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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爱张的，自然称赞她对于爱情的坚贞与无私；反张的，却认为她资助汉奸，罪不可恕，并且百般嘲弄她的自私，吝啬，冷淡，孤僻，不近人情。

也许要怪爱玲自己，她总是在文章里自嘲，形容自己“自私”、“小气”，使人忽略了她的侠义和大度。

其实不仅是对胡兰成，张爱玲对许多人的好亦是不问回报的。对苏青、炎樱自不消说了，这里另举几例：

一九四五年六月，柯灵被捕，囚在“贝公馆”。就在上海贝当路国际礼拜堂的对面，是一座白色建筑，巍峨华美，高耸入云，曾是一所美国学堂的旧址，里面时时飘出莘莘学子的琅琅书声，与礼拜堂的圣乐遥相呼应，绘就出一幅人间天堂的优美画卷。然而日本宪兵队偏偏挑中了这优雅的处所，把它改做施暴的刑室，在此上演一幕又一幕的现世惨剧，天堂转眼变地狱。人们谈虎色变，隐晦地称它做“贝公馆”。

关于柯灵被捕的原因，《二十世纪上海大博览》分析：

“一九四五年六月，著名作家柯灵因主编《万象》被捕，该杂志被迫于六月号终刊。《万象》创刊于一九四一年九月‘孤岛时期’的上海。一九四三年五月，柯灵主编后，开辟了‘万象闲话’、‘文艺短讯’等新栏目；‘闲话’栏重振了鲁迅杂文之风，以杂文为匕首与敌人进行斗争，表现形式则更隐晦曲折，编排技巧也更为讲究。……

在‘文艺短讯’、‘竹报平安’等栏目中，用通讯报道方式直接向上海读者叙述各地发生的重要事情，或用游记的方式反映沦陷区各地的惨情，激发读者对侵略者的仇恨。

《万象》还开辟了一个忆旧性的游记专辑名曰‘屐痕处处’，以日人习用‘屐’隐喻日军的铁蹄。一九四四年夏，柯灵第一次被日军宪兵队逮捕，因抓不到什么把柄，一星期后只得释放。发行人为免是非，想就此结束《万象》。但是在一批文学青年积极拥护和大力支持下，《万象》又延续了一段时间。本月，柯灵再次被捕，《万象》终告停刊。”

且不言因为几个游记、杂文的栏目便将《万象》定位为一份抗日杂志是否牵强——因为曾被柯灵形容为“不干不净的”《杂志》后来也有材料证明其实是清白的，《杂志》隶属于有日本驻沪领事馆背景的《新中国报》系统，主要负责人袁殊还在敌伪宪政实施委员会、清乡地区党务办事处等部门兼任要职，所以长期被指为“汉奸杂志”。但实际上这两种报刊的工作人员几乎都是从事情报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包括翁永清、恽逸群、刘幕清（鲁风）、吴诚之（哲非）、丘韵铎等。当代有研究者指出：该刊作者“以上海爱国作家和地下抗日工作者为主”。

这些内情，却是柯灵等左翼作家所不知的。而柯灵自己，因为写过一篇《促驾》同周作人有关，在“文革”也当了一回“汉奸”——翻云覆雨啊！

这里只说柯灵被捕这段故事，后来在柯灵的《遥寄张爱玲》里也有详细的记载：

“回到家里，又看到张爱玲的留言，知道她在我受难时曾来存问，我立即用文言复了她一个短笺，寥寥数行，在记忆里是我最好的作品之一。原因是平常写作，很难有这种激动的心情。这事情过去整四十年了，直到前年，我有机会读到《今生今世》，发现其中有这样一段：‘爱玲与外界少往来，惟一次有个朋友被日本宪兵队逮捕，爱玲因《倾城之恋》改编舞台剧上演，曾得他奔走，由我陪同去慰问过他家里，随后我还与日本宪兵说了，要他们可释放则释放。’我这才知道，原来还有这样一回事。一时间我产生了难分难解的复杂情绪。在此之前，我刚好读过余光中针对胡兰成的人品与文品而发的《山河风月话渔樵》。抗日战争是祖国生死存亡的关头，而胡兰成的言行，却达到了颠倒恩仇、混淆是非的极致，余光中对他严正的抨击，我有深切的共鸣。因为我个人的遭遇就提供了坚实的论据。”

第一次看到这段话时，我年纪还小，不禁觉得迷惘，不大理解柯灵的心理——有人曾经不论为了什么都好，总之是想方设法救过他，即便未遂，也是一份情意。纵不能感恩图报，总也该一分为二吧？一万分可杀里，也还有一分可惜，除非他自己的命是不足惜的。为什么知道真相后，反而“产生了难分难解的情绪”，并且因为自己的经历而对指责他的话“有深切的共鸣”，还说是“我个人的遭遇就提供了坚实的论据”？难道是怪胡兰成多事搭救，让他不能够在贝公馆里宁死不屈，成全一世英名？

