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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这本小说之前，还写了些什么书？如方便时，我很想看看。

匆匆敬祝平安

胡适敬上一九五五、一、廿五

胡适在信中提到小说里多处精彩的描写，那恰也是我最喜欢的几个段落，看完后一再地学给身边的人听。因篇幅有限，不能一一附录，然而最精彩的“棉袄”一段是曾令我落泪的，不抄不快。那段写的是月香与丈夫参与抢粮，女儿被拥挤的人群踩死了，丈夫也腿部中枪。他们逃到山上，她把棉袄裹着他叫他倚在树下歇息，自己下山向他嫁到周村的妹子求助，却被拒绝，只好又回山上找他，找来找去找不见，简直怀疑他是不是被狼吃了，这时候却看见了他和她的棉袄。

“她用麻木的冰冷的手指从那棵树上取下一包衣服，是他的棉袄，把两只袖子挽在一起打了个结，成为一个整齐的包袱。里面很小心地包着她的棉袄，在这一刹那间，她完全明白了，就像是听见他亲口和她说话一样。

那苍白的明亮的溪水在她脚底下混混流着。他把他的棉裤穿了去了，因为反正已经撕破了，染上了许多血迹，没有用了。但是他那件棉袄虽然破旧，还可以穿穿，所以留下来给她。

他要她一个人走，不愿意带累她。他一定是知道他受的伤很重，虽然她一直不肯承认。他并没有说什么，但是她现在回想着，刚才她正要走开的时候，先给他靠在树根上坐稳了，她刚站直了身子，忽然觉得他的手握住了她的脚踝，那时候仿佛觉得那是一种稚气的冲动，他紧紧地握住了不放手，就像是不愿意让她走似的。现在她知道了，那是因为他在那一刹那间又觉得心里不能决定。他的手指箍在她的腿腕上，那感觉是那样真确，实在，那一刹那的时间仿佛近在眼前，然而已经是永远无法掌握了，使她简直难受得要发狂。

她站在那里许久，一动也不动。然后她终于穿上她的棉袄，扣上了钮子。她把他那件棉袄披在身上，把两只袖子在领下松松地打了个结。那旧棉袄越穿越薄，僵硬地竖在她的脸庞四周。她把面颊凑在上面揉擦着。”

张爱玲描写得这样平实，同她以往绮丽浓艳的文风截然不同，这是她努力求变的明证，却被人别有用心地说成是“退步”，“文思枯竭”，“出国之后再无佳作”，真不知那些人的眼睛是怎样长的。

胡适在信里提出的多处小瑕疵，张爱玲在后来的再版中一一做了订正，并在1955年2月回复胡适的信中写道：

“我寄了五本《秧歌》来。别的作品我本来不想寄来的，因为实在是坏——绝对不是客气话，实在是坏。但是您既然问起，我还是寄了来，您随便翻翻，看不下去就丢下。一本小说集，是十年前写的，去年在香港再版。散文集《流言》也是以前写的，我这次离开上海的时候很匆促，一本也没带，这是香港的盗印本，印得非常恶劣。还有一本《赤地之恋》，是在《秧歌》以后写的，因为要顾到东南亚一般读者的兴味，自己很不满意。而销路虽然不像《秧歌》那样惨，也并不见得好。”

——就因为这句“自己很不满意。而销路虽然不像《秧歌》那样惨，也并不见得好。”使得后来许多的内地批评者认定《秧歌》与《赤地之恋》反响平平，并且说连张爱玲自己也不喜欢这两本书，这真让人哭笑不得。

其实《秧歌》固然算不得畅销书，却是常销书，它的外语版权卖出了23种，光是这个数字已经令多少大家巨著望尘莫及。而且张爱玲也在信里说自己别的作品“实在是坏——绝对不是客气话，实在是坏。”这些作品里也包括了《金锁记》和《倾城之恋》，那么批评家们是否也要一并肯定张爱玲的自谦之语，从而否定这些作品的存在价值呢？

张爱玲又写道：

“《醒世姻缘》和《海上花》一个写得浓，一个写得淡，但是同样是最好的写实的作品。我常常替它们不平，总觉得它们应当是世界名著。《海上花》虽然不是没有缺陷的，像《红楼梦》没有写完也未始不是一个缺陷。缺陷的性质虽然不同，但无论如何，都不是完整的作品。我一直有一个志愿，希望将来能把《海上花》和《醒世姻缘》译成英文。里面对白的语气非常难译，但是也并不是绝对不能译的。我本来不想在这里提起的，因为您或者会担忧，觉得我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会糟蹋了原著。但是我不过是有这样一个愿望，眼前我还是想多写一点东西。如果有一天我真打算实行的话，一定会先译半回寄了来，让您看行不行。”

后来，她到底译了《海上花》白话本，然而胡适已经看不到了，这真是令人抱憾。她在多年后写了《忆胡适之》，一唱三叹，百转千回：

“看到噩耗，只惘惘的。是因为本来已经是历史上的人物？我当时不过想着，在宴会上演讲后突然逝世，也就是从前所谓无疾而终，是真有福气。以他的为人，也是应当的。

直到去年我想译《海上花》，早几年不但可以请适之先生帮忙介绍，而且我想他会感到高兴的，这才真正觉得适之先生不在了。往往一想起来眼睛背后一阵热，眼泪也流不出来。要不是现在有机会译这本书，根本也不会写这篇东西，因为那种怆惶与恐怖太大了，想都不愿意朝上面想。”

看张爱玲的《忆胡适之》，我的眼圈一直是红的。尤其因为文章里引用了两个人的书信来往，他们的形象就在那字里行间显露得清楚生动，比他们的小说和散文里表现出来的他们更“平淡而自然”，也更真实。

一个已经是大师，却自谦“没搞过文艺创作的人”，那时的胡适许是并不知道张爱玲在上海的文名，因为还要问她以前是否写过东西，寄来看看，然而他仍然一惯的谦和，是真的虚怀若谷；那时的张爱玲已经一红倾城，可是面对自己的偶像，完全是个小学生，仿佛又回到了周瘦鹃的门前徘徊，拿着第一炉香的手稿第一次敲门——两个人，一样的可爱，一样的可敬，令人“不胜低回”。

而最让我感动的，还是胡适曾寄还给张爱玲的一本《秧歌》，通篇圈圈点点，做了许多评注，又在扉页上题字。张爱玲说，震动得无法言语，写都无法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