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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人类对历史规律的探索（第1页）

导言人类对历史规律的探索

卢梭曾感叹过：“人类的各种知识中最有用而又最不完备的，就是关于‘人’的知识。”[1]确实如此。人类最关心的是自己，但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最不了解的也是自己。狭小的生产规模和剥削阶级的偏见限制了人们的历史眼界。人们深入到自然的内部，但在社会生活中却停留在历史的表层。可是历史自身以及人们对历史的认识都不会停止。正如对自然界一样，在社会领域中人们也在不断地探索。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就是人类对历史探索的最光辉的结晶。

一

人类是从自然开始自己的唯物主义哲学历程的。自然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相距很近，但又很遥远，用中国的成语“咫尺天涯”来形容是颇为恰当的。

它们距离很近，因为它们具有相同的唯物主义原则。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论断，同一般唯物主义关于存在决定意识的原则是一致的。似乎只要加以引申、扩充、推导，就可以跨进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门。

实际上它们的距离又很遥远。对自然的唯物主义认识，早在古希腊就开始了。他们把物质性的始基作为宇宙万物的根源，以最朴素的形式表达了对世界物质统一性的看法。但从自然唯物主义通向历史唯物主义的道路，荆棘丛生，崎岖坎坷，人类经历了两千多年的探索，这是多么艰巨遥远的途程！

为什么会这样？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在于社会不是自然的简单延伸，它有自己特殊的表现形式和规律，必须进行专门研究。列宁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同自然唯物主义在理论原则上一致性的论断，[2]从逻辑上说是完全正确的。但只有在历史唯物主义创立以后才能看出它们之间的联系，因而列宁的论断是对既成事实的概括。在此之前，这种联系是隐蔽的。两千多年中，唯物主义哲学家中并不乏聪敏才智之士，但没有一个人能从唯物主义原则中逻辑地推导出历史唯物主义结论。

在自然界中，人们看到的是物质和运动；而在社会领域，看到的是人的意志和行为。社会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在这个领域中进行活动的是有意识、有**、怀着各自目的的人。但人们的目的并不都能产生预期的结果，它表现为一连串的偶然性，而且具体的历史事件具有不可重复的单一性。社会生活所呈现的这种主体性、单一性、随机性的特点，成为横跨在自然和社会之间的“活动翻板”。即使是比较坚定的唯物主义者，当他们把视线由自然转向社会，一进入到社会历史领域，几乎都是被这块“活动翻板”翻向了唯心主义的深渊。列宁曾经总结人们对历史的认识，指出以往一切历史理论有两个主要缺点：第一，以往一切历史理论，至多是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考察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没有发现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没有看出物质生产发展程度是这种关系的根源；第二，以往一切历史理论恰恰都没有说明人民群众的活动。这也就是说，以往一切历史理论都停留在人们的主观动机上，而且是伟大人物的主观动机。列宁总结的以往历史理论的根本缺点，是同社会在主体意识中所呈现的表面特征相一致的。

正因为这样，对自然的唯物主义认识早于对社会的认识。如果说在本体论和认识论方面，曾经历唯物主义的几种形式，历史领域则不同。在唯物史观产生之前，唯心主义在这个领域中一直处于统治地位。但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历史观没有发生过形态的变化，更不能说人类以往对历史的认识毫无建树，只是一连串谬误。正如同客观历史自身一样，人类对历史的认识也是进步的。

就与马克思关系密切的西方文化传统而言，早在希腊罗马时代，就出现了诸如希罗多德、修昔底德、波里比阿、毕克托、老加图、萨鲁斯特、李维、塔西佗、普鲁塔克等著名历史学家，写了关于古代希波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及关于希腊、罗马历史的著作。他们力图保存人类已达到的成就，不致湮没无闻，而且努力探求某些历史事件的原因，这表现了人类对自身活动的兴趣和关注。就他们对历史的认识来说，不少人没有摆脱神的束缚。他们相信天命，把上帝看成是主宰国家兴亡、人世变迁、民族盛衰荣辱的最高力量。

