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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节后的第三天，法兰克福警方上门了。段亦然被带走接受调查时，脸上甚至带着一种胜券在握的笑意，这让我脊背发凉。

接下来的两周像是被按了快进键。李知源帮我联系了律师、翻译，还有一位专门处理家暴与非法拘禁案件的德国社工。我一遍遍重复那些屈辱的细节地下室、项圈、禁食、绳索，每说一次，都像把结痂的伤口重新撕开。律师是个严谨的中年德国女人，她听完后沉默了很久，然后用德语对李知源说了一句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句话是。

这是我今年接手的最恶劣的案件。

然而段亦然的反击来得又快又准。

她聘请的律师团提出了一个我从未想过的辩护方向：程尚恩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段亦然并非“拘禁”，而是作为配偶在进行“必要的监护与保护”。

他们提交的证据让我全身发抖。

我在国内的退学记录，被包装成“因精神问题无法继续学业的医学建议”。

我在法兰克福从未单独出门、没有社交、没有工作的事实，变成了“程尚恩存在严重的社交障碍和认知偏差，需要监护人全程陪伴”。

甚至我脖子上的项圈，都被辩方解释为“防止自残行为的保护性约束器具”，还附上了一份不知从哪里弄来的所谓“精神科医生出具的约束建议书”。

最致命的一刀，来自那个感恩节晚宴上对我做“活该”口型的亚裔女生。她以“证人”身份出庭，用流利的德语作证说，她曾多次目睹段亦然温柔地照顾我，而我的精神状态“明显不正常”，经常发呆、自言自语、拒绝进食，“段学姐是怕她伤害自己才限制她行动的”。

我在旁听席上听着翻译一字一句地把这些话转述给我，我痛苦的抓着双臂，抓破皮了都没感觉到疼，只有段亦然对我身上烙印的绝望。

段亦然的律师趁势申请了对我的精神状况进行司法鉴定。

这意味着，如果鉴定结果对我有利，一切还能继续；但如果鉴定结论是“被鉴定人存在精神障碍”那么程尚恩将不是受害者，而是一个“需要被配偶监护的病人”。段亦然所做的一切，都会披上合法的外衣。

等待鉴定的那几天，李知源几乎寸步不离地守着我。有天夜里我从噩梦中惊醒，看见她坐在床边的椅子上，眼眶通红。

尚恩，她的声音哑得厉害，“如果当初我没有把你推回去……如果我早点……

别说。

我打断她，盯着天花板。

说了也没用。

那晚我睁着眼直到天亮。脑子里反复转着一个念头：她们都在争着做“救我的人”，可从来没有人问过我，程尚恩自己还想不想被救。

司法鉴定的日子到了。我走进那间白得刺眼的诊室，坐在一个头发花白的德国心理医生对面。翻译坐在角落里，段亦然的律师和李知源的律师都在门外等着。

医生翻开厚厚的卷宗，用平静的目光看着我。

“程女士，”翻译把他的德语转成中文，“请你描述一下，你觉得自己现在自由吗？”

自由。这个词在舌尖上滚了一圈，竟然找不到一个可以安放的地方。我想说“不自由”，可我知道这句话会被律师解读为“被害妄想”。我想说“自由”，可那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沉默了很久。

最后我听见自己说。

我不知道什么叫自由

医生在纸上记了什么。

“那你爱你的妻子段亦然吗？”

又是一个没法回答的问题。如果我说爱，那就是承认了一切都是自愿的。如果我说不爱，辩方会说我是因为“精神异常导致的感情倒错”。

我盯着自己的手背，上面还残留着前几天被绳索磨出的红痕。

我能不回答这个问题吗？

医生放下笔，看了我很长时间。那目光不是审视，更像是一种……观察。

“最后一个问题，你有没有想过伤害自己，或者伤害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