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肖铁山是从汕尾出的海,一条不到十米长的小渔船,用了七个小时把我们送到香港一处偏僻的滩涂领上岸。
下船后,我们俩被塞进一辆面包车,七拐八拐,最后停在了深水埗的一栋旧唐楼前。
楼道又窄又暗,墙上贴满了小广告,空气里飘着一股咸鱼和潮气混合的味道。
肖铁山领着我爬到四楼,在一扇漆皮剥落的木门上,有节奏地敲了三下。
门开了。
开门的是个三十来岁的男人,瘦削,皮肤黝黑,戴着一副眼镜,看上去像个斯文的教书先生。他上下打量了我们一眼,侧身让开。
“进来吧,大哥等你们很久了。”
屋子里烟雾缭绕,窗帘拉得严严实实,里面坐着几个人,我一进门就感觉几道目光同时落在了我身上。
坐在正中间的那个人,就是叶国欢。
他四十岁上下,个子不高,穿着一件半旧的夹克,头发梳得整整齐齐,样子像个普通的生意人。他手里端着一杯茶,看见肖铁山脸上露出了笑意。
“欢哥。”
叶国欢点了点头,把目光转向我。
“这位就是你在信里说的兄弟?”
“黄金城,做事够狠,而且嘴严。”肖铁山说。
“坐吧。”他终于开口,声音很轻,带着浓重的汕尾口音,“我这个人,不收孬种,也不收疯子。你留下来,我看你一段时间。”
我坐了下来,屁股只敢沾着椅子的边缘。
那天,我见到了另外四个人。
开门的那个戴眼镜的,叫方展翼。他看上去最斯文,说话轻声细语,可我后来才知道,他在前线当过侦察兵,能一个人在密林里趴三天三夜,不吃不喝,不动一根手指。
靠在窗边的,是一个魁梧得像铁塔的汉子,叫吴先勇。。
蹲在沙发上磨指甲的那个年轻人叫楚文龙,二十六七岁,眉眼里带着一股掩不住的野性。
还有一个人坐在角落里,一句话也没说。
季秋棠。
他三十出头,皮肤是常年日晒后的古铜色。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军绿色衬衫,双手放在膝盖上,指节上布满了老茧。
他的眼睛,是我见过最安静,也最可怕的眼睛。像一潭深不见底的死水。
后来我才知道,这五个人全是刚从南边战场上退下来的老兵。
在深水埗的那间唐楼里,我住了二十来天。
叶国欢每天很晚才回来,有时候一身酒气,有时候满身尘土,可无论多晚,他总会在灯下摊开一张纸,用铅笔在上面写写画画。
上面画着一条街,几栋楼,一条条箭头,密密麻麻,像蛛网。
他在我们所有人都还睡觉的时候,一个人把整场行动,在纸上推演了不知道多少遍。
某一天,他把所有人叫到一起,在桌上摊开了那份计划。
我不打算把细节全写出来。他说话的语速很慢,谁负责进门,谁负责看住里面的人,谁负责外面接应,谁负责断后,每个人的位置,每个人的动作,甚至连每个人该说的每一句话,都安排得清清楚楚。
他说:“从进门到出门,总共一百八十秒,一秒都不能多。”
“记住三条规矩。第一,不伤平民;第二,能不开枪就不开枪;第三,遇到警察,不恋战,各走各的,如果跑散了,就在老地方汇合。”
最后,他的目光落在了我身上。
“黄金城,你的任务最简单:多拎几个袋子,跟着大部队走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