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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包括了朱天文在大学三年级创办的《三三集刊》与两年后即一九七七年四月成立之“三三书坊”。

彼时胡兰成已经完成《禅是一枝花》并返回日本，但仍与朱家保持联络，闻说“三三”创办，回信说：“三三命名极好，字音清亮繁华，意义似有似无，以言三才、三复、三民主义亦可，以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亦可。王羲之兰亭修楔事，与日本之女儿节，皆在三月三日，思之尤为可喜也。”

《三三集刊》一九七九年四月刊载了一篇胡兰成的《读张爱玲的〈相见欢〉》，文中说：“《相见欢》笔致极好，只是作者与书中人物相知尚不够深。张爱玲是《赤地之恋》以后的小说，虽看来亦都是好的，但是何处似乎失了衔接，她自己也说给写坏了，她自己也只是感觉得不满意，而说不出是何处有著不足。这样一位聪明才华绝代的人，她今是去祖国渐远渐久了。”——是第一次对张爱玲的作品有微词。

朱天文亦说：“胡老师不止一次谈到张爱玲的叛逆，性子强，可又极柔，极谦逊。”“胡老师唯一算讲过张爱玲的是她的个人主义，自我防卫心，而立刻补充，‘张爱玲虽然冷淡，却是有侠情的，又其知性的光，无人能及。’”

胡兰成后来再没有回过台湾，但是出书写作却是一直没有停过的。他的作品在当时的台湾仍然被禁，发表文章只能用笔名。他写给朱天文的信密密麻麻的，很薄，以减轻航空重量。

寄了来，朱天文姐妹一字一句地誊清，一本一本地出版。最后还没有写完的是《日月并明——女人论》，从女娲写起，打算写到林黛玉晴雯，及民国诸女子。然而刚写完了周文王的夫人，1981年7月25日的盛夏中午，他走路去寄信，回来冲过冷水澡后躺下休息，心脏衰竭去世。葬于多摩川公园。终年75岁。

葬礼在福生市清岩院举行，福田纠夫、宫崎辉、宫田武义、保田与重郎、松尾三郎、幡挂正浩、桑原翠邦、赤城宗德等八人作为友人代表出席。大沼秀伍主持。

朱天文说：“当面受教于他，也就差不多一年的时间……但就在这一年，你会觉得开了你的眼界，看世界完全不同的眼界。然后你也觉得受他的启蒙，你看到他是一个人物，可是如此的为世人所不知，会有一种不平。”“我们在这边亲手校的时候，就觉得他的最后一本书没有写完，他最后的思想也都没有完，就这样去世不为人所知，你会替他不平。我当时许下诺言：你看着好了，哪天我一定要把这本《女人论》写完。”

后来，她到底是写了篇《俺自喜人比花低》，一路评写黛玉、晴雯、宝钗、尤二，算是完了这愿。一九八五年二月日本举办第一次台湾电影节，《小毕》亦在其中，朱天文遂同了侯孝贤一道去为胡兰成扫墓，献的是桃枝和油菜花，原因是“菜花亮柔的黄色，桃花红，那是江南民间的颜色，兰师是从那里出来的。”

然而我想起的只是爱玲的桃红色单旗袍，她说：“桃红色闻得见香气。”

——张爱玲穿了一辈子旗袍，而胡兰成亦穿了一辈子长衫。他们两个，就是这种小地方投缘。

胡兰成是从来不曾忘记张爱玲的，除了《今生今世》里对她情深款款的赞美与追忆，《山河岁月》亦处处都是旧人芳踪，尤其爱玲曾去温州探他一段，再三提及，不时说“我亡命温州时，爱玲从上海取道金华丽水，千里迢迢来看我。”“佛经里说的如来之身，人可以是不占面积的存在，后来是爱玲一句话说明了，我非常惊异又很开心，又觉得本来是这样的。”“我能晓得中国民间现在的好，完全是靠爱玲。”“再如嵊县戏京戏等，我亦是从爱玲才晓得有这样好。”

我在《山河岁月》里读到“中国的人事并且都有这种喜气。龙是恐龙，凤亦是鸷鸟，到了中国就变成龙凤日月旗，还可以绣在女子的花鞋上”一段时，便不由要想起爱玲那双绣着凤凰的满底绣花鞋，果然接下来胡兰成便写了仙女彩鸾奉王母之命下凡到南康府进贤县栖贤山梅花村秀才文箫家，触动凡心，遂与文箫做了夫妻。因家里贫穷，抄书为生。彩鸾在王母那里原是管文札的，因此“铺下张纸，拿过砚砖，伸出玉笋，就把墨研，挽了挽长袖，咬了咬笔尖，低头就写，像那雨点儿一般，一盏茶未冷，字写了几千，转眼之时完了一篇，天下人这样写法谁曾见！”文箫惊讶说：怎么这样快！又看了看说：怎么这样精！两人又计议该去哪里卖，要卖多少钱。

胡兰成写道：“我亡命温州时读到这里，不觉大笑，好像这就是说的爱玲与我。蓬莱宴的好，是这样的世俗而清洁，能够滑稽。”

