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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人类对历史规律的探索（第2页）

恩格斯晚年在同符·博尔吉乌斯讨论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相互关系时认为，恰巧某个伟大人物在一定时间出现于某一国家，这当然纯粹是一种偶然现象。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人除掉，那时就会需要有另外一个人来代替他，并且这个代替者是会出现的。对于唯物史观的创立来说同样如此。恩格斯说：“如果说马克思发现了唯物史观，那么梯叶里、米涅、基佐以及1850年以前英国所有的历史编纂学家则表明，人们已经在这方面作过努力，而摩尔根对于同一观点的发现表明，发现这一观点的时机已经成熟了，这一观点必定被发现。”[8]梅林也发表了同样的看法，他认为：“唯物主义历史观也服从于它自己所制定的那个历史运动规律。它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在较早的时代，它是不会被任何最有天才的头脑凭空想出来的。只有达到一定高度时，人类历史才能揭开它自己的秘密。”[9]

当人类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以后，各个国家，特别是生产发达的毗邻地区之间的相互交往和相互影响，是闭关自守的封建社会所无法比拟的。如果说，德国古典哲学已经超出了德国一个国家的范围，是作为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那唯物史观更是如此。唯物史观和整个马克思主义一样，它不仅是德国的产物，而且是包括英国、法国在内的欧洲许多国家的共同产物。资本主义时代所特有的矛盾的激化，是唯物史观产生的宏观环境。

资本主义时代有两个重大事件，从经济上说是从英国开始的工业革命，它的转折点是1825年；从政治上说是从1789年开始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它的转折点是1830年。

从18世纪中叶开始，英国开始了工业革命，发明了蒸汽机和棉花加工机，逐步用机器生产代替手工操作，以机器生产的大工业取代了工场手工业，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恩格斯把工业革命称为“狂飙时期”，他说：“当革命的风暴横扫整个法国的时候，英国正在进行一场比较平静，但并不因此就显得缺乏力量的变革。蒸汽和新的工具机器把工场手工业变成了现代的大工业，从而把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基础革命化了。工场手工业时代的迟缓的发展进程变成了生产中的真正的狂飙时期。”[10]

工业革命并不是英国出现的偶然现象，而是资本主义时代的特征。它或迟或早地以各种方式发生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阿尔温·托夫勒把它描述为一种“浪潮”——第二次浪潮。确实，工业革命是一次巨大的冲击。它摧毁了以农业和手工业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创造了新的生产方式，改变了社会结构和阶级结构，并冲击了传统观念和思维方式，为唯物辩证地考察历史提供了客观可能性。

以农业和手工业为基础的生产方式，规模狭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而以大机器生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则不同，它不仅形成了统一的国内市场，使各个生产部门联系成为一个整体，显示了生产的社会性，而且形成了世界市场。由于世界市场的开拓，密切了各个国家之间的联系。生产规模的扩展也伴随着眼界的扩展，人们有可能超出地区的狭隘性、民族的狭隘性，从宏观角度对各国的经济、历史、文化进行比较性的探讨。

以农业和手工业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的特点是发展缓慢。生产者的全部技能和生活源泉集中在自己的“手”上，集中在自己的劳动“经验”上，生产工具的变革会使他们丧失原有的劳动技能和经验，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是他们生存的首要条件。以大机器生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同，竞争以铁的规律迫使他们运用科学，改进生产工具，否则无法生存。“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11]因此在小生产基础上形成的心理状态是害怕变化，容易产生凝固、守旧、崇尚传统的思维方式，而在大工业急剧变化中形成的社会心理和思维方式则相反。

在以农业和手工业为基础的生产方式中，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因，经济同它的政治和阶级斗争之间的联系，既隐蔽又混乱，为一些中间环节所掩盖。以法律形式规定的地位等级区分掩盖了阶级划分的实质；宗教的、伦理的动机往往遮住了政治斗争的经济实质。而在以大工业为基础的生产方式中，这种联系简单化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原来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在这里，任何政治斗争都是非常明显地围绕经济利益展开的，政治权利不过是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资本主义社会盛行的利己主义、拜金主义的社会意识，以最卑陋的、粗糙的、**裸的形式，每时每刻都迫使人们感受到经济在社会生活中的关键地位。

