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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集 5临川先生文集下5（第5页）

太史公叙帝王则曰“本纪”，公侯传国则曰“世家”，公卿特起则曰“列传”，此其例也。其列孔子为世家，奚其进退无所据耶？孔子，旅人也。栖栖衰季之世，无尺土之柄，此列之以传宜矣，曷为世家哉？岂以仲尼躬将圣之资，其教化之盛，舄奕万世，故为之世家以抗之？又非极挚之论也。夫仲尼之才，帝王可也，何特公侯哉？仲尼之道，世天下可也，何特世其家哉？处之世家，仲尼之道不从而大；置之列传，仲尼之道不从而小。而迁也自乱其例，所谓多所抵牾者也。

书洪范传后

王某曰：古之学者，虽问以口，而其传以心；虽听以耳，而其受以意。故为师者不烦，而学者有得也。孔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夫孔子岂敢爱其道，骜天下之学者，而不使其蚤有知乎？以谓其问之不切，则其听之不专；其思之不深，则其取之不固。不专不固，而可以入者，口耳而已矣。吾所以教者，非将善其口耳也。

孔子没，道日以衰熄，浸**至于汉，而传注之家作。为师则有讲而无应，为弟子则有读而无问，非不欲问也，以经之意为尽于此矣，吾可无问而得也。岂特无问，又将无思，非不欲思也，以经之意为尽于此矣，吾可以无思而得也。夫如此，使其传注者皆已善矣，固足以善学者之口耳，不足善其心，况其有不善乎？宜其历年以千数，而圣人之经卒于不明，而学者莫能资其言以施于世也。

予悲夫《洪范》者，武王之所以虚心而问，与箕子之所以悉意而言，为传注者汨之，以至于今冥冥也。于是为作《传》以通其意。呜呼！学者不知古之所以教，而蔽于传注之学也久矣。当其时，欲其思之深、问之切而后复焉，则吾将孰待而言邪？孔子曰：“予欲无言。”然未尝无言也。其言也，盖有不得已焉。孟子则天下固以为好辩，盖邪说暴行作，而孔子之道几于熄焉，孟子者不如是，不足与有明也。故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夫予岂乐反古之所以教，而重为此譊譊哉？其亦不得已焉者也。

忠定公没久矣，士大夫至今称之，岂不以刚毅正直有劳于世如公者少欤？先公年十七，以文见公，实见称赏。遂易字舜良，时在升州也。窃观遗迹，不胜感恻之至。

题燕华仙传

燕华仙事异矣，黄君所为传，亦辩丽可憙。十方世界，皆智所幻，推智无方，幻亦无穷。必有合焉，乃与为类。则王夫人之遇，岂偶然哉！

书金刚经义赠吴珪

惟佛世尊，具正等觉，于十方剎，见无边身，于一寻身，说无量义。然旁行之所载，累译之所通，理穷于不可得，性尽于无所住。金刚般若波罗蜜为最上乘者，如斯而已矣。

与妙应大师说

妙应大师智缘，诊父之脉，而知子之祸福，翰林王承旨疑其古之无有。缘曰：“昔秦医和诊晋侯之脉，而知良臣必死。良臣之死，乃见于晋侯之脉。诊父而知子，又何足怪哉？”熙宁庚戌十二月十九日，某书。

题旁诗仲子正字。

旁近有诗云：“杜家园上好花时，尚有梅花三两枝。日莫欲归岩下宿，为贪香雪故来迟。”俞秀老一见，称赏不已，云绝似唐人。旁喜作诗，如此诗甚工也。

临川先生文集卷七十二书

答韩求仁书

比承手笔，问以所疑。哀荒久不为报，勤勤之意，不可以虚辱，故略以所闻致左右，不自知其中否也，唯求仁所择尔。

盖序《诗》者不知何人，然非达先王之法言者，不能为也。故其言约而明，肆而深，要当精思而熟讲之尔，不当疑其有失也。《二南》皆文王之诗，而其所系不同者，《周南》之诗，其志美，其道盛，微至于赳赳武夫、兔罝之人，远至于江汉、汝坟之域，久至于衰世之公子，皆有以成其德。《召南》则不能与于此，此其所以为诸侯之风，而系之召公者也。夫事出于一人，而其不同如此者，盖所入有浅深，而所施有久近故尔。

所谓《小雅》《大雅》者，《诗》之序固曰：“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然所谓《大雅》者，积众小而为大。故《小雅》之末，有疑于《大雅》者，此不可不知也。又作《诗》者，其志各有所主，其言及于大而志之所主者小，其言及于小而志之所主者大，此又不可不知也。司马迁以为《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讥小己之得失，而其流及上。此言可用也。又宣王之《大雅》，其善疑于小；而幽王之《小雅》，其恶疑于大。盖宣王之善微矣，其大者如此而已；幽王之恶大矣，其小者犹如此也。

凡序言刺某者，一人之事也；言刺时者，非一人之事也。刺言其事，疾言其情。或言其事，或言其情，其实一也。何以知其如此？“墙有茨，卫人刺其上也”，而卒曰“国人疾之而不可道也”，是以知其如此也。刺乱，为乱者作也；闵乱，为遭乱者作也。何以知其如此？平王之《扬之水》，先束薪而后束楚；忽之《扬之水》，先束楚而后束薪。周之乱在上，而郑之乱在下故也。乱在上则刺其上，乱在下则闵其上，是以知其如此也。管、蔡为乱，成王幼冲，周公作《鸱鸮》以遗王，非疾成王而刺之也，特以救乱而已，故不言刺乱也。言刺乱、刺褊、刺奢、刺荒，序其所刺之事也。言刺时者，明非一人之事尔，非谓其不乱也。