后来又看了许多关于柯灵的经历生平，以及他自己的文字，渐渐地懂了——这人小心惯了，又写了多年的检查报告，言不由衷成了本能，写一段文章就要表两句决心的，他自己也未必知道哪一句是真心，哪一句是套路了。

再说《万象》老板平襟亚，他的女儿初霞曾回忆说，当年张爱玲是她家的常客，平襟亚因得罪日本人而入狱后，就更常见到张爱玲到访，为愁云惨雾的家庭带来许多温暖的友谊。在初霞的印象里，张爱玲一直是个又漂亮又可亲的大姐姐。

只可惜这段话语焉不详，弄不清这件事是发生在“一千元灰钿”之前还是之后。

——照《二十世纪上海大博览》里的分析，平襟亚被捕应该和柯灵是一样的原因，一样的时间，《万象》停刊也不是因为主编柯灵被捕，而是因为老板平襟亚被捕。《博览》里不提平襟亚而只写了“《万象》的发行人”，是因为平襟亚没有抗日志士的头衔；这就像他列举了许多当时曾在《万象》上发表文章的作者，却没有张爱玲的名字一样，因为张爱玲当时还顶着“汉奸”的帽子。

倘若是张爱玲对平襟亚有恩在先，那么平襟亚后来对张爱玲的不厚道就近乎可杀了；如若张爱玲探访在后，则可见她的不计前嫌。

总之，无论前后，都足以看出平襟亚的不义与张爱玲的大气。

关于不计前嫌，还有一个例子，便是著名戏剧家洪深，另一位“进步人士”——这也是当时文坛的一宗疑案。

《不了情》的极大成功，使桑弧十分鼓舞，于是想乘胜追击，又同张爱玲商量再做一部喜剧，而且他已经有了腹稿。这便是《太太万岁》——那是一九四七年冬天，还允许这题目的出现。解放以后，“万岁”成了专属形容词，便再也用不到“太太”这样渺小的人物身上了。最多也只可换个从俄语借用过来的新词“乌拉”，《太太乌拉》。

“乌拉”太太芳名陈思珍，机智活泼，任劳任怨，既有中国妇女共有的委曲求全，又有上海女子特有的精明世故，她帮助丈夫骗父亲的钱，又帮他躲过情妇的勒索，为他做尽了一切可以做的事，然后决定离开。

——既然决定离开一个人，为什么还要坚持为他做最后一件事。这样的潇洒，究竟是因为不爱还是太爱？

所有的传奇都不过是略微变化的重复。张爱玲在主角身上，再一次寄托了自己的女性理想——伟大的牺牲；同时，她也在女主角身上寄予了自己在现实中未做到的第二种选择——陈思珍提出与丈夫离婚，最后发现丈夫对自己的真情，两人重归于好——也许，这才是爱玲真心的希望？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十四日，《太太万岁》在上海的皇后、金城、金都、国际四大影院同时献映，这是文华出品的第二部作品，也是张爱玲与桑弧的“第二次握手”。该剧主要演员有蒋天流、石挥、张伐、上官云珠、韩非等，连摄影师都是大牌黄绍芬和许琦，星光乱溅，花团锦簇，想不卖座都不行。

整整两周，场场狂满。上海各报竞相报道，称其为“巨片降临”、“万众瞩目”、“精彩绝伦”、“回味无穷”、“本年度银坛压卷之作”；然而同时，却也给张爱玲带来了许许多的流言蜚语，不白之冤——早在片子上映前，张爱玲特地写了一篇《〈太太万岁〉题记》，发在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三日的《大公报》“戏剧与电影”上，权作广告。

从前张爱玲写影评时，曾评价：“中国电影的题材通常不是赤贫就是巨富，对中产阶级的生活很少触及。”“对受了四分之一世纪外国电影和小说熏陶的中国年轻知识分子来说，片中没有多少是中国的东西，这种情形是令人着恼的。”

而《太太万岁》，便是她亲自撰写的“中国的东西”，是中国电影关于“中产阶级的生活”的补白。片中所表现的婆媳关系、翁婿关系、姑嫂关系、以及中产阶级夫妻的恩恩怨怨，都是时代中国所特有的。太太是中国式的太太，离婚亦是“中国式离婚”——闹离婚闹到一半，多半是闹不成的；夫妻合好，于是既往不咎，大团圆结局。

《〈太太万岁〉题记》便是她对于自己的这种意图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