用超自然的意志和力量来解释历史发展和社会生活的神学历史观，在中世纪处于支配地位。他们把古代的某些神学历史观点发展成为一个体系。正如恩格斯所说的：“中世纪是从粗野的原始状态发展而来的。它把古代文明、古代哲学、政治和法律一扫而光，以便一切都从头做起。它从没落了的古代世界承受下来的唯一事物就是基督教和一些残破不全而且失掉文明的城市。其结果正如一切原始发展阶段中的情形一样，僧侣们获得了知识教育的垄断地位，因而教育本身也渗透了神学的性质。政治和法律都掌握在僧侣手中，也和其他一切科学一样，成了神学的分支，一切按照神学中通行的原则来处理。”[3]从奥古斯丁到阿奎那都是神学历史观的积极鼓吹者，他们宣扬人间的一切秩序都是由神安排的，都决定于天意，除非得到神的帮助和启发，人永远不能全面了解有关人类自己的事情。这种神学历史观，用天意、天命、命运把历史自身的必然性和现实的因果关系变成神学的宿命论。

人类对历史的认识是受历史本身制约的，随着资本主义关系的逐步孕育，特别是由于地理大发现，极大地拓展了人们的历史视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潮，标志着从神到人的转折。他们逐步摒弃了神学历史观，把天国的历史变成世俗的历史，不是从神的意旨而是从人自身中探究历史的秘密，力图把神学的必然性变成历史的必然性，提出探讨历史的规律问题，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古希腊的希罗多德被尊为“历史之父”，意大利17世纪的思想家乔·维科则被拉法格称为“历史哲学之父”。正是维科在他的《关于民族共同性的新科学原理》、《论合理的世界秩序的统一原则》等著作中，提出了探求历史发展的共同规律。

维科虽然没有完全摆脱神学历史观的局限，但不像他们那样直接用神的意志来解释历史。他说：“一切有思想的人都不会惊奇哲学家曾努力试图认识上帝所创造的自然界，而这个认识本来只有上帝才能做到，相反地却轻视社会界的研究，这个认识人是可以达到的，因为社会是人创造的。”[4]神创造了自然界，也只有神才能认识自然界；社会领域不同，社会是人创造的，也是人能认识的。维科关于自然和社会区分的观点当然是不科学的，但他强调人能认识自己创造的社会，这同从奥古斯丁到阿奎那的神学历史观的传统是不同的。

维科的一个巨大功绩在于，他强调了历史规律的共同性。人类历史尽管纷纭复杂，但不管他们的种族起源和地理环境如何，仍存在着一个统一的、一切民族在各个时代都要经历的过程。他说：“有一个理想的永久的历史存在着，一切民族的历史总是要通过它的，他们不论是从野蛮、半开化还是从粗野状态出发，总是要达到文明。”[5]正因为维科排除神对历史的干预，他强调了各种社会力量的斗争在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

当然，维科对历史规律的认识，并没有达到唯物主义的理解。他没有能力从社会自身寻找它的内在规律，而是采用同人类个体发育相类比的方法提出他的社会发展理论。正如任何个体发育都经历童年、青年、成年一样，人类社会的发展也经历同样的过程。人类社会的童年是神的时代，这时没有国家，服从祭司，完全受宗教观念的统治；人类社会的青年是英雄时代，这是贵族统治的时代；而人类社会的成年则是凡人时代，这是民主共和国或保障资产阶级自由的代议制君主国家的时代。维科的政治倾向性是很明显的。他把凡人时代看成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完全是为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理想做论证的。但维科既然按照个体发育进程来描绘历史必定陷入困境：或者人类社会像人类个体一样，在经历了童年、青年、成年之后走向死亡；或者每一代人又重新开始自己的生命历程，这样周而复始，构成生命不断的洪流。维科选择后者，认为人类社会在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之后，又重新开始同样的进程，这样人类历史便陷入了循环，在封闭的圆圈里来回倒腾。

法国启蒙学派又前进一步，他们深入到人与环境相互关系问题的探讨。人类借以生存的环境分两类：一是自然环境，一是社会环境。认识的顺序是从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开始的。

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就试图从人类社会都不可缺少的自然环境中寻找社会发展的规律。他在《论法的精神》序言中说，他的任务不在于非难各国存在的各种制度，而在于阐明它们。尽管社会法规是各种各样的，但它们既不是纯粹偶然的，也不是取决于专断行为，而是有其共同规律的。任何民族的历史都是共同原则的个别表现，研究者的任务就在于探求这些共同原则。

