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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永失我爱（第2页）

“第三次，也是值得回味的一次，那年‘亚洲学会’在华盛顿举行年会。夏志清兄从纽约来宣读《西游记》论文，他的兄长夏济安从台北来美不久，也自加州赶来开会，并提出讨论《西游补》的论文，哥儿俩珠联璧合。我的同事吴鲁芹是夏氏昆仲的好友，告诉我他们很想一见张爱玲。我于是在会后约了他们两位，还有老友加大教授陈世骧，驾车同往东南区，好不容易接了张爱玲出来。我同济安是初次也是惟一的一次见面。我早年曾为上海《西风》杂志撰稿；济安在车上说，他也经常投稿该杂志，用的是笔名‘夏楚’。我们两人同声记起，张爱玲在《西风》上登过一篇文章《我的天才梦》。”

命运，总是在不知不觉的街口拐弯，高克毅这个人的出现，仿佛只是为了促成夏志清与张爱玲的重逢，此后，他的任务完成，再也没有见过张爱玲；而夏志清，却与张爱玲的友谊维持终生……

改编广播剧的菲薄收入对于应付日常消费与赖雅的医疗费无异杯水车薪，张爱玲不得不四处求助，想再多找几份工作，得到一份相对稳定的收入。刘绍铭辛酸地记述，“如果不是在美举目无亲，她断不会贸贸然的开口向我们三个初出道的毛头小子求助，托我们替她留意适当的差事。”

这里的“三个毛头小子”，指的是刘绍铭、庄信正、和胡耀恒。那是1966年6月，刘绍铭时任威斯康辛大学驻校讲师，与张爱玲同获邀请参加印第安那大学中西文学关系研讨会，而庄与胡当时都是印第安那大学的研究生，他们三人在会后一起去客房拜访了张爱玲。刘绍铭回忆：“那天，张爱玲穿的是旗袍，身段纤小，叫人看了总会觉得，这么一个‘临水照花’女子，应受到保护。”

其实张爱玲身形高挑，纤则“纤”矣，小却不“小”。想来所以会给刘绍铭留下这样的印象，是因为她的“窘”与“弱”落在他眼中，有一种“寒酸”的感觉，连个子都跟着“小”起来。

对于这些钻研学问的人而言，最“适当的差事”当然是教书，然而要在美国大学教书，总得有个博士学位，连学士、硕士都不管用。可是张爱玲别说博士学位了，由于在香港大学两进两出，连张正规的大学毕业证书也没有，因此找差事十分困难。而张爱玲与香港大学的梁子也就是这么结下的——她一再写信回港大要求校方出示学历证明，明明只是举手之劳，港大却偏不肯行以方便。

幸好皇天不负有心人，在刘绍铭发出的多封求助信中，终于有一封得到了肯定的回复，即是他从前在迈阿密大学任教时的老板JohnBadgley教授，愿意请张爱玲驻校七个半月，月薪千元。而刘绍铭一九六四年在迈阿密拿的讲师年薪是七千元，合月薪不足六百，除房租和日常开支外，还可分期付款买二手汽车。相比看来，张爱玲在迈阿密的待遇还是不错的。

然而带着老公上班显然是不方便的，张爱玲因此曾试图委托霏丝暂时照顾赖雅，却被生硬地拒绝了。

霏丝且很不客气地说：“我也要上班，还有两个十多岁的儿子要照顾。你不能这样把他留给我就走人！你在当初和他结婚的时候就应该晓得他的健康情况！”——她分明在暗示，张爱玲嫁给赖雅另有谋图，是为了谋一张绿卡！

张爱玲一言不发。她一直都明白，她是孤独的、孤独地行走在这个世界上，无人可以分担她的痛苦。她果断地带着瘫痪的赖雅离开了华盛顿，霏丝再来的时候，只看到几个纸箱和张爱玲的一张字条：“我带不走所有的东西，这几箱垃圾麻烦你帮忙处理——最后一件事！”

霏丝打开纸箱，里面竟然都是父亲的手稿和日记，她气愤地说：“她把它丢在这里当垃圾！”

——很多人把这理解成张爱玲对赖雅作品的不尊重，然而我却以为，这是她的无言的抗议，是给霏丝的最直白的回复：我对你父亲，毫无所图。我已经把他的所有财产提前留给了你！

张爱玲是于1966年9月来到大学所在地的俄亥俄州牛津市的，然而一到就得罪了校长。她在9月20日写给刘绍铭的信中写道：“病倒了，但精神还可支撑赴校长为我而设的晚宴，去了，结果也糟透了。我真的很容易开罪人。要是面对的是一大伙人，那更糟。这正是我害怕的，把你为我在这儿建立的友好关系一笔勾销。”

事后刘绍铭向朋友打听，朋友说那天校长专为她接风设宴，而张爱玲迟迟赴会还不算，到场后还冷冷淡淡，爱理不理，显见是不会做人。

而且又不习惯于遵守规矩，不懂得“要坐在办公室里看书”这最起码的演技——“周曾转话来叫我每天去office坐，看看书。我看书总是吃饭与休息的时候看。如衣冠整齐，走一里多路到MaCrackerHall坐着看书，再走回来，休息一下，一天工夫倒去了大半天，一事无成。”

她的的确确是不大适合OL工作的。无论白领金领，都不是张爱玲的风格。

她从前说过：“教书不止程度要好，还得会表达，能把肚子里的墨水说出来——这种事情我做不来。”现在逼上梁山，终究还是“做不来”。

继迈阿密大学驻校作家之后，张爱玲的第二份工作是在哈佛大学雷德克里芙女子学院，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下翻译晚清小说《海上花列传》。这次，是得益于夏志清的推荐。

抵达不久，即1967年10月8日，赖雅在麻州病逝，遗体火化后没有举行葬礼，骨灰转交给霏丝安葬——张爱玲是不喜欢身外物与身后仪式的，她对自己这样，对自己至亲的人也是这样。

在张爱玲的所有文字中，提到赖雅之处极少，连《对照记》中也缺席，只有她身后“出土”的《小团圆》里有两页纸轻描淡写了她在美国堕胎的经历，赖雅一边吃烤鸡一边等她发作的情形，留给我难以言喻的触痛。

然而她在给台湾作家朱西宁的信中却写道：“赖雅不是画家，是文人，也有人认为他好。譬如美国出版《秧歌》的那家公司，给我预支一千元版税，同一时期给他一部未完的小说预支三千。我不看他写的东西，他总是说：‘I'mgoodpany。’（我是个好伴侣。）他是粗线条的人，爱交朋友，不像我，但是我们很接近，一句话还没说完，已经觉得多余。”

又说：“我结婚本来不是为了生活，也不是为了寂寞，不过是单纯的喜欢他这人。”

——我也希望是那样。如果是那样，一切的苦，也都还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