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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永失我爱（第1页）

第十八章永失我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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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灵魂行走在人世的上空，看到红尘滚滚人头涌涌，觉得无比的疲惫，窒息。于是，也更加理解张爱玲。

她对于拥挤的承受能力显然比我更低十倍，而对于孤独的需求空间则比我更大百倍。是以她在她的最后时间里选择了一种自闭的生存方式，与世隔绝。

当然，在她的刻意而完整的孤独之前，也曾是经过了一番努力与挣扎的。

那是一九六六年，她的英文自传《雷峰塔》和《易经》完成后，四处投递，却始终卖不掉。而高额的医药费如债主般逼上门来，于是不得不向当时正在美国大学教书的年轻讲师刘绍铭求助，托他为自己在大学里谋一份差事。

刘绍铭曾以《落难才女张爱玲》为题撰文，回忆说，“张爱玲那段日子不好过，我早从夏志清先生那里得知。这也是说，在初次跟她见面前，我已准备了要尽微力，能帮她什么就帮什么。”

——张爱玲的日子不好过，竟然成了美国华人圈子里公开的秘密，听来真令人唏嘘！

从前在上海，有一次爱玲去舅舅家，舅母看她衣衫单薄，随口说：“改天翻箱子找两件你表姐的旧衣服送你穿。”她一愣，强烈的自卑感与自尊心同时发作，涨红了脸说：“不，不，真的，舅母不要！”连眼泪也滚下来了。心里说：何时轮到我被周济了呢！

然而如今的事实却不得不叫她低头——在她回美国后不久，赖雅在从华盛顿国会图书馆回家的路上摔了一跤，导致瘫痪。爱玲日以继夜地守候着他，在起居室里支起一张军用床，一边写作，一边护理。而这期间，他们的生活来源就是张爱玲的版税，加上赖雅每月五十二美元的社会福利金。

为了节源开流，她只得把家从皇家庭院的简朴公寓搬到黑人区中的政府廉价租屋肯德基院（KentuckyCourt），同时到处寻找工作机会，贴补家用。

那时，麦卡锡已从台北调回美国，供职于“美国之音”，通过他的介绍，张爱玲得到了一些写广播剧本的机会，这包括陈纪滢的《荻村传》和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的成名作《伊凡生命中的一天》及《玛曲昂娜的家》等。

负责接洽约稿工作的“美国之音”中文部编辑高克毅后来在《张爱玲的广播剧》一文中回忆了自己与张爱玲的三次见面：

“第一次，她到华府西南区‘美国之音’的总部来交稿，果然是一位害羞、内向的女作家，她不肯涉足我们的办公室。我接到外边接待处的电话，出来迎迓，只见一位身段苗条，穿着黑色（也许是墨绿）西洋时装的中年女士，在外厅里徘徊，一面东张西望，观看四壁的图画。那天我回家告诉太太，梅卿说：‘啊呀！张爱玲是我在上海圣玛利的中学同学呀。’当时我们就跟她接头，要请她吃饭聚一聚，可是被她委婉而肯定地推辞掉。”

——张爱玲素来内向，不喜见人，推拒约会也是意料中事。不过她对母校情感深厚，难得他乡遇故知，却连旧同学之约也推掉，除了生性孤僻之外，我猜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她这段时间生活窘困、自觉潦倒，故而不愿应酬他人，免得那些“同学少年都不贱”的故人再给她来一下狠的。何况，席间大家叙旧之际难免问起现状，让她如何向人交代自己瘫痪在床的丈夫与穷困到要改写广播剧来谋生的窘况呢？而且吃饭之后，要不要还请？要不要礼尚往来？这些，都是注重礼仪的张爱玲所深为忌讳的。

宁为人知，勿为人见。张爱玲知道，人们对于她一向是有着许多传言的，而她因为向来觉得自己乏善足陈，难得有些什么给人家讲，倒也不愿意去分辩。不过要她自己登台演说，有问必答，却是做不出来的。

嫁给一个年长三十岁的过气作家，总不是什么光荣的事吧？老已经够难堪的了，还要穷；只是穷也还捱得过，还要病；别的病也罢了，又是中风，而且瘫痪，真是说起来也觉得腻烦。

人与人之间最安全的距离就是最好只是相识，而没有关系。一旦人们的关系被某种概念所定义，就会不安全而且有压力，诸如同事、同学、朋友、亲戚、上下级、合作方，甚至夫妻、家人、对手、仇人……倘若这些关系不得不发生，那么惟一可以做的就是刻意维持空间的距离，将交往机会与危险系数降至最低。

高克毅接下来的回忆可以佐证我的这一猜测——

“第二次，也是为了谈稿子的事，我去东南区宾夕法尼亚大道附近她和她先生租居的公寓，登门造访。我以为总可瞻仰一下那位老作家的丰采，也就是跟张爱玲在麦克道威尔文艺营结识以至结婚的赖雅先生。可是她告诉我，他卧病在床，不能会客。”

——“不能”会客是原因，“不愿”会客是根本。这时的赖雅已经病入膏肓，原本健壮的他如今瘦得皮包骨头，是脱水的圣诞老人。不要说高克毅这样的“无谓闲人”，有一天他的表亲哈勃许塔脱来探望他，往日热情好客又喜欢说话的赖雅尚且一言不发，把头默默地转向墙壁——骄傲的赖雅与张爱玲，都不愿意面对旁人惊讶而怜悯的目光，不愿意把自己的伤口**裸地展现人前。

至于高克毅与张爱玲的第三次见面，也就是前文提及的夏志清与张爱玲的第二次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