其中一条共同性的原则，就是各种不同的国家制度、法律形式决定于人类社会所依存的自然环境，诸如气候、地理形势、土壤等。孟德斯鸠非常重视气候，他认为寒冷的气候造就健康和勇敢的人，炎热的气候则造就软弱和怯懦的人；南方民族常常沦为奴隶，而北方民族则能够保护自己的自由。因此孟德斯鸠认为，奴役制度同气候性质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一些国家实行专制制度、多妻制度、奴役妇女的制度，而另一些国家实行共和制、一夫一妻制，这都是由气候决定的。即使是宗教信仰也取决于气候，不适合本国气候的宗教，在本国是不能维持下去的。佛教之所以产生于印度，原因在于这里气候炎热。过度炎热的气候使人萎靡疲惫，趋向于清净无为。

孟德斯鸠还认为，国家制度决定于地理形势即领土的大小。狭小的领土适宜共和制，大小适中的领土适宜君主制，广袤的领土则适宜专制制度。亚洲幅员辽阔的领土，成为建立庞大专制帝国的前提。孟德斯鸠用领土规模来解释当时欧亚国家形式的差别。欧洲由于其天然领土的划分，形成了一些不大不小的基于法治的君主制国家，如果改变了这种国家形式，则它们必然趋于衰败；反之，亚洲辽阔的天然领土则适宜建立庞大的专制帝国，如果把统一的帝国分割为一些较小的单位，则必然与国家的天然领土划分相矛盾。

孟德斯鸠还强调社会制度对土壤的依赖关系。在他看来，不种土地的民族比农业民族享有更大的自由，因为土壤适宜种植的民族专注于农业，不关心自己的自由。而且从军事角度说，肥沃的地方易攻难守。不适宜农业的多山国家，易于防守，而且也不会成为征服的目标。土壤贫瘠，迫使人们进行艰苦劳动，培养他们勇敢耐战的精神。得到自然恩赐，能从自然界中获得一切的民族，则使人柔弱、懒惰、怯懦。而且土壤条件不同，政权形式也不同：居住山地的人坚决主张平民统治，平原上的人要求由一些上层人物领导的政体，近海的人则希望一种由二者混合的政体。

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无疑是存在的。特别是在人类社会的早期，生产力水平很低，这种影响尤其明显。但地理环境并不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一些曾经创造了高度文明的民族没落了，而另一些落后的民族和地区，后来又站在了历史发展的前列。它们各自的地理环境并没有发生重大的变化。改变缓慢的地理环境，不能成为社会迅速变化的原因，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必然会迫使人们把视线从外部环境转向人类社会自身。

法国唯物主义完成了这一步，从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进到人与社会环境的关系。他们不是从土壤、气候、地形等外部因素，而是从人的意见和社会环境的相互作用中探讨社会的发展。例如爱尔维修反对笛卡儿的天赋观念，彻底发挥洛克的唯物主义原则，认为人是环境的产物，人的一切都是社会环境的结果。可是爱尔维修并不理解社会生活的本质。他把社会环境看成是一定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认为各族人民的性格和智慧随着政府形式的改变而变化；即使同一个民族，它们之所以有时崇高，有时低劣，有时稳定，有时变化，有时勇敢，有时胆怯，原因在于政府的形式不同。因此当爱尔维修解释为什么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社会环境时，他又回到人自身，从人的主观意见中寻找社会环境的决定因素。在他看来，只要有真正天才的立法者，就能制定出好的法律，从而创立一个好的政府，而无知产生的是有缺点的法律，有缺点的法律造成恶习的发展并引起社会灾难。

法国唯物主义者关于人与环境相互关系的论断显然是矛盾的，但这种矛盾，同说水在鲸上、鲸在水上的矛盾不一样。法国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中所包含的这种矛盾，不是不能自圆其说的逻辑矛盾，而是表现人们积极探索所碰到的一种理论矛盾。要走出这种相互论证的困境，必须进一步探索。

