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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兰成与朱家两代人的交往，最值得称道的还是与朱天文亦师亦友的忘年交。

朱天文，一九五六年出生于台北，十五、六岁即在文坛崭露头角，大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势，她的小说集《炎夏之都》、《世纪末的华丽》，散文集《花忆前身》，剧本集《悲情城市》，在内地都有出版。然而真正令大陆读者对她耳熟能详的，是由她编剧、侯孝贤导演的电影作品，无一部不大红特紫，成为时代经典。

我是为了张爱玲去看胡兰成的，又为了胡兰成去看朱天文，然而却并非为了朱天文看侯孝贤——看侯孝贤还在胡兰成之前呢，是自电影《海上花》开始——那样遥远、安静、华丽、细腻的一部吴语片，被侯孝贤拍得如梦如幻，让人在那两个小时里完全忘记自我，而恍如置身于世纪初华丽异美的长三堂子中。从那以后便迷上了侯孝贤，见碟便买，却没有留意到：侯孝贤与朱天文这两条线竟在这里交集了。《海上花》的编剧，亦是朱天文——难怪！

有人说，侯孝贤是最能坚持个人风格的导演。但是我却认为，侯孝贤的坚持，有相当大一部分是缘于朱天文的坚持。与其说朱天文是侯孝贤的御用编剧，不如说侯孝贤是朱天文的御用导演。

且看他们的合作年表：1983年，朱天文将自己的获奖小说《小毕的故事》与侯孝贤首次合作，改编成剧本搬上银幕，获第二十届台湾金马奖最佳改编剧本奖；同年《风柜来的人》获法国南特三大洲影展最佳作品奖；《冬冬的暑假》1984获第三十届亚太影展最佳导演奖、瑞士罗迦诺国际影展特别推荐奖，法国南特三大洲影展最佳作品奖；《童年往事》1985年获第二十二届台湾金马奖最佳原著剧本奖、第6届夏威夷国际影展评委特别奖、荷兰鹿特丹国际影展非欧美电影最佳作品奖；《恋恋风尘》1987获法国南特三大洲影展最佳摄影、最佳音乐奖、葡萄牙特利亚国际影展最佳导演奖；《尼罗河女儿》1987获意大利都灵第五届国际青年影展影评人特别奖；《悲情城市》1989获意大利第四十六届威尼斯国际影展金狮奖；《戏梦人生》1993获夏纳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奖、比利时根特国际影展最佳音乐效果奖等；《好男好女》1995年获第三十二届台湾金马奖最佳编剧奖……

从作家到编剧这条路也是张爱玲走过的，而朱天文在编剧的路上，无疑比张爱玲走得更远，更成功。

1982年11月27日早晨，朱天文第一次给侯孝贤交剧本，地点是台湾基隆路辛亥路十字路口。朱天文写：

“那天天气转寒，侯先生的长袖衬衫外加了件帆布绿太空背心，上班时间车如流水，他穿过红绿灯走回车子去，太空背心让风一吹鼓成了片扬帆，饱饱的横渡过车流，真是满载了一船才气的！”

这描写多么熟悉，像极了张爱玲写最后一次见胡适。可见那渗入骨髓的影响。

奇怪的是朱天文却从没有试图将张爱玲的小说改编成电影，《海上花》算是擦边，虽与张爱玲有关，却毕竟是韩子云的故事。她父亲朱西宁曾经评价张爱玲为香港电懋编剧的几部电影：“从制片、而导演、而演员，都是那样庸俗得叫人不能忍受的港片，那种从战后中国电影黄金时代往回退化到默片时代还不如的幼稚、低劣，而且纯粹的商品化作风，真的，我是毫无信心，并且害怕把张爱玲的编剧糟踢成不知甚么样子，我是绝不敢去看那种庸才残杀天才的罪行的。”

——也许，便是因为这种过度敬爱引起的畏惧，才使得朱天文禁笔于张爱玲，生怕犯下“庸才残杀天才的罪行”吧？

朱天文自称从十二三岁开始看张爱玲，不但仰慕其文，而且倾心其人，刻意模仿，“单是张爱玲和父亲的通信，我翻来覆去看得差不多会背了”，“我在学张爱玲，学我以为的特立独行，不受规范。”“漫长青春期的尴尬、别扭，拿自己不知怎么好的，似乎都有了张爱玲形象做靠山，故此一味怪去，有正当性，理直气壮得很。”

