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凡死了。
她又孑然一身了。
红热病的感染让她的身体像一台运行过载的机器,每个齿轮都在发出刺耳的摩擦声。她渴望血液,那种渴望不是从胃里升起来的,是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是从每一个细胞的核心里尖叫着冲出来的。她知道自己不能被欲望打败。一旦松了口,一旦俯下身,一旦让那条血线爬进她的瞳孔,她就再也不是若拉·陆斯恩了。她会变成那个蹲在汽车旅馆的角落里、把拳头塞进嘴里、被饥饿烧光了所有属于人类的部分的东西。
活着还是死亡?
若拉不想去考虑哲学问题,她想要继续。不是为了组织,不是为了那个把她当作一次性资产的MI6,不是为了任何一个打着“更伟大的利益”旗号的野心家。是为了让自己不会疯魔,是为了在她离开之后,还能有一个人记得那里发生了什么。
她走进山下那座城市,没有回头。
洛杉矶在燃烧。
不是真的燃烧──至少不是字面意义上的。没有火焰舔舐天空,没有浓烟遮蔽太阳,但若拉走在好莱坞的街道上,能闻到空气中某种灼热的气味。不是烟,不是火,是某种更本质的东西正在这座城市内部被点燃、被消耗、被烧成灰烬。
红热病已经在这里肆虐了三个月。
官方的数字是两千三百人感染,四十七人死亡。但若拉在MI6的时候学过一件事:官方数字的唯一功能,是让非官方数字看起来像是阴谋论。真正的感染人数是这个数字的二十倍。真正的死亡人数是这个数字的十倍。而这些数字每一分钟都在增长。
街道上的景象和三个月前瑞凡还活着的时候已经完全不同了。那些霓虹灯还在闪烁,那些棕榈树还在风中摇晃,那些贴着寻人启事的电线杆还在那里,但寻人启事上的照片已经换了新的。旧的被撕掉了,被雨水泡烂了,被风吹走了。新的贴上去,崭新的面孔,崭新的名字,崭新的、还没有被找到的失踪者。
若拉走过一张寻人启事,停下来。
照片上是一个年轻女孩,大约十八九岁,黑头发,笑容很大,露出一排整齐的白牙。照片下面用黑色马克笔写着名字和联系方式,但字迹已经模糊了──不是因为雨水,是因为有人用手指反复描摹过那些字,把油墨蹭花了,把纸张磨薄了,像是照片上的女孩是某个人的全部世界,而那个人正在用这种方式和她告别。
若拉伸出手,把那张被风吹起一角的寻人启事按回电线杆上。她的手指按在那张年轻的笑脸上,停留了一秒。
然后她继续走。
她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瑞凡死了,任务中断了,布伦南没有给她新的消息,MI6没有给她新的指令。她是自由的──如果“自由”这个词可以用来描述一个没有归属、没有方向、没有任何人期待她活着回去的状态的话。
她走到了日落大道。
这里曾经是好莱坞最繁华的街道之一。霓虹灯,电影院,夜总会,那些穿着亮片裙子的女人和穿着皮夹克的男人在街边抽烟、调情、假装自己是电影里的角色。现在,日落大道像一条被抽走了脊椎的蛇,软塌塌地瘫在地上。大部分的店铺都关门了,橱窗被木板钉死了,木板上涂满了涂鸦。红眼睛,红眼睛,到处都是红眼睛。有些画得很粗糙,只是一个圆圈加一个点。有些精细得像是真人的眼睛,瞳孔里的高光似乎会随着你的移动而转动。
若拉站在一个十字路口,等着红灯变绿。信号灯已经坏了很久了,一直在闪黄灯,像一个不知道该说什么的结巴。街上几乎没有车,但她还是站在那里等着。规则。她在MI6学到的第一件事就是遵守规则──不是因为你尊重规则,而是因为打破规则会让别人记住你,而一个特工最重要的品质,就是不被任何人记住。
绿灯没有亮,黄灯还在闪,若拉穿过马路。
她走到街道的另一边,路过一家唱片店。橱窗里的海报还在,但玻璃已经碎了,海报被划开了一道长长的口子,像是有人用刀从那个歌手的脸上竖着划了一刀。唱片店的门是开着的──不是被撬开的,是根本没有门,只剩下一个黑洞洞的门口,像一张张开的嘴。
若拉走进去。
唱片店里面比外面更暗。货架倒了一地,唱片散得到处都是,像一群被踩扁了的、黑色的、圆形的昆虫。阳光从碎玻璃窗里照进来,在地板上投下一块一块不规则的光斑,光斑里有无数细小的灰尘在飞舞。空气中有一股旧纸张和塑料混合的气味,还有另一种更微弱的气味──血。干燥的,很久以前的,它们已经渗进了地板的缝隙里,变成了建筑的一部分。
若拉蹲下来,随手捡起一张唱片。黑色的碟片上印着彩色的标签,一支乐队的名字,她没听过。她把唱片翻过来,看着背面的曲目列表。那些歌名像是一种她不会说的语言,每一个单词她都认识,但连在一起就失去了意义。
她把唱片放回去。
然后她看到了角落里的一把吉他。
不是商品。是某个人留下的──也许是店主,也许是最后一个进来的顾客,也许是某个在她之前路过这里的人。吉他靠在一面倒塌的货架上,琴身上落了一层厚厚的灰。是一把木吉他,不是什么名贵的牌子,琴颈已经有点弯了,几根弦断了,余下的弦也锈迹斑斑。
若拉走过去,蹲下来,看着那把吉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