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看似优厚的“铁饭碗”,最终酿成了无解的困局。
要破局,第一步便要触碰“亲亲尊祖”的伦理底线。
若允许宗室从政,打破“不治事”的祖制,文官集团定会以“违逆祖训”群起而攻之。
他们本就忌惮宗室分权,怎会放任朱姓子弟染指朝堂?
若组建宗室军队,又恐重演“靖难之役”的旧事,朝野上下必生恐慌。
而宗室内部更是分化严重,上层亲王、郡王乐享厚禄,绝不愿放弃既得利益。
中下层宗室挣扎求生,却早已被制度磨去了锐气与能力,即便给予出路,也未必能自食其力。
双重阻力之下,每一步都千难万难。
上层宗室依旧是天之骄子。
亲王岁禄万石,郡王二千石,这还仅是明面上的俸禄。
他们凭借朝廷赐予的庄田、盐店特权,大肆兼并土地,垄断地方盐业、茶业贸易,聚敛的财富远超俸禄数倍。
晋王朱求桂在山西占据良田万顷,每年收租便达数十万两。
福王朱常洵在洛阳的庄田更是扩至两万顷,民间素有“福王肥而天下瘦”之说。
可即便富可敌国,他们仍是“高级囚徒”。
深居王府高墙之内,活动范围不得超出封地县城,日常起居皆在官府监视之下,虽富贵至极,却也形同软禁,空有亲王之尊,实则与傀儡无异。
中下层宗室则早已坠入深渊。
镇国将军以下的爵位,俸禄本就微薄,更遭长期拖欠与折价盘剥。
嘉靖年间朱聪浸在疏奏中哭诉:“臣等数日不食,嗷嗷待哺,有子孙暴露十年不得埋葬者,有行乞市井者,有流徙他乡者。”
至天启年间,情况更是恶化到了极致。
就拿最低等的奉国中尉来说,理论岁禄二百石,可按《宗藩条例》折算下来,实际能拿到手的寥寥无几。
本色米仅占四成(八十石),按地方官府的折银标准,河南每石仅折银0。35两,仅得二十八两。
剩余六成(一百二十石)折成宝钞,而此时的宝钞早已贬值如废纸,每贯仅折银0。01两,一百二十石米折算下来竟只有1。2两。
全年实际收入不过29。2两,不足理论值的一成五,仅够一家三口半年的口粮。
地方财政也无力支付宗室所有俸禄。
山西作为宗室密集省份,天启三年全省存留粮仅152万石,可宗室禄米的理论需求竟达312万石,缺口高达200%。
实际发放中,亲王尚能勉强拿到一半本色米,镇国将军以下仅能领到两三成,且多是劣质棉布、发霉的胡椒、滞销的茶叶等充抵,连最基本的粮食都难以保障。
河南的景象更是惨不忍睹。
这里的宗室人口占全国三分之一,理论禄米需求192万石,实际发放不足40万石。
底层宗室如奉国中尉,年领银常常不足30两,走投无路之下,只得“行乞于市,与丐为伍”,甚至有“鬻妻卖子以苟活者”。
万历年间河南巡抚的奏疏至今存于内阁。
“宗室之中,年未三十而冻馁死者有之,阖家饿死无一存者有之,鬻子女为奴者不可胜数。”
堂堂朱家血脉,竟沦落到如此境地,既是宗室的悲哀,也是朝廷的耻辱。
唯有江南稍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