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的云城,天还是那个能热死人的天。
我站在市一中校门口的大槐树底下,看了那扇漆成深绿色的铁门很久。
门楼上"云城市第一中学"七个烫金字在日头底下晃眼,旁边挂了块崭新的牌子:今日高一新生报到,高三复读生补录。
两年没进过学校大门了。
兜里的烟盒硌着大腿,我摸出来看了一眼——红塔山,昨天在车站买的。拆开,又塞了回去。外婆说过,回学校就要有个学生的样子。
其实我今年已经二十了。
两年前我十八,从高二的教室里拎着书包走出来,走得头都没回。
那年外婆查出来心脏有毛病,需要做搭桥手术,手术费不是我们家能掏出来的数。
我妈在服装厂,一个月三千,还要供我读书。
我跟我妈说,我不念了,我去挣钱。
我妈骂我没出息,骂完了,半夜坐在厨房哭。
我那时候没哭。十八岁的沈砚已经知道,哭是最没用的东西。
现在我回来了。
兜里揣着这两年攒的钱,不多,刚好够复读一年的学费生活费,还有结余。
给外婆做手术的钱早凑齐了,手术也做完了,外婆现在能下地走,逢人就夸她孙子有出息。
我听着,心里高兴,面上不显。
外婆说,书还是要念完的。她没说"为了我好",她只说了一句:"你爷爷走的时候,念叨的是你。"就这么一句话,我买了回程的车票。
操场上有风,混着塑胶跑道和青草的味道。三年没闻过这种味了,跟汽修厂里那股机油味,和夜里超市冷库里那股酸味,都不是一回事。
我低着头往里走,走出两步,听见前面一阵骚动。
"来了来了——灭绝师太来了!"
"快把头发弄好!校服扣子扣上!"
"完了完了我衬衫没塞!"
几个跟我一样来补录的学生跟受惊的鹌鹑似的,手忙脚乱地整理仪表。
有个戴眼镜的男生一把把自己半长的刘海使劲往耳朵后面别,越别越乱,急得脸都白了。
我顺着他们的目光看过去。
校门口的值班桌后面,端坐着一个女人。
三十岁上下,黑框眼镜,一丝不苟的盘发,深色西装外套,白衬衫扣到最上面一颗,黑色高跟鞋。
她面前摊着一本翻得有些旧的登记册,手里转着一支笔,正抬眼扫着排队进校门的人。
那个眼神我太熟了。
在两年的打零工生涯里,我见过无数这样的眼神——汽修厂管库房的,夜班超市的领班,服装厂的组长。
那种"我说了算,你们给我规矩点"的眼神。
区别只在于,那些人是装的,装给老板看,装给规矩看。
她不是。
她是真的压得住场子。因为在她扫过来的那一眼里,我看到的不只是威严,还有一样更值钱的东西——认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