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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张爱玲与胡适的交往，堪称文坛最感人的一段佳话。

一九五四年《秧歌》中文本出版，张爱玲拿到样书后，先寄了一本给远在美国的胡适先生。

她这样做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这本书在技巧上是个新的尝试，努力做到胡适在评《海上花》里所称许过的“平淡而近自然”；二是因为她正在努力筹划去美国，到时或可与胡适相见，这本书就权作敲门砖了，这便如同当年她抱着《第一炉香》和《第二炉香》的手稿拜见周瘦鹃一样。

张爱玲在给胡适的信中说：“很久以前我读到您写的《醒世姻缘》和《海上花》的考证，后来我找了这两部小说来看，这些年来前后不知看了多少遍，自己以为得到不少益处。很希望你肯看一遍《秧歌》。假使你认为稍稍有一点接近‘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那我就太高兴了。这本书我还写了一个英文本，由Suibueio出版，大概还有几个月，等印出来了我再寄来请您指正。”

《海上花》之于《秧歌》的最大影响体现在文风和结构两个方面：

前者自是张爱玲一再重复的“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后者则是指穿插的写法和切入的视角——《海上花》是通过一个外乡少年赵朴斋在上海的见闻来描写风月生活的；而《秧歌》亦是通过月香和顾冈的视角来看乡村生活。月香在上海做帮佣，做了许多年，已经不再是一个地道的乡下人；导演顾冈来乡下冬学里教书，搜集电影创作题材，更是上海人看农村，他看到了难以想象的饥饿与贫穷，然而“无法打听这到底是这几个县份的局部情形，还是广大的地区共同的现象。报纸上是从来没有提过一个字，说这一带地方——或是国内任何地方——发生了饥饿。他有一种奇异的虚空之感，就像是他跳出了时间与空间，生活是一个不存在的地方。”

通过这种特殊视角的切入与剪裁，张爱玲使自己的笔锋避开了那种因为疏于生活原型而会遇到的诸如取材不便之类的种种阻碍。就像她后来在《海上花》的译后序里总结的：“刘半农惋惜此书没多写点下等妓院，而掉转笔锋写官场清客。我想这是因为刘先生自己不写小说，不知道写小说有时候只要剪裁得当，予人的印象仿佛对题材非常熟悉；其实韩子云对下等妓院恐怕知道的尽于此矣。”是替韩子云解释，也是夫子自道。

她通篇都使用着一种白描的手法，极少抒情议论，掺杂主观意见——当然她的视角是主观的，没有人能够真正客观地描写人情世故，连摄影师的镜头都带着主观的色彩，去截取和表现他所想表现的。

然而这在文风上的确是她的一个可喜的改变。

不久，她收到了胡适的回信——

爱玲女士：

谢谢你十月二十五日的信和你的小说《秧歌》！请你恕我这许久没给你写信。

你这本《秧歌》，我仔细看了两遍，我很高兴能看见这本很有文学价值的作品。你自己说的“有一点接近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我认为你在这个方面已做到了很成功的地步！这本小说，从头到尾，写的是“饥饿”——也许你曾想到用《饿》做书名，写的真好，真有“平淡而近自然”的细致工夫。

你写月香回家后的第一顿“稠粥”，已很动人了。后来加上一位从城市来忍不得饿的顾先生，你写他背人偷吃镇上带回来的东西的情形，真使我很佩服。我最佩服你写他出门去丢蛋壳和枣核的一段，和“从来没注意到（小麻饼）吃起来喀嗤喀嗤，响得那么厉害”一段。这几段也许还有人容易欣赏。下面写阿招挨打的一段，我怕读者也许不见得一读就能了解了。

你写人情，也很细致，也能做到“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如131-132页写的那条棉被，如175、189页写的那件棉袄，都是很成功的。189页写棉袄的一段真写得好，使我很感动。

“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是很难得一般读者的赏识的。《海上花》就是一个久被埋没的好例子。你这本小说出版后，得到什么评论？我很想知道一二。

你的英文本，将来我一定特别留意。中文本可否请你多寄两三本来，我要介绍给一些朋友看看。

书中160页“他爹今年八十了，我都八十一了”，与205页的“六十八喽”相差太远，似是小误。76页“在被窝里点着蜡烛”，似乎也可删。

以上说的话，是一个不曾做文艺创作的人的胡说，请你不要见笑。我读了你的十月的信上说的“很久以前我读你写的《醒世姻缘》与《海上花》的考证，印象非常深，后来找了这两部小说来看，这些年来，前后不知看了多少遍，自己以为得到了不少益处。”——我读了这几句话，又读了你的小说，我真很感觉高兴！如果我提倡这两部小说的效果单止产生了你这一本《秧歌》，我也应该十分满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