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卫东睁开眼时,第一眼看见的,是桌上那张已经按好红手印的纸。
纸张又黄又薄,右上角被煤油灯熏得泛着黑,最上面三个字却写得格外清楚——认罪书。
“卫东,别愣着了,把手印按了。”
说话的人坐在炕沿上,穿着件洗得发白的黑棉袄,嘴里叼着旱烟袋。烟锅里的火星一明一暗,映出周大山那张阴沉得吓人的脸。
周卫东没有动。
他只是盯着桌上的认罪书,耳边嗡嗡作响。
屋外北风刮过窗缝,破旧窗纸被吹得啪啪作响。炕角堆着两床补丁摞补丁的棉被,墙上挂着一本已经撕掉大半的1978年挂历,旁边还贴着“抓革命,促生产”的红纸标语。
1978年。
十二月。
周卫东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
手背粗糙,指甲缝里还有洗不掉的黑油污,可那双手却年轻、结实,没有后来被机器轧断小指留下的伤疤。
他又抬手摸了摸自己的脸。
没有胡茬,没有那道从眉骨一直拉到鼻梁的疤。
一股凉意从后背猛地蹿了上来。
他回来了。
回到了四十八年前。
更准确地说,回到了他这一辈子命运彻底拐弯的那一天。
上一世,就是今天晚上,父亲周大山把这张认罪书摆在他面前,让他承认前天夜里偷开生产队拖拉机、撞伤县粮站职工赵国良的人是他。
实际上开拖拉机的,是他亲弟弟周卫民。
周卫民为了讨好准岳父一家,私自把生产队的东方红拖拉机开出去,往镇上拉了两趟煤。
回来的时候天黑路滑,这小子又喝了半斤高粱烧,在东河桥拐弯处把下夜班骑自行车回家的赵国良撞进了沟里。
人撞成重伤,肋骨断了四根,脑袋磕在石头上,到现在还没醒。
更要命的是,周卫民当时根本没停。
直接跑了。
生产队第二天早上一查,拖拉机前面的铁皮瘪进去一块,地上还有血,事情根本压不住。
县公安来人调查的时候,周大山想出了一个办法。
让周卫东顶罪。
理由也很简单。
周卫东二十四岁,没媳妇,没有正式工作,就是生产队里挣工分的一把劳力。
可周卫民不一样。
他二十一岁,刚托关系拿到了县农机厂的临时招工名额,过完年就能进城,而且已经跟隔壁公社供销社主任的闺女定了亲。
一句话——周卫民“前途好”。
至于周卫东?
在周大山和母亲刘桂芝嘴里,他是哥哥。
哥哥吃点亏怎么了?
哥哥替弟弟坐几年牢怎么了?
一家人,总得保一个有出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