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涅槃（第3页）

这女人透出一丝口风：“有一天，他忽然念叨晏波的名字，这是很少见的。”

智者虽然吃政治，但对这样一位特别亲密的女人，会不谈他为什么想到了死的问题，是不可能的。“你没觉得奇怪？”

“还有让我弄不懂的，还提到了帘子胡同那房子——”

听谷玉这一说，似乎老先生有安排后事的一点意思，但我不信。

这些和他失踪的妻子，都了无关系。晏波，在“文革”批斗**中，从牛棚中突围而出，远走边陲。说来，也只有她那种具有十二月党人妻子的充满革命浪漫的女人，才做得出来。试想一想，天都塌下来了，你一人站出来能顶得住嘛！这就是晏波的天真了。“文化革命”对智者来说，确实是史无前例，连当场休克的手段也使用了，也未能逃脱几天牛棚的灾厄，不过，他终究是吃政治的，在牛棚里，造反派见他乖顺，还让他当了个走资派的头。他反对晏波这种极其幼稚的冒险行为，“你这纯粹是意气用事！”

“难道看着加农炮被诬陷，被折磨死？”“加农炮”是我们这些他的部下，给他起的外号，他本人也不反对大家这样亲切地叫他。

“文革”期间，他在边疆任省委书记，自然是走资派无疑。当她在一张小报上看到原来在根据地时的这位首长，被批被揭的材料，其中提到了她，就有越棚（也就是越狱）的打算。

“晏波，你是爱他，还是害他？”根据他吃政治的经验，一旦处于运动的被告地位，唯有深刻检查，低头服罪，否则，任何辩解，只有加重倒霉的可能，“你当共产党比我早得多，怎么会一点也不悟？别犯你的共产主义幼稚病，好不好？”

她是相信真理，相信公道，相信党，相信人民的革命家，她对他的这种懦弱，不屑一顾。“好吧，我坦率说，我恨我不爱他，干嘛我要害他！我要去给他申诉——”她趁他装病住进医院，趁监管的专政队员松懈之际，逃出牛棚，直奔火车站，一去不回。现在，回想起来，这样骑士风度的女人，真是难寻难觅了。为了给一个曾经追求过她，也曾经保护过她的首长，证明对他的诬蔑是无耻的栽赃，证明她和那位司令员之间关系，是绝对的清白，甚至是不是带有后悔的情绪，去弥补她对他的感情上的负债，那就不好推测了。但她日夜兼程，急如星火，赶去讨一个公道，不能不为她的侠胆柔肠赞叹。这一路上，避开造反派随之而来的追捕，对一个做过地下工作的人来讲，倒不是什么难题，但没想到，途中翻车，埋在雪窟，从此就无了下落。

智者虽老，春心犹在，那种花花草草的欲望，一辈子也不消停的，以后，白涛便采取与女人打游击战的办法，有感情就交往，无感情就分手。因为一，不能证实晏波果真死亡，二，像晏波这样的女人大概也再难找到，三，他总觉得所有想同他谈及婚姻者，无不看中他帘子胡同的四合院，和他的钱袋。

谷玉则不，玩玩可以，结婚不行，和他这样的智者合作，很愉快，也就够了。她的哲学是：我可以给你想要的我的年轻肉体，但你不能干涉我的行动自由。我是你的合伙人，但不是你的注册老婆。我们一起挣的钱，亲兄弟，明算账。至于你的财产，你从你前妻那名门望族继承的全部，我连正眼也不看一下。如果你百年以后，在遗嘱里写上一笔，馈赠我一些什么，我也不反对。不过，你要是以为这样可以像钓饵似拴住我，那也没用。说实在的，如果不是你多少有利用价值，加之也不容易找到这样的合作对象，我也不会往帘子胡同跑。

这女人的话，不能不信，但也不能全信。虽然她说到这里，眼里闪着泪光。像演戏，又不像演戏，像装蒜，又不像装蒜，女人到了成精的地步，你只有举双手投诚的份了。

智者对此有更精彩的言论：“我是当事人，我得信，否则我们就没有合作的基础，但我也不能不留神，因为我们都生活在这个尔虞我诈的社会里。”

“此言有理。”她赞他一句。

“真可惜，当年没建议你进中戏，而学了画。”

他们俩在合作上，真是珠联璧合。

无论如何，那是一个生猛鲜活的女人，作为一个老男人，是有一种受宠若惊感的。智者对我私底下承认：“我活了一辈子，有这最后日子的辉煌，能享受这黄昏恋情，晚霞风流，也就够了！”

“可你把一个绝不该忘的人忘了，甚至连她失踪后，找都不去找一下！”

“你不要哪壶不开提那壶，好不好！”

他有了这个谷玉以后，更讳谈晏波了。就因为这个谷玉，这个带给他欢乐和钱财的女人，他也不会想到死的，他要活下去，能活多久就活多久，不断给她回报，那就是“但愿人长久”了。

白涛曾经自负地写过：

“腊月小阳春，

暖靠南墙根。

莫看秋草枯，

苍松笑寒风。”

还有：

“古稀不算老，

伏枥路途遥。

革命加爱情，

两者我皆要。”

难道失恋了？这倒是老人家一块永远的心病，他是很怕她被一个比他更有权有势的，或有钱的，比他更年轻力壮的人横刀夺爱。由此可以断定，他想到了死，百分之百是因为谷玉的缘故。

二

这位声称要死的老前辈，口碑不算十分地好。其实，他没有害过谁，甚至，除了自身安危不得不为之外，也给人家打招呼，这说明他心地不坏。纯粹为整人而整人，如同为艺术而艺术的行为，他也不干的。

但中国人，有个毛病，自己倒霉，而对别的不倒霉的人，有种悻悻然的不满，这大概也是多年养成的平均主义的后患了。

我一点也不想为这位忘年交辩解，他既没委托我，我也没这义务。不过，凭良心讲，要都是像他这样一个无害的人，不怎么收拾人的话，第一，天下太平得多，第二，人间悲剧能少三分之二，第三，事后落实政策的麻烦，也会相对减少。但大家背后说起他时，摇头的多，点头的少。

智者明白这些对他的不佳舆论，他回答得也很俏皮，“人，比较害怕凶神恶煞，越是面目可怕，人，越是敬服。人，还有另外一个缺点，怕硬欺软，你对人无害，人，本应该庆幸，至少可以多一份安全，但是，人有不安于位的本能，不会满足这安全，反过来，还会产生一种对弱者施虐的欲望。”

别人对他的评价，他也不在乎，一个人，能一辈子平安快乐，无灾无难，在中国这几十年来，实在是为数不多的，不是这次运动，就是下次运动，迟早会摊在头上的。他能远离中国的一切的人为的政治灾难，能比别人相对地少受到折腾，除了有福气，有运气之外，也说明他是一个非常明白的人，才能巧妙地周旋，不使自己卷入漩涡里去。哪怕马上要身陷囹圄，也能从狱卒的手下奇迹般逃生，这真是了不起的头等聪明的超人，直到他年逾古稀，仍看不出他的一丝昏聩。他那在《麻衣神相》上，都能说出名堂的眼睛，鼻子，耳朵，始终处于一种可怕的清醒程度之中。

吃一辈子政治，吃成了精。

有一次，我们这些他的朋友，在帘子胡同他家聚会，都承认，一个人难得不倒霉，而对他老先生说来，最伟大的是一辈子不倒霉，这简直是当代中国史上的一个特例。将来要写《第二十八史》的时候，好像应该给他立一个吃政治的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