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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倘若她留在中国（第2页）

子静不禁鼻酸，眼圈发红——他这年二十六岁，已经十多年没和母亲一起吃饭了。

过了几日，张子静果然依约来到重华新村二楼十一号找母亲“吃饭”，这是坐落在南京西路梅龙镇酒家弄堂内的公寓楼，两房一厅的典型格局，一梯两户，没有电梯，窗子沿街。姑姑和姐姐都出去了，只有母亲在家。

吃饭的时候，黄逸梵一直看着儿子，仿佛看不够，不时问：“要再添饭不？合不合口味？平时是吃几碗饭？”从饮食居行一直问到婚姻大事上来。

子静窘了片刻，老老实实地说：“我想等有了较好的工作和收入，积蓄一点钱再做打算。”

“没有恋爱么？”

“没有恋爱。”

“没有中意的女孩？”

“没，没想过。”

黄逸梵看儿子实在是窘，便转而问起工作的情形，听他答待遇还不错，颇觉安慰，又叮嘱他如何与上司和同事相处。慈母拳拳之心溢于言表，然而她能为子女做的实在有限。

这次见面，让张子静久失母爱的心颇觉安慰，可惜只是匆匆一会，又要回扬州了。

临行前向父亲要钱，张廷重竟然若无其事地说：“已经花掉了呀！你自己想办法好啦。”张子静气得青筋暴露，然而他从来都不是一个刚性的人，也只有委委屈屈地忍气吞声，向朋友借钱买了车票。

回去的路上，他看着滔滔流过的风景，想着母亲的柔情与父亲的冷血，不禁泪流满面。

我的灵魂也在哭泣，不止是为他，而是为了这动**的人世。

都是孤独的，又何止张子静，甚至爱玲呢？他们的漂泊了一生的母亲，沉迷于鸦片的父亲，甚至一生无所出的继母，又有谁是快乐幸福的？

不久，张廷重卖掉了上海最后一处房产，得手一笔美钞和黄金。八月，国民党政府进行“币制改革”，发行大面额金圆券，一时物价飞涨，人心惶惶，张廷重也坐不住了，虽然亲友们都劝他把美钞和黄金藏在手边，要用的时候再一点点地换。然而他不听，全部换成了金圆券。

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日是，国民党政府为了防止通货膨胀，通令“限价”，张廷重手里的钱成了废纸，只得再次搬家，搬到江苏路一间只有十四平米的小房间里，又小又简陋，是亭子间加盖的，厨厕都需与同楼的十多户人家共用，比他家从前的佣人房还不如——他大概生下来到现在，也从未吃过这样的苦。

这时候，鸦片不戒也不行了——他倒是不等新中国来到，便洗心革面，做了一个新的人。

这年子静再次从无锡回上海，又去看母亲，见了面，说起自己只能在同学家暂住的苦楚，忍不住抱怨。黄逸梵也说，上海环境实在太坏，也太吵了，让她老是静不下心来，也让爱玲无法写作。

子静以为母亲不喜欢重华新村处在闹市，房间又小，于是建议：“不如好好找所房子，从此定居，可以把姐姐接来一起住，以后我回上海时也有个安身之处。”

黄逸梵仍然淡漠地说：“上海的环静太肮脏，我住不惯，还是国外环境比较干净，不打算回来定居了。”

子静仍未听出这话的弦外之音，只觉理由牵强——环境肮脏？他可不觉得。他生于斯长于斯，将来大概也要老于斯死于斯，他可没母亲和姐姐那么敏感，也没她们那么有本事，更是从来没有打算要离开。他想母亲在国外是不是有了要好的男朋友，或者准备在国外再婚也说不定。只是问不出口，想着以后再说吧。

他哪里想到，这竟是最后一次见到母亲——黄逸梵不久再次出国，再也没有回来过。

张子静在回忆录里悲哀地写着：“一九三八年，我姊姊逃出了我父亲的家。一九四八年，我母亲离开了中国。她们都没有再回头。”一咏三叹，痛心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