一九七五年随父亲赴华冈拜访，是她第一次见到胡兰成，也是间接的与张爱玲的一次亲密接触，“见不到张爱玲，见见胡兰成也好”。及至真见到了，却有些茫茫的，竟是空白无所感。

隔了许久，再看见那本《今生今世》时，才顺手抄来一看，只觉石破天惊，云垂海立，非常之悲哀，有许多不得不说的感慨要发泄出来。于是提起笔洋洋洒洒写了一封长信给胡兰成，寄了，便不再当回事，因为并不指望他还在台湾，更没指望他能收到，只当瓶中书那样投递一段心事而已。

不料胡兰成很快地回信了，并且想把天文的信当作正要付印的台湾版《今生今世》的序。朱西宁一听大惊，急忙修书阻止，胡兰成只好作罢，回说：“若做代序，当然是先要问过你的，请放心。”

这是朱天文与胡兰成文字交往的开始。此后，朱家姐妹又多次上阳明山拜见胡兰成，受益良多。胡兰成且写了长信与朱西宁，对朱家姐妹花的作品高度溢美：“你们两位的写法都受张爱玲的影响……我亦如此，若不得张爱玲的启发，将不会有《今生今世》的文章写法。由此可见张爱玲确是开现代中国文章风气的伟人。我和你们都受她的影响乃是好事，因为受影响而并不被拘束，可以与她相异，亦自然与之相异……”这样写了四大张稿纸。

天文在大学二年级时，忽然想休学，胡兰成听了，敛容危坐半晌，认真地劝她还是读下去的好，且说：“英雄美人并不想着自己要做英雄美人的，他甚至是要去迎合世俗——只是迎合不上。”

朱天文回忆说：“英雄美人，一向滥腔负面的字义，讲在胡老师口中如此当然，又不当然，听觉上真是刺激。”后来她写《一杯看剑气》，文中便有“所以英雄美人的私意，是他自己的，也同时是天下的”这样的句子，显见是受了胡兰成的“刺激”所致。

一九七六年，朱天文、朱天心姐妹各有一篇小说入选《现代最杰出青年作家小说选》，按规定每人需要找一位评论家评介，她们便请了胡兰成。然而稿子写好，却不能用——给退稿了！可见当时台湾文坛对胡兰成封杀之重。

然而胡兰成生性大而化之，是最能苦中作乐的。他曾对天文姐妹讲修行的重要性，认为刚烈而没有修行，至终不过粗粝化了，会像老树枯枝的一折即断——套一句俗话，便是所谓“大丈夫能屈能伸”、“识时务者为俊杰”。他那时正埋头写《碧严录新语》（即《禅是一枝花》），趁机修心养性——这是一本讨论禅宗典故的书，不心静也不行。他在书的自序里写道：“我读禅宗的书，直觉地知道禅非创自达摩，禅自是中国的思想，非印度所有。”“我希望我此书写禅的思想，亦有一种风日洒然。”确有独家之见。

朱天文在《禅是一枝花》的序中写：

“胡老师解这段‘翠岩眉毛’公案，正是他离开文化学院，移居我们家隔壁写书，每礼拜六晚上讲《易经》的时候。一九七六年五月搬来，至十一月离台返日，完成了《禅是一枝花》，一百则公案一条一条解明，他是在众谤声中安静写完此书的。”

那段时间，胡兰成每日清晨即起，先写一节碧严录新语，打一回太极拳，再冲个冷水澡，这才踱来朱家讨报纸看，国内外新闻只略扫一眼，武侠小说连载则每天必看。

天文姐妹往往偷懒到中午才肯起床，看见胡老师来了，天心大声喊“胡爷”，胡兰成答应得很痛快；天文却踌躇，不肯轻易定了辈份，想来想去，只叫“胡老师”。

她同胡兰成去兴隆居吃豆浆，沿着山边走，胡兰成一路踩着涧中溪水作戏，比她更童心炽热，哪里像“爷”？看到涧边开着粉红小花，胡兰成指着说：“粉红是天文的颜色。”她便觉得开开心心。

