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半小时后,尸体再度活了过来。负责解剖的人员成了第一批牺牲品。
它们不再“死”——伤口会愈合,除非彻底摧毁脑干结合处的能量节点。
潘多拉不是在延长生命。它在“重塑”生命,向着一我们无法理解的、充满恶意的方向。剥离人性,只留下吞噬的欲望。
寒意第一次攫住了我。
我拿着触目惊心的实验报告,冲进赫连老师的办公室,然后是白塔区生命科学委员会。
“我们必须立刻终止火种计划!潘多拉不是希望,是毁灭!”
回应我的是冰冷的沉默。
赫连老师带着悲悯的微笑开口:“苏伶,我理解你的担忧。但科学探索总是伴随着风险。这些只是技术路径上的小挫折。它们确实永生了,不是吗?克服异变,正是我们下一步的关键课题,我们距离最终答案只差一步之遥,怎能轻言放弃呢?”
委员会主席敲了敲桌子:“苏博士,我们需要的是解决方案,不是恐慌。潘多拉展现的潜力是划时代的,计划照常进行。”
我几乎要尖叫:“它们已经没有理智了!它们吃人!”
“那是实验体失控的个例。”赫连平静地打断我,“我们需要更完美的基因适配体。也许…人类本身的基因才是关键。”
我被驳回了。
远洲紧紧握住我的手,他的手心和我一样冰凉。我们看着彼此的眼睛,都看到了巨大的恐惧和无力感。科学家的良知在权力的磐石前撞得粉碎。
就在这绝望的阴霾中,我发现自己怀孕了。
新生命的到来,像一道微弱却固执的光。但最初的喜悦很快被更深的恐惧吞噬。我抚摸着小腹,脑海中却不受控制地闪现着实验室里那些扭曲嘶吼的怪物。我的孩子……他会生活在一个怎样的世界?
一个疯狂、近乎亵渎的念头,像藤蔓一样缠绕上我的心脏。潘多拉…基因编辑…适配体…赫连的话如同魔咒。
“远洲……”某个深夜,我在冰冷的操作台旁,声音沙哑,“也许……答案就在这里。”我的手按在小腹上。
远洲猛地抬头,眼中满是血丝和惊恐:“苏伶,你疯了?那是我们的孩子!你想对他做什么?像对待那些猴子一样吗?!”
“你看不到吗?”我抓住他的手臂,泪水汹涌,“潘多拉已经在蔓延了!新闻里那些‘新型狂犬病’就是它!失控只是时间问题!我们的孩子…他生下来可能就要面对地狱!如果我们能创造一个真正适配潘多拉的存在呢?不会被它扭曲,反而能驾驭它——甚至中和它?远洲,我们的孩子……可能是唯一的希望!一个真正的火种!”
“共生?免疫?苏伶!这些都是臆想!这是赌博!”他猛地甩开我的手,一拳砸在仪器上,警报灯闪烁。他像一头受伤的困兽,“那是我们的孩子,不是实验品!我绝不允许!绝不允许你把他变成试管里的数据!”
接下来的日子,是地狱般的拉锯。
实验室里,我沉默地工作。回到家,冰冷的沉默如同实质。远洲看我的眼神充满了痛苦和疏离。我抚摸着小腹,内心撕扯成两半:一半是母亲柔软的爱意,只想给他平安喜乐的人生;另一半是科学家冷酷的预判和绝望的疯狂——如果世界注定倾覆,也许只有被改造过的孩子,才能抓住一线生机。或者……至少能活下去?
我偷偷查阅所有关于基因编辑、病毒免疫、胚胎发育的资料,在加密的个人终端上进行着模拟演算。数据冰冷地告诉我,理论上有微乎其微的可能。这微弱的可能性,在末□□近的阴影下,在我对赫连团队彻底失望的绝望中,被无限放大,变成一种偏执的信仰。
我尝试将初步的基因编辑方案应用在怀孕的实验鼠上。大部分胚胎死亡或畸形,但有一只幼鼠出生了。它体型偏小,稍显孱弱,但在接触低剂量潘多拉病毒后,没有表现出任何异化迹象。它的血液,似乎能抑制病毒的复制活性。
这结果像一道惊雷,劈开了远洲坚固的防线。
他沉默了整整一夜。第二天早上,他双眼通红,整个人仿佛苍老了十岁。他没有看我,目光落在我隆起的小腹上,声音干涩:
“模拟成功率……有多少?”
“不到……百分之五。”我艰难地吐出这个数字。
他闭上眼,身体微微颤抖。许久,他才睁开,那双曾经充满理想光芒的眼睛里,只剩下深不见底的疲惫和认命般的悲哀。
“百分之五……”他喃喃道,然后猛地看向我,眼神如刀,“苏伶,你记住。这不是为了火种计划,不是为了浮罗达,更不是为了赫连的永生痴梦。这是为了我们的孩子——只为了他能活下去。如果你失败了,我永远不会原谅你,也永远不会原谅我自己。”
他的妥协,不是认同,是走投无路的绝望。
比激烈反对更让我心如刀绞。
我知道,我们共同跳下了一个伦理的深渊,从此背负上无法洗刷的原罪。
后续的孕期,是在高度紧张和秘密实验中度过的。每一次产检,我的心都在滴血。他那么无辜,那么完美,而我,却在他生命的蓝图里刻下了危险的烙印。每一次注射微量的、经过特殊处理的潘多拉病毒片段,我的手都在抖。远洲站在一旁,脸色惨白,拳头紧握,像一个绝望的哨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