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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太万岁》是关于一个普通人的太太。上海的弄堂里，一幢房子里就可以有好几个她。

……陈思珍毕竟不是《列女传》上的人物。她比她们少一些圣贤气，英雄气，因此看上去要平易近人得多。然而实在是更不近人情的。没有环境的压力，凭什么她要这样克己呢？这种心理似乎很费解。如果她有任何伟大之点，我想这伟大倒在于她的行为都是自动的，我们不能把她算作一个制度下的牺牲者。

……像思珍这样的女人，会嫁给一个没出息的丈夫，本来也是意中事。她丈夫总是郁郁地感到怀才不遇，一旦时来运来，马上桃花运也来了。当初原来是他太太造成他发财的机会的，他知道之后，自尊心被伤害了，反倒向她大发脾气——这也都是人之常情。观众里面阅历多一些的人，也许不会过分谴责他的罢？

……出现在《太太万岁》的一些人物，他们所经历的都是些注定了要被遗忘的泪与笑，连自己都要忘怀的。这悠悠的生之负荷，大家分担着，只这一点，就应当使人与人之间感到亲切的罢？‘死亡使一切人都平等’，但是为什么要等到死呢？

生命本身不也使一切人都平等么？人之一生，所经过的事真正使他们惊心动魄的，不都是差不多的几件事么？为什么偏要那样地重视死亡呢？难道就因为死亡比较具有传奇性——而生活却显得琐碎，平凡？”

身为《大公报》主编的洪深很欣赏张爱玲的才情，特意给这篇文章加了一段《编后记》，充满溢美之词：

“好久没有读到像《〈太太万岁〉题记》那样的小品了。我等不及地想看这个‘注定了要被遗忘的泪与笑’的IDYLL如何搬上银幕。张女士也是《不了情》影剧的编者；她还写有厚厚的一册小说集，即名《传奇》！但是我在忧虑，她将成为我们这个年代最优秀的highedy（高级喜剧）作家中的一人。”

然而“题记”发表后，“左派”们跳出来大肆谩骂，其中一位署名胡坷的更是写了篇《抒愤》发表在十二月十二日的《时代日报》“新生”版，直接进行人身攻击：

“寂寞的文坛上，我们突然听到歇斯底里的绝叫，原来有人在敌伪时期的行尸走肉上闻到highedy的芳香！跟这样的神奇的嗅觉比起来，那爱吃臭野鸡的西洋食客，那爱闻臭小脚的东亚病夫，又算得什么呢？”

这时《太太万岁》还未公映，这位胡坷却已经跳出来谩骂了，显然是对人不对事的，他称张爱玲是“敌伪时期的行尸走肉”，以其作品为“歇斯底里的绝叫”，真不知是谁在歇斯底里！

然而显然他是有些来头的，紧接其后，各报刊也都纷纷响应，登出评论文章，一面倒地批评《太太万岁》的低级趣味，这包括1947年12月14日上海《大公报》方澄的《所谓‘浮世的悲欢’》：

“一个坐在镜台前画梦的女人，你还愿望她对人生，引起一点痛苦的感受吗？最多不过是一阵凄然罢了！‘人生原来不过如此’，因为自己原不过如此，衰老了的妩媚，她恐惧与青春的欢乐去比美。因此什么‘浮世的悲欢’，就自然成了她的装饰……看起来，张爱玲是说得那样飘忽，说得那样漂亮，好像她真能这样通达了人生，我们却忘不了她还在对镜哀怜。我们且让她如愿以偿吧！看一看那镜中的影子。”

12月19日上海《中央日报》上沙易的《评〈太太万岁〉》：

“张爱玲所以想写这个戏也许只是凭了现实中一个触觉，意识到人类有这样一个奇异的现象；然而电影艺术的作品是应该不同于一般迎合小市民的礼拜六派的小说的，它还有它的教育任务，作者不但要反映客观现实中的矛盾，而且还要意识到他的作品会起怎样的作用？是否能对现社会、人民有深切的矫正？……电影最要紧的是主题，如果作家仅仅凭着聪明的技巧，赚取了小市民的眼泪，它的最终的目的——艺术价值，是一定非常低下的。”

