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日陈队发来的省厅邀约消息我还摆在桌面,他的电话是第二天下午打来的。
他说院长到案了,化工厂原负责人当日被带走,包工头在押期间补充了供述,三案利益链条已经完整对接。
福利院那个保安头目已经正式批捕,孟副所那边纪委也正式立案了,压的两案都在查。
陈队后来把重新整理的证人案卷宗复印件给了我,定性从「家庭内部矛盾」改成了「被胁迫遇害」。
我把它和那本旧卷宗放在一起,锁进了抽屉最底层。
电话挂断之后我坐在书桌前没有动。
书架第二层那五册证物录的脊背在光线里依次亮起来又依次暗下去。我没有开灯,在暗处坐了很久。
出门前手机震了一下,是林棠的消息,只有三个字:我也去。我没回,知道她会去河滩。
后来有次路过派出所门口,我看见一个挎着布包的老太太站在大厅台阶上,手里攥着一叠皱巴巴的旧纸,指尖在发抖。
年轻民警从里面迎出来,声音很清楚:
"阿姨您别急,新规改了,这种旧案不用先回居委会开证明,我们这边就能登记立案。"
老太太愣了一下,然后忽然哭了。眼泪一下子涌出来,顺着脸上的皱纹往下淌。她把那叠旧纸递给民警的时候,手一直在抖,嘴里反复说:"等了二十年了……等了二十年了……"
风掀起她布包的一角,露出半朵绣歪了的茉莉。白手帕的边角从布包里露出来,被风吹得轻轻晃。
我忽然想起钱师傅说过的话——"孩子他娘眼睛哭坏了,搬去外地了,再也没回来过。"
钱师傅说的那个孩子,叫宋晓东。1998年从教学楼跳下去的那个少年。
我站在街对面,看着她把那叠旧纸递给民警,手一直在抖。
二十八年了。她等了二十八年,终于能走进这扇门了。
我没上前,站在街对面看了一会儿,转身走了。
我忽然觉得,这就是我做这一切的意义。不是让坏人坐牢,是让一个等了二十八年的母亲,终于能走进派出所的门。
路边两个拎菜的老太太擦身而过,絮絮叨叨聊着家常。
一句半句飘进耳朵里:"以前居委会那老李,现在门都不敢出,孙子在学校都被人戳脊梁骨。作孽多了,晚景哪有那么容易善终。"
我脚步没停,继续往前走。老李那边虽然程序追不了,但系统里挂了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