他终究是忘不了她。想忘也忘不了。

她的一言一行，早已渗透他的心，进入他五脏六腑，千髓百孔，他根本就是呼吸着她的精神而存活。他一生怡红快绿，从不知专一为何物，倒是做到了长情。

一九七六年八月，他在《禅是一枝花》的自序开端再次写道：

“胡适对中国的旧学有两大功绩：一是《红楼梦》的作者考证，又一即是关于禅的考证。胡适的《红楼梦》考证与张爱玲的《红楼梦魇》，使我们更明白了《红楼梦》的好；张比胡适更直接懂得《红楼梦》的文学。胡适的关于禅的考证，则是使我们更明白了禅的好。

我们不可因为禅的典故有些不实，就来贬低禅的思想，张爱玲的《红楼梦魇》指证了《红楼梦》是创造，不是自传。其实亦还是依于自传，而把有些事实来改造了罢。”

他写了《今生今世》，分上下册两次出版，一出版立即恭恭敬敬先给张爱玲寄一本去，随她回不回信，回信是怎么地淡漠都好，他只自在心头打起一座莲花台，将她供奉，且时时拂拭，纤尘不染。

他的后半生一直留居日本，每年都需要办理相关的居留手续，相当麻烦。以他当时的能力与交际，加入日籍应该不是难事，然而他却始终不肯入籍，到死都是中国人——这或者也可以理解作一种另类的纪念。

他固然是她一生的劫数，带给她如许的磨难与羞辱，然而他也着实地敬了她一辈子，爱了她一辈子，以他自己的方式。

胡兰成一生关心政治，意见多多，不说不快，至死不改。从前他写《和难战亦不易》，发动万人讲演，后来落了势，没有那样的机会了，可是也始终不肯缄口。早在离国前，他便曾写信给梁漱溟，点评时政，并请转交毛泽东；初来台湾时，因看不惯当局政治，又上书蒋经国陈言改革方案；1980年朱天文二次从日本返台，还曾带回胡兰成写给邓小平的万言书……

他说了又说，全不管人家听与不听，只自比司马迁，说：“司马迁写封禅，一是写对于汉民族来源的古老记忆；二是对于汉民族未来一股莫名的大志；三是写文学的一个‘兴’字，生命的大飞扬。”

他把写政论当成做文章，亦把做文章当成写理论，他曾说：“项羽容易懂得，可是要懂得刘邦，除非你的人跟他一样大。”又说：“人还是不能写比他高的人物，看不到，也写不到。”“写文章与打天下同。如周文王武王是自觉的，如刘邦与朱元璋则是不自觉的。后世惟孙中山先生的创造民国是自觉的。不自觉亦可打得天下，如不自觉亦可写得好文章，但是下文就要有师，帮助他自觉，如刘邦请教叔孙通与陆贾。”

他教学生，说：须把理论做得不像理论，才是好理论；把文章写得不像文章，才是好文章。

有学生拜见，他不喜欢，评价是：“这个青年没有诗意，学问做得来是枉费。”

“诗意”，是他作文治学的标准。他写文章，最喜用典，拟于诗经的比兴，每“兴”必“比”，“比”了又“比”，“兴”了又“兴”。汉赋辞藻繁缛，被批评为堆积文字，他认为是学者不懂文学……

我和大多“张迷”一样，是为了张爱玲才去读胡兰成的，每每看他文章，就想起他自己提过的那句诗：“来日大难，口燥舌干。”这样子无穷尽地说，比，兴，怎能不干？

诗经是大雅亦是大俗，雅在含蓄敦厚，俗在通晓流畅，即便比兴，那比也是浅显的，那兴也是直白的，何尝像他这样诘曲缠夹呢？

一篇好文章，最基本的条件应该是使人读懂它，读不懂，再好也有限。

朱天文说自小喜爱张爱玲，然而见了胡兰成文字，乃觉得《今生今世》是超过张爱玲的。

我不能同意——胡兰成博学杂收，自成体系，一生著书颇多，涉列甚广，若说在学问上胜过张爱玲是有可能的；但是他行文，太喜欢使用模棱两可的比喻，为了追求词句的绮丽不惜断章取义，又有强迫性引经据典症，以至一篇文章若不附上十条八条注释简直读不懂，以为这便是文采了。

白居易每完成一诗，先诵与老妇人听，直到老妇人明晓，才算完成。

李商隐“锦瑟无端五十弦”被称为读不懂的经典，然而字面至少是晓畅平易的。

张爱玲穷数年心血翻译《海上花》白话文，就是为了使更多的人可以读懂它，欣赏它。这正是一个写字人、爱书人对于文字的最诚挚的态度。

相比之下，胡兰成的为文与为人一样，都太花心了些。陈村有一句评价深得我心——他以为胡兰成对女人也罢对学术也罢，“多的是赏玩的才情，少的是痴绝的刚烈。”是说到了极处。

但胡兰成一生创作不辍，除《战难和亦不易》、《今生今世》、《山河岁月》、《禅是一枝花》、《书写真辑》外，他一生出版著作还包括《世界之转机在中国》（1962）、《心经随喜》（1967）、《建国新书》（1968）、《自然学》（1972）、《华学科学与哲学》（1974）、《中国礼乐》（1979）、《中国文学史话》（1980）、《天煅际》（1980）、《道机禅机》（1982）……最后一部作品是《今日何日兮》，死后由朱天文的“三三书坊”出版。

十年后，《胡兰成全集》九册由远流出版公司出版。这些作品，涉及文学、政治、经济、历史、礼乐、宗教等各个领域，学问自成体系，是绝对不可轻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