复辟时代的法国历史学家基佐、梯叶里、米涅表现出某种摆脱这种矛盾的倾向，他们试图走出相互作用的圈子，把着眼点开始移向环境的方面。基佐在《法国史概论》中说：“大部分著作家、学者、历史学家或政论家企图以某一社会的政治制度来解释这个社会的特定的状态，它的文明的程度或种类。假如从研究社会本身开始，以便认识和理解它的政治制度，这将更加聪明些。制度在成为原因之前，先是结果；社会先创造它们，然后在它们影响之下开始变化；不要按照政府的形式来判断人民的状况，而应该首先研究人民的状况以便判断它的政府应该怎样和能够怎样。”基佐还据此提出来：“社会，它的成分，按其社会地位而不同的各个人的生活式样，各人不同的阶级关系——总之人们的公民生活——无疑地，这是希望知道各民族过去如何生活的历史学家及希望知道他们过去如何被统治的政论家所应首先注意的第一个问题。”[6]

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的历史观有两点突破性的意见：第一，他们已不像法国唯物主义那样从人的意见中寻找政治制度的依据，而是用财产关系来解释政治制度。例如基佐就是根据上面提到的原则研究西罗马灭亡后出现的状况，认为要研究这段历史，理解它们的政治制度，应该研究社会中不同阶层及其相互关系；而要知道这些不同阶层及其相互关系，必须研究土地关系的性质。第二，他们已经看到了阶级斗争，基佐、梯叶里、米涅对英国和法国历史的研究，都透过各种宗教斗争和党派斗争，看到了资产阶级反对贵族的阶级斗争。

但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并没有达到唯物史观。它向前迈进了一步，提出把财产关系作为政治制度的依据，从而走出了环境与人的意见相互作用的怪圈，但并没有最终解决这个矛盾。当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企图回答财产关系的起源，回答为什么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财产关系，它又援引人性来作为答案。这样，它虽然迈出了环境与意见这个小圈子，但仍停留在用人性来解释历史这个大圈子里面。普列汉诺夫曾正确地总结了这一点。他说：“面对着财产关系的来源问题，复辟时代的法国历史学家们，谁大概都会如基佐一样，以或多或少机智地引用‘人的天性’来摆脱困难。”并且指出：“把‘人的天性’看做解决一切法权、道德、政治、经济领域内‘棘手事件’最高裁判者的观点，十九世纪的著作家完全是从上世纪的启蒙学者那里继承来的。”[7]

历史观能否进一步发展，取决于能否突破用人性来解释历史的范式。以人性来解释历史，无疑包含着不可解决的矛盾：不变的人性怎样能成为变动不居的历史的原因呢？如果人性也是变化的，那人性变化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法国启蒙学派、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19世纪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都在这个泥潭里扑腾。黑格尔看到了这个矛盾，并力图解决这个矛盾。他不是在人性之中，而是在人性之外，在他所虚构的绝对观念中寻找历史的动力，用绝对观念的自我发展来描绘历史。黑格尔关于历史规律性的观念是卓越的。他把自维科以来开始探求的历史发展规律的观点系统化了，但也神秘化了。人们在黑格尔关于地理环境，关于历史必然性和偶然性，关于恶（情欲）在历史中的作用，关于历史人物作用的论述中，都可以看到前人的影子。但只有像黑格尔这样的天才人物，才能用思辨的逻辑把它们编织在绝对观念自我发展之网中。

黑格尔把历史看成是有规律的过程。黑格尔之后所面临的问题，是走出他所设置的迷宫，把理念的规律真正变成历史自身发展的规律。这不是纯粹思维的要求，而是时代的使命。完成这个伟大历史任务的不是别人，正是马克思。

二

如果没有马克思，会出现唯物史观吗？

如果马克思早出生或晚出生一个世纪，唯物史观的创立会相应提前或推迟吗？

如果……其实我们可以提出一系列“如果”，但历史面对的是既成事实，它应该是分析，而不是假设。

毫无疑问，唯物史观同它的创始人马克思是融为一体的。马克思个人的天才智慧、崇高品德、丰富学识、穷根究底的探索精神，以至个人的经历、语言风格，都必然使他的论述唯物史观的著作带有自己的特色。但唯物史观并不是源自马克思的头脑，而是时代的产物。对唯物史观产生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历史本身，而不是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