以大工业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具有不同于以往生产方式的特点，但它的显露是一个过程。只有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并处于统治地位之后，才使原来潜伏的矛盾发展为强烈的对立。1825年爆发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以其惊人的外在表现，引导人们注意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

这是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一次危机，它震动了整个英国。当时英国的许多报刊，如《泰晤士报》、《绅士杂志》、《年鉴》都竞相报道了这次危机：威廉斯银行倒闭，伦敦几家商号——伊韦雷特·沃克公司、西克斯·史奈斯公司倒闭，“各式各样的人纷纷提取存款”，“战战兢兢地等候新的破产消息”；它们报道了工人失业加剧，无数台纺织机停止运转，“目前的失业和贫困现象是最近三十年来所没有过的”，“景况凄惨万分，穷人濒于饿死，各阶层居民都苦于时运不济”；它们还报道了“忍饥挨饿的失业工人被逼得走投无路，以致爆发了公开的暴动”。当时在布拉克本、阿克林顿、普雷斯顿、克利瑟罗、罗奇德耳、曼彻斯特、布腊德弗德、约克郡都发生了骚乱和暴动。[12]

如果说1825年是经济的转折点，那1830年则是政治的转折点。这两者是紧密联系的。梅林在《中世纪末期以来的德国史》中说：“从1830年起，世界历史上出现了一个新的转捩点，出现了近代无产阶级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斗争。”[13]这个意见无疑是正确的。

1830年是个转折点，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由次要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转折点。从1789年到1830年7月，法国资产阶级经历了革命、复辟、革命的曲折过程，最终确立了自己的统治，从此以后开始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直接搏斗的阶段。

法国工人阶级曾经积极参加推翻波旁王朝的斗争，但胜利果实为资产阶级所独占。工人没有获得实际利益，处境日益恶化，引起工人的普遍不满。著名的匈牙利作曲家菲列涅茨·李斯特曾在一封信里描绘过他到里昂的亲身感受。他说：“一到里昂就陷入一种骇人听闻的苦难和令人难以忍受的贫困环境之中，使我非常激动，深感世道不公，心里充满了无法形容的悲痛”；“老年人不得安宁，青年人毫无希望，儿童也没有一点欢乐！大家一同都挤在臭气熏天的贫民窟内”；“连从未见到母亲嘴角上挂过笑容的孩子们也要俯身在织机上操作，用浑浊的目光注视着他们手指下现出供达官贵人的仔崽们玩赏的阿拉伯式图案或花纹”[14]。里昂工人终于在1831年11月和1834年4月，两次举行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参加的不仅有织工，还有泥瓦工、细木工、皮鞋匠、印花工等。里昂工人起义宣告了第三等级时代的结束，无产阶级不再是反对自己敌人的敌人，而是和昔日的盟友战斗。

里昂工人起义失败后不久，英国工人掀起了宪章运动；德国工人发动了西里西亚起义。这是欧洲无产阶级觉醒的标志，无产阶级已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大踏步地登上斗争舞台。

恩格斯非常重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斗争，把它看成是唯物史观产生的决定性条件。他说：“但是，自然观的这种变革只能随着研究工作提供相应的实证的认识材料而实现，而在这期间一些在历史观上引起决定性转变的历史事实已经老早就发生了。1831年在里昂发生了第一次工人起义；在1838—1842年，第一次全国性的工人运动，即英国的宪章派运动，达到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阶级斗争一方面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另一方面随着资产阶级新近取得的政治统治的发展，在欧洲最发达的国家的历史中升到了重要地位。”[15]

成熟的理论同成熟的阶级关系是相适应的，这条原则对于历史观同样是适用的。当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并展开激烈斗争，当英国、法国工人走上街头奋起反对资产阶级，这不仅揭穿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关于资本和劳动利益一致，关于自由竞争必将带来普遍协调和全民幸福的学说是一种谎言，而且也标志着以唯心史观为指导的英法空想社会主义的幻灭。不理解物质利益，不理解任何基于物质利益的阶级斗争，否认物质生产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的唯心史观，同资本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现实是矛盾的。正因为这样，“新的事实迫使人们对以往的全部历史作一番新的研究”[16]，结果导致唯物史观的发现。