大家说起诗经，念到《西洲曲》，一句“垂手明如玉”，胡兰成又说：“这是写的天文小姐哩。”也叫她高兴，觉得一直甜入心里去。

她有时帮胡兰成擦地板，被夸奖能干，那夸奖也与常人不同，他吟一句刘禹锡的诗来形容她：“银钏金钗来负水。”又赞叹：“劳动也是这么贵气。”

——他真是懂得女人，更懂得欣赏女人，尤其他们隔了这样的年纪，便只是欣赏，益发教她觉得珍稀难得。胡兰成于她，是老师，是长辈，亦是知己朋友，惟从来都不是老人。

“那时候，带胡老师小山老师到铜锣外公家，平快车不对号，现买现上。先上了一班没发现是海线，待山线的进站，一家子急下车奔越天桥到对面月台。胡老师撩起长袍跟跑，恍如他在汉阳逃空袭警报时。满车厢的人，被我们硬是抢到一个位子给胡老师坐下，父母亲直抱歉说像逃难，胡老师也笑说像逃难。第二天我们到山区老佃农家玩，黄昏暑热稍退，去走山，最末一段山棱陡坡，走完回家胡老师叹道刚才疲累极了，魂魄得守拢住，一步一步踩牢，不然要翻跌下池塘里。我们每忘记胡老师已七十岁，因为他总是意兴扬扬，随遇而安。母亲由衷赞许胡老师好喂，做什么他都爱吃。没有荤菜时一人煎一个荷包蛋，父亲最记得胡老师是一口气把蛋吃完再吃饭，像小孩子吃法，好的先吃掉再说。父亲相反永远把好的留后头，越吃越有希望。”

“整个夏天，胡老师院子的昙花像放烟火，一波开完又一波。都是夜晚开，拉支电灯泡出来照明，七、八朵约齐了开，上完课人来人去穿梭着看，过年似的。图书馆小姐拿了纸笔来写生，昙花灯里姚孟嘉跟太太是少年夫妻，若洁婴儿的眼珠黑晶晶。花开到下半场怎么收的，永远不记得，第二天唯见板凳椅子一片狼藉，谢了的昙花一颗颗低垂着大头好像宿醉未醒。多年后，每有暑夜忽闻见飘移的清香，若断若续若撩弦，我必定寻声而至，果然是谁家外面那盆攀墙的盛开了。人说昙花一现，其实是悠长得有如永生。”（朱天文《黄金盟誓之书》）

——这些描写，如诗如画，如同永生。

而朱天文自叹：“诗三百篇，思无邪，但我是思有邪。”这番话，亦可圈可点，惟不可说。一说就破。

她又说：“《三三集刊》乃《苦竹》还魂也。”“胡老师可说是煽动了我们的青春，其光景，套一句黑泽明的电影片名做注——我于青春无悔。也像历来无数被煽动起来的青春，热切想找到一个名目去奉献。我们开始筹办刊物，自认思想启蒙最重要，这个思想，一言以蔽之，当然是胡老师的礼乐之学。”

而同为“三三”创办者的王蕙玲所写回忆文章《时人对此一枝花》亦道：

“我见过胡兰成先生一面，那时我高中毕业，随朋友去朱天心家玩，带我去隔壁邻居家坐坐，便见一白发老先生从楼上走下来，穿著还是一袭长袍，笑笑点点头、和蔼可亲。朱天心说这是胡爷。那年我们都小，随天文、天心称胡先生为胡爷，辈分已定。

……办‘三三’那几年，我写了三本书，第一本书天心帮我拿到日本敬呈胡爷，胡爷彻夜看完，清晨下楼问天心：这个阿丁有多高？答曰一六五，胡爷似是苦恼的想想，随即开颜一笑，似是自言自语说：没关系，李白也不高。遂让天心带回一套日文版的《今生今世》赏我；另赠一幅拓印书法‘江山如梦’。那书里胡爷亲笔一页页校勘过了，那幅书法悬在我家客厅数十年，我喜欢胡爷的字，风姿潇洒，自在生长。

……我喜欢胡爷，是他的文章开了我的悟识；是他的大气宽了我的性情。许多人是因为张爱玲而喜欢胡爷的，我不是，我是先认识了胡爷，才能懂得张爱玲。

那时我们办‘三三’，看的说的想的写的都是胡兰成与张爱玲，时人讥之为张腔胡调；是不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