所有人口径一致，对这个案子避而不谈。他也试图联系过何铭生的家人，得到的只有长久的忙音。坊间传闻甚嚣尘上，每个版本都不一样，也没有一条能经得起事实的推敲。

这些嘈杂的声音，只能描摹出真相的一个模糊剪影，那便是何铭生在外面应该有一个女人，至于这个女人是谁，又是否涉案，无处查证。

很快，新的新闻到来，就像无数的悬案一样，人们不再追问真相。叶诚只能将所有悬而未决的疑问、无法串联的线索，凝结成一篇报道。

「五月最后一场春雨落下的时候，何铭生的办公室的窗还开着。」

键盘敲下去的时候，窗外正滚过春雷——闷的，远的，像有什么深埋的秘密正酝酿着要破土而出。

写下这句话的他并不知道，这场雨，会一下就是五年，并渗入时间的缝隙，淋湿所有试图靠近的人。

那句轻描淡写的「敞开的窗」的描述，如今读起来，更像一个隐喻。

那是一扇永远没能关上的窗，一直在他的记忆里吱呀作响。

走出咖啡厅时，雨已经停了。

空气里是泥土的清冽，湿漉的街灯下，叶诚选了一个最无关痛痒的问题。

“叶招兰打开了那个纸袋吗？”

这个故事，她只说了台前的部分，幕布拉下后人们的去向，了无踪迹。

舒云答：“没有。”

她赌赢了。为保护唯一的证人，警方对外仍维持原判。但事实上，叶招兰秘密离开了冷泉，被转移到一个没有人认识她，也没有人能找到她的地方终生服刑。

那些发生在审讯室里的对白，都是她们精心排练过的剧本。

如果一个女人对自己的爱情产生怀疑，那将彻底瓦解她的忠诚。

叶招兰跟着冯军的那几年，一直在给覃耀仁做“漂白”生意。黑钱先是通过地下钱庄和虚假贸易，拆成多笔小额资金，以增资、垫款、咨询费等名义转入几个不同的空壳公司账户，最后联合出资去拿项目拍地。地到手之后，土地本身就成了合法的资产，只要土地一转手、项目一滚动，这笔钱就彻底洗净了。

就这样，黑钱通过他们的生意链左手倒右手，在空壳公司的户头里转几个圈，最后干干净净地回流到口袋里。

叶招兰的供词，虽不足以完全揭开覃耀仁的罪恶，却给了警方一个正式立案批捕的名义。警方在外省找到了覃耀仁的踪迹，这几年，他借用空壳公司故技重施，以“几十亿投资”的蓝图低价圈地，再将土地作为合法资产去抵押套利。

如果故事只讲到这，覃耀仁就此认罪归案，那么这个长达五年的悬案应该已经画上了句号，也不会有今天的会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