由此可见，唯物史观在19世纪40年代的发现不是偶然的，它和1825年出现的经济危机、1830年出现的阶级斗争新局面是密切结合在一起的。如果我们把这种时代条件看成是唯物史观产生的宏观环境，那德国莱茵地区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和阶级矛盾激化是中观环境，而马克思的家庭情况和周围环境，则是微观环境。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时代条件。

但要真正理解唯物史观产生的历史条件，仅仅叙述历史背景是不够的，还必须把握马克思是如何适应时代要求的。历史选择了马克思，但更重要的是马克思理解了历史，他真正把握了时代，反映了无产阶级的要求和愿望，把客观历史自身所蕴含的可能性，变成对历史的科学意识。黑格尔从唯心主义观点出发揭示了哲学和时代的关系。他说：“哲学的任务在于理解存在的东西，因为存在的东西就是理性。就个人来说，每个人都是他那时代的产儿。哲学也是这样，它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17]

唯物史观同它的历史条件之间的联系不是简单的反映和被反映的关系，它们之间联系的机制是复杂的。仅靠感官的接触，是不可能唯物辩证地理解社会生活的本质的。要真正把握历史过程的本质和动因，把握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必须深入社会内部进行分析、解剖、研究。这是一种艰巨的科学劳动。没有动力，没有**是不可想象的。马克思尽管贫病交加，备受迫害，但以“入地狱”的精神执着地探索就是最好的证明。

我们应该重视科学研究的主体在创立理论中的作用，但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没有马克思就没有唯物史观。动力来自哪里？来自历史条件本身，来自每个时代所特有的尖锐矛盾。这种矛盾在理论形态上表现为问题，即时代要求。马克思的天才之处在于，他面对现实，敏锐地抓住了时代所提出的问题，并给予了科学的回答。问题——时代的矛盾；动机——解决矛盾的主观意图；科学答案的谜底——存在于时代本身。问题自身都蕴含着对问题的解决，关键在于研究。所以唯物史观产生的客观条件是时代，它是马克思自觉地适应已经登上政治舞台的无产阶级斗争的需要，透过发展到一定高度的资本主义外在化的矛盾对历史规律的理论意识。或者套用黑格尔的话说，它是在思维中被把握的它的时代。

三

时代以其自身的矛盾迫使人们注意，并规定人们认识可能达到的范围和界限，但它不能自发地产生任何理论。理论创造是精神生产，它有自己的特殊规律。其中一条重要的规律是，任何理论思维都必须以它的先驱者提供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这表现了人类认识的继承性和连续性。

唯物史观有它的理论来源。困难并不在于列举马克思以前人类对历史认识所取得的成就，而在于马克思是如何对它们进行批判吸收的。正如同被埋藏在地下的矿产不构成现实的财富一样，未被研究过的理论不能作为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的来源。梅林在《论历史唯物主义》中曾论述过德国浪漫历史学派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问题。浪漫历史学派的著名代表人物拉维涅佩吉朗1838年在《运动规律和历史规律》中说过：“真正的社会科学的进步迄今还是那样微小，是由于各种不同经济形式没有被好好地划分清楚，因为人们没有认识到各种不同经济形式组成着整个社会和国家组织的基础。人们忽视了，生产、产品分配、文化、文化传播、国家立法和国家形式，完全都是从经济形式中得到它们的内容和发展的；那些极重要的社会因素不可避免地产生于经济形式和经济形式的适当使用，一如产品是生产力的相互配合作用的结果一样，并且凡是显现社会病态的地方，照例都可以从社会形式和经济形式间的矛盾中找到它的根源。”[18]这段酷似历史唯物主义的论述，乍看起来会被误认为是马克思历史观的来源。梅林为此曾请教过恩格斯，得到的是否定的回答。恩格斯告诉梅林：“马克思在波恩和柏林居住期间，读了亚当·弥勒的著作和冯·哈勒先生的《复兴》等等，他只是以相当轻蔑的口吻评论这些作品，认为这些是庸俗的、辞藻华丽而夸夸其谈的作品，这些作品是模仿法国浪漫主义者约瑟夫·德·梅斯特尔和红衣主教博纳德的作品而写成的。即使他碰到了像您从拉维涅佩吉朗著作中所引证的那些话，当时也绝不会给他留下任何印象，纵然他一般已经懂得了这些人想说的是什么。马克思当时是黑格尔派，对他来说，这个地方纯属异端邪说；对政治经济学，他还一无所知，因而‘经济形态’一词对他根本没有任何意义。所以上述地方，即使他有所闻，也一定是一个耳朵进，一个耳朵出，不会在记忆里留下什么明显的痕迹。但是，我不认为在马克思1837年至1842年间读过的那些浪漫学派历史学家的著作中，可以找到这类东西的影子。”[19]