《生民》之诗所谓“是任是负，以归肇祀”者，言后稷既开国，任负所种之谷以归而肇祀尔，非以谓兆帝祀于郊也。所谓“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者，言我既为天子得祀郊，则盛于豆登，其香始升，而上帝居歆尔，非以为后稷得郊也。其卒曰“胡臭亶时，庶无罪悔，以迄于今”者，言上帝所以居歆，何臭之亶时乎？乃以后稷肇祀，则庶无罪悔，以迄于今，得郊祀之时尔。盖所谓“文武之功，起于后稷，故推以配天”者此也。卫有《邶》《墉》之诗，而说者以谓卫后世并《邶》《墉》而取之，理或然也。既无所受之，则疑而阙之可也。

意诚而心正，心正则无所为而不正。故孔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此诗之言，故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也，非以它经为有异乎此也。吾之所受者为此，则彼者吾之所弃也。所谓“彼哉彼哉”者，盖孔子之所弃也。孔子曰“管仲如其仁”，仁也。扬子谓“屈原如其智”，不智也。犹之《诗》以不明为明，又以不明为昏。考其辞之终始，则其文虽同，不害其意异也。

忠足以尽己，恕足以尽物，虽孔子之道，又何以加于此？而论者或以谓孔子之道，神明不测，非忠恕之所能尽。虽然，此非所以告曾子者也。“好勇过我”也者，所谓能勇而不能怯者也，能勇而不能怯，非成材也，故孔子无所取。

古者凤鸟至，河出图，皆圣人在上之时。其言“凤鸟不至，河不出图”者，盖曰无圣人在上而已矣。颜子具圣人之体而微，所谓美人也。其于尊五美、屏四恶，非待教也。若夫郑声佞人，则由外铄我者也。虽若颜子者，不放而远之，则其于为邦也，不能无败。《书》曰：“能哲而惠，何忧乎驩兜？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由此观之，佞人者，尧、舜之所难，而况于颜子者乎！夫佞人之所以入人者，言而已。言之入人，不如声之深，则郑声之可畏，固又甚矣。孔子曰：“如有所誉，其有所试矣。”谓颜子“三月不违仁”者，盖有所试矣。虽然，颜子之行，非终于此，其后孔子告之以“克己复礼”，而“请事斯语”矣。夫能言、动、视、听以礼，则盖已终身未尝违仁，非特三月而已也。

孔子之去鲁也，知者以为为无礼也。乃孔子则欲以微辠行也。以微辠行也者，依于仁而已。礼，体此者也；智，知此者也；信，信此者也。孔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而不及乎义、礼、智、信者，其说盖如此也。

扬子曰：“道以道之，德以得之，仁以人之，义以宜之，礼以体之，天也。合则浑，离则散，一人而兼统四体者，其身全乎！”老子曰：“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扬子言其合，老子言其离，此其所以异也。韩文公知“道有君子有小人，德有凶有吉”，而不知仁义之无以异于道德，此为不知道德也。

管仲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此孟子所谓天之大任者也。不能如大人正己而物正，此孔子所谓小器者也。言各有所当，非相违也。

昔之论人者，或谓之圣人，或谓之贤人，或谓之君子，或谓之仁人，或谓之善人，或谓之士。《微子》一篇，记古之人出处去就，盖略有次序。其终所记八士者，其行特可谓之士而已矣。当记此时，此八人之行，盖犹有所见。今亡矣，其行不可得而考也。无君子小人，至于五世则流泽尽，泽尽则服尽，而尊亲之礼息。万世莫不尊亲者，孔子也。故孟子曰：“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

孟子所谓“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者，先儒以国中之地谓之廛，以《周官》考之，此说是也。廛而不征者，赋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货；法而不廛者，治之以市官之法，而不赋其廛。或廛而不征，或法而不廛。盖制商贾者恶其盛，盛则人去本者众，又恶其衰，衰则货不通。故制法以权之，稍盛则廛而不征，已衰则法而不廛。文王之时，关，讥而不征，及周公制礼，则凶荒札丧，然后无征，盖所以权之也。贡者，夏后氏之法，而孟子以为不善者。不善，非夏后氏之罪也，时而已矣。

责难于君者，吾闻之矣，责善于友者，吾闻之矣。虽然，其于君也，曰“以道事之，不可则止”，其于友也，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王驩于孟子，非君也，非友也。彼未尝谋于孟子，则孟子未尝与之言，不亦宜乎！

求仁所问于《易》者，尚非《易》之蕴也。能尽于《诗》《书》《论语》之言，则此皆不问而可知。某尝学《易》矣，读而思之，自以为如此，则《书》之以待知《易》者质其义。当是时，未可以学《易》也，唯无师友之故，不得其序，以过于进取。乃今而后，知昔之为可悔，而其书往往已为不知者所传，追思之未尝不媿也。以某之愧悔，故亦欲求仁慎之。盖以求仁之才能而好问如此，某所以告于左右者，不敢不尽，冀有以亮之而已。至于《春秋》三传，既不足信，故于诸经尤为难知。辱问皆不果答，亦冀有以亮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