12月28日《新民晚报》上王戎的《是中国的又怎么样》》：

“在中国这块被凌辱了千百年的土地上，到处都是脓疱，到处都是疔疤。一个艺术工作者，是不是就玩弄、欣赏、描写、反映这些脓疮与疔疤呢？这是不应该的。而张爱玲却是如此地写出了《太太万岁》。”

而洪深在沉默了整个月之后，大概是迫于压力，也提笔自己打自己嘴巴地写了一篇《恕我不愿领受这番盛情》发在自己主编的《大公报》1948年1月7日《戏剧与电影》版上：

“在我出其不意地收到《〈太太万岁〉题记》那篇稿子的时候，我不是不解这是作家对于自己作品的自我欣赏。但因它或多或少地记录了一个作者的工作经验，又且或少或多地透露了一个作者的写作心情，应可帮助批评者更确准地更充盈地理解作者的戏剧创作我便欣然把它发排。”

开篇先解释并开脱了自己，接着将《太太万岁》批得一无是处，很违心地声称“它不够成为‘高级喜剧’！因为高级喜剧应当是对人生的‘健全与清明的批评……《太太万岁》够不上是真正的喜剧！”最后，他又点出了写这篇文章的原故，很接近于现在小学生们的“写检讨”或是“决心书”之类的东西：

“卅六年（1947年）十二月十二日本埠《时代日报》‘新生’版胡坷先生所作‘抒愤’一文，随时随事鞭策我，劝告我勿轻于褒扬，以致引起预期的流弊，言者的用意与友情，我是感激的。但我乃不能不有那年老人的幻想——‘人老先从哪里老？’先从‘头脑’老！——我以为一个人‘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不是不可能的。我至少此刻不急欲支持剧坛中某某人的‘从前’与‘今日’，完全否定他或她的‘以后’。我还在幻想着，他们会慢慢地懂得重视每个人自己的戏剧工作的教育作用与社会效果的！”

文人无行，至此为极！然而也是够悲哀的了。

在《大公报》同日同版，还有一篇显见是胡坷化名的“莘薤”的《我们不乞求也不施舍廉价的怜悯》，以女人也即“太太”的口吻再次实施人身攻击：“穿了美国货的高跟鞋是否遮掩得了缠过的小脚，玲珑镂空的花鞋样能够时新到几时？死去的骸骨是否还应该迷恋？拦住路的活尸是否能活一万年？”翻来覆去，还是那几个词儿，无非小脚、活尸，岂不知他在这样叫骂着的时候，已经成了一具徒有形骸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

究竟“胡坷”是何阿物儿，今天已经不得而知，但无疑他是具有相当势力的，不仅可以左右评论的导向，而且可以让“著名剧作家”洪深这样的大人物前矛后盾，语无伦次，可见权势之威！

我无法设想洪深写这篇文章时的心情——他自己相信自己所说的话么？

后世提起洪深，莫不称之为“伟大的剧作家”、“著名影剧人”，给予极高评价，若是他的信徒们乃至他自己，重新看到这前后判若两人的影评，不知道又该作何感想？

那么，《太太万岁》真的是“艺术价值低下”么？它到底算不算得是一部“高级喜剧”，一部“真正的喜剧”呢？

法国电影评论家扬·托平曾指出这“是一部相当出色的风俗喜剧”；《亚洲周刊》在一九九九年评出二十世纪一百部中文电影中，就包括了《太太万岁》——是当时的影评家们瞎了眼，还是那时文艺批评的标尺和后来不一样？

不过这已都是后话。只说隔年在无锡，文华老板吴性栽邀请张爱玲、桑弧、龚之方、唐大郎等人在太湖游船，吃“船菜”。船菜是地方特色，鱼虾在太湖中现打捞现涮洗，当场烹煮。张爱玲吃得津津有味，连赞“别致”。

船至湖心时，迎面也驶来一条船，众语喧哗声中，吴性栽听出其中一位是洪深，便叫船老大驶过去，叫了一声，果然不错。两船捱近，洪深搭手跳过来，参与到船菜席中，见了张爱玲，多少有些尴尬。然而张爱玲却十分理解他处境为难，对影评的事一字不提，只是同他探讨一些文学艺术的问题，还谈得很投机。

多年后提起这一幕，龚之方等人感慨不已，张爱玲却只说对船菜“印象深刻”，洪深的事，缄口不提。

那么，她从不提起的侠义大度之举还有多少不为人知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