由此可见，唯物史观的来源应该是确实为马克思批判吸收了的东西。它的根据是马克思自己的著作，特别是他的读书笔记。马克思从大学时代就养成了做笔记的良好习惯，不仅有选择地摘录原文，并加以评注。马克思的《波恩笔记》、《柏林笔记》、《克罗茨纳赫笔记》、《巴黎笔记》、《伦敦笔记》，都为我们提供了马克思如何吸收人类文化遗产的珍贵资料。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收藏的马克思手稿和读书笔记目录表明，马克思阅读范围从古希腊罗马到19世纪40年代，包括哲学、经济学、政治、历史、宗教、道德、文学、艺术史等极其广泛的领域。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唯物史观来源的特点。

第一，对人类全部优秀文化遗产的批判继承。

列宁反对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故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封闭体系的观点，强调马克思主义不是宗派主义，丝毫也没有离开世界文明发展的大道：“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20]这一论断，同样适用于唯物史观。

唯物史观的直接与间接来源是多渠道的。马克思研究过古希腊罗马哲学，特别是钻研过亚里士多德、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以及斯多葛主义、怀疑论，阅读了大量有关著作的残篇，并做了笔记。研究过历史，特别是法国革命史。研究过资产阶级启蒙学者的政治学说，特别是孟德斯鸠和卢梭的国家理论。钻研过法国18世纪唯物主义和复辟时代历史学家的著作。研究过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19世纪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以及他们的先驱和后裔的著作。的确如列宁所说的，“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他都用批判的态度加以审查，任何一点也没有忽略过去”[21]。

在考察多渠道的来源时还应该注意到同时代人的影响。在科学探讨中相互影响的启发作用是不可忽视的。恩格斯在论述费尔巴哈始终停留在下半截唯物主义而没有达到唯物史观时，是把他蛰居穷乡僻壤过着农民式的孤陋寡闻的生活作为一个重要原因的，“这种生活迫使这位比其他任何哲学家都更爱好社交的哲学家从他的孤寂的头脑中，而不是从同与他才智相当的人们的友好或敌对的接触中产生出自己的思想”[22]。马克思不同。处在沸腾政治生活旋涡中的马克思，不仅研究人类的文化遗产，而且重视同时代人的成就。马克思就承认恩格斯、赫斯等人对自己的影响。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大纲》对马克思的启发是公认的。

第二，对19世纪西欧社会理论的综合吸收。

黑格尔哲学是唯物史观的重要来源。这似乎很难理解。唯心主义历史观怎么能成为唯物史观的来源呢？其实并不奇怪。正如同马克思主义来源于非马克思主义一样，唯心主义历史观可以孕育出唯物主义历史观。精神生产不同于肉体生产。以基因为遗传物质的人种的延续是同种相生，而理论思维则可以通过对前人提供的思想的吸收、消化、再创造，形成新的学派和新的理论。恩格斯曾经明确地说过，黑格尔“是第一个想证明历史中有一种发展、有一种内在联系的人，尽管他的历史哲学中的许多东西现在在我们看来十分古怪，如果把他的前辈，甚至把那些在他以后敢于对历史作总的思考的人同他相比，他的基本观点的宏伟，就是在今天也还值得钦佩。在《现象学》、《美学》、《哲学史》中，到处贯穿着这种宏伟的历史观，到处是历史地、在同历史的一定的（虽然是抽象地歪曲了的）联系中来处理材料的。这个划时代的历史观是新的唯物主义观点的直接的理论前提”[23]。没有辩证法，唯物史观的产生是不可想象的。黑格尔关于历史必然性的观点，关于劳动是人自我实现和自我创造的观点，关于矛盾是事物发展动力的观点，等等，对于马克思揭示历史自身的辩证过程无疑起了良好的引导作用。

