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那件事。
那是韩玉告诉我的。他说,是他哥亲口跟他说的,在他们父亲去世的那一年,两个人在伦敦的公寓里喝了一整夜的酒。
那年韩雾四十一岁。
白秀是在他三十岁那年分的手。
分手是白秀提出来的。她哭着说,她等了他八年,八年里他从来没有看过她一眼。她说,你可以不爱我,但你不能当我不存在。
他说:“我知道。”
她说:“你到底要什么?”
他说:“我什么都不要。”
她走的时候,说了一句话。
“韩雾,你这个人,心里住着一个鬼。”
他没否认。
分手的时候,两个人闹得很难看。
白家撤了资,韩家在欧洲的生意一度很艰难。
他一个人在伦敦待了半年,把那半年的账目做了三遍,硬是把缺口补上了。
那之后,他把公司做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
媒体叫他“韩先生”,说他白手起家,说他眼光毒辣,说他一个人撑起了一个横跨三国的集团。
有人在杂志上写,说他的办公室里没有一张照片,没有一件摆设,只有一架钢琴——可他从不在人前弹。
也没人见过他身边有女人。
我听说这些的时候,已经三十五岁了。
那时候我在乐团做首席,带着我的琴满世界地跑。韩玉在国内帮我打理一切——我们的家,我们的账,我们每年一次的搬家。
我们的日子过得很平静。
他每天早晨六点起来给我煮咖啡,然后开车送我去排练厅。
他会在我演出的时候坐在第三排——我说过我喜欢第三排,因为那个位置听得最清楚。
散场以后,他会带一束花来后台。每次都是一样的花,白色的桔梗。
有一次我问他:“你怎么老买桔梗?”
他说:“因为你第一次收我花的时候,收的就是这个。”
我说:“我记得不是你送的。”
他说:“是我送的。我放在你宿舍门口,写了个卡片,你没看见。”
我说:“卡片上写的什么?”
他说:“忘了。”
我说:“你说谎。”
他笑,不说话。
那天晚上,他从机场直接回家,进门就把我抱住。
抱了很久。
我说:“怎么了?”
他说:“我哥今天跟我说了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