费尔巴哈的历史观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可是他倡导的唯物主义的人本主义哲学，在当时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产生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这不仅在于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缩短了马克思由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的距离，而且他关于人的实在性的观点，关于人与自然统一的观点，关于人的本质存在于团体之中的观点，为马克思架设了一座从绝对观念通向现实的人及其历史的桥梁，因为“依靠从黑格尔那里继承来的理论武器，是不能理解这些人的经验的物质的行为的”[24]。特别是费尔巴哈对宗教的批判，从人的本质异化中寻找宗教的根源，叩击了通过分析宗教根源而通向唯物史观的大门。正如马克思所说的：“由于费尔巴哈揭露了宗教世界是世俗世界的幻想，在德国理论面前就自然而然产生了一个费尔巴哈所没有回答的问题：人们是怎样把这些幻想‘塞进自己头脑’的？这个问题甚至为德国理论家开辟了通向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道路。”[25]事实正是这样。人们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不难发现，马克思是如何通过分析宗教的世俗基础而达到唯物史观的。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重视生产，把整个经济学的研究从流通领域转向生产领域；它们创立的劳动价值论不仅具有纯经济学的意义，而且包含着哲学意义，是以经济学的形式对劳动作为主体自我创造能力的肯定；它们还从经济学的角度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作了分析，虽然它们的着眼点停留在分配方式，没有揭示阶级划分的实质，但从经济学而不是从法权角度来分析阶级无疑是一个进步。而且历史唯物主义的许多重要范畴，例如生产方式、社会经济形态、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等等，并不是借自德国古典哲学，而是建立在对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基础上。

19世纪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历史观是唯心主义的，但也包含某些合理的因素。圣西门在《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中，了解到法国革命是阶级斗争，并且不仅是贵族和市民等级，而且是贵族、市民等级和无财产群众之间的阶级斗争，这在1802年是极为天才的发现。圣西门还宣布政治是关于生产的科学，并预言政治将完全为经济所包容，以萌芽的状态表述了经济状况是政治制度基础的思想。傅立叶的著作虽然包含许多神秘的东西，但也包含许多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是对社会进行系统思考的一种社会哲学。傅立叶关于合理制度下每个人都应该根据自己兴趣劳动的观点，关于劳动与享受应一致的观点，特别是把社会历史划分为蒙昧、宗法、野蛮、文明四个阶段的历史发展观，比起黑格尔按绝对观念自我发展来划分历史的强制结构要合理得多。欧文关于人的性格是先天组织和人在一生特别是发育时期所处的环境这两方面相结合的产物的观点，关于应该合理安排环境以使人的性格和智慧得到全面发展的观点都是富有启发性的。

由上可见，正如马克思主义各个组成部分是统一的整体一样，唯物史观的理论来源也不是单一的。马克思的先驱者们在哲学、经济学、政治学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形成了一种综合力量，一种理论的合力。如果说，英国、法国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高度发展，弥补了德国经济落后的缺陷，形成了有利于唯物史观产生的时代条件，那我们同样可以说，马克思的先驱者们各自在不同领域所取得的成就，起到了相互补充的作用，形成了有利于唯物史观产生的理论环境。

马克思对先驱者们思想的批判吸收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一个过程。马克思不可能一开始就接触到人类多方面的文化成就，而是随着他在实际生活中所碰到的理论难题，不断扩大自己的视野和研究范围。只要稍微考察一下马克思的读书笔记和研究重点的变化，就能大致勾画出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和唯物史观形成的脉络。当马克思于1837年开始转向黑格尔，参加青年黑格尔运动时，他阅读了黑格尔的全部著作和他的弟子们的大部分著作；当马克思批判普鲁士专制制度和宗教，为自我意识和自由作论证时，他着力钻研古希腊罗马哲学；当马克思主编《莱茵报》碰到他所不熟悉的关于共产主义的争论时，他转向研究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著作；当马克思退出《莱茵报》，集中力量解决他在编辑《莱茵报》时所碰到的苦恼问题——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问题，清算黑格尔的国家观时，他研究费尔巴哈的著作，大力研究历史，研究资产阶级启蒙学者的政治理论；当他转向解剖市民社会，他从哲学转向政治经济学，大量阅读有关经济学的著作。当然，这个过程不是直线的、一次性的，而是反复的。例如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时，又重新回过头来研究黑格尔的著作，特别是他的逻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