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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德意志社会 阶层变化与教会状况 一各阶层社会地位的变化（第3页）

由于没有跨地区的教会首脑，路德教派难以成立世界性布道团。路德教教徒主要生活在地域极为有限的、各自为政的地方教会中，缺少与相距遥远的其他洲的宗教和教会团体的沟通。不过海伦胡特兄弟会是个例外，它在安第列斯群岛、北美和丹麦所属的格陵兰岛上设有分支组织，而其建立的哈勒布道团的分支机构组织则分布在北美和印度。

（二）天主教会

三十年战争结束后，天主教信仰在神圣罗马帝国大部分地区得到了巩固和稳定。除了哈布斯堡家族统治下的奥地利、波希米亚及其他属地以外，特里尔、美因茨、科隆三大教会选侯邦和巴伐利亚选侯邦也是天主教重镇。虽然帝国教会已经疏远罗马，有了较大的独立性，各个邦国内的天主教会更是唯邦国君主之命是从，视国家利益为重，但天主教会仍是一个以教皇为首的普世性教会，在罗马统治着的教皇保障教会在组织、教义，更多的是在教会的具体活动上的统一。除了与罗马的联系外，天主教徒还拥有比新教徒大得多的国际性，特别是与西班牙的天主教徒以及通过他们与海外殖民地中的天主教徒交往密切。

天主教会在1563年特兰托宗教会议（Konzilvo）闭幕后仍然承认圣像的作用，强调圣像的教育意义，认为圣像是装饰“上帝之家”，即经过主教祝圣而成为上帝世上殿堂的教堂的重要元素，应该用图像颂扬上帝，并通过它们在尘世创建天国，但是要认识只归于上帝独一神的“礼拜”和对神圣的图像表示出来的“崇敬”之间的区别。按照特兰托宗教会规定即是：“祈求基督，尊崇圣徒”（ChristumadoremusetSanur）。教堂是一座通过主教主持的隆重落成典礼而形成的神圣建筑物，是上帝的居所或者说“世上殿堂”，也是信徒与上帝、圣徒和天使共在一起的活动空间。使用崇拜物和艺术手段布置、装饰教堂，是帮助人们理解上帝话语的重要方法。

特兰托宗教会议规定对教士进行定期检查，看他们是否严格地完成所担任的工作并检点自己的生活。与以前相比，神职人员的生活作风大有改善，教育水平大为提高，出现了若干道德谨严、学识丰富的圣徒般的杰出人物。来自社会各阶层的布道教士尤其是在乡村与民众打成一片。但也有些教士过于招摇和世俗化（业余生活不得体）。17世纪时一般还缺少教士，但是到了18世纪，教士过剩成了一大难题。这一情况促使人们可以在较低的职位中选拔，并将那些不够水平的候选人排除在外。

1650年以后，修会和修道院继续蓬勃发展。本尼狄克修会（Beiner）、奥古斯丁教区男子修会（Augustiner-）、希斯特秦泽修会（Zisterzienser）、普赖蒙斯特莱修会（Prmonstratenser），以及中世纪建立的法兰西斯修会（Franziskaner）、多米尼克修会（Dominikaner）和加尔默罗修会（Karmeliten）等老的修会焕发了青春。耶稣会（Jesuiten）、卡普齐诺修会（Kapuziner）、乌苏拉修女会（Ursulinen）、马利亚瓦尔特姐妹会等新修会生机勃勃。除了负责管理圣地、朝圣、主持礼拜、操办圣事和提供灵魂上的帮助，他们还积极从事社会工作及办学活动，进行带有教会印记的科学研究。在17和18世纪的天主教会举办的宗教、教育和科学事业中，这些形形色色的修会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耶稣会依然是最为重要的修会。除了组织朝圣、宗教游行、照管弟兄团和市民、学生及妇女联合会等吸引民众的崇拜活动，耶稣会士还积极创办（城市）中学，同时又在很长的时间内统治着天主教大学，培养除了大批天主教精神上的杰出人物。但是耶稣会也开始逐渐丧失其领导地位了。它在16世纪表现极为优秀的规范和策略已不能顺应时代的要求，越来越深地陷入某种程度的僵化，特别是它的具有强烈强权意志和荣誉意识的政治主张受到多方抵触。尽管如此，其成员依然以修会教士和世俗教士的身份在宗教、政治和社会诸多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甚至可以说，其影响直到17世纪中期才达到顶峰。

如果说16世纪在神圣罗马帝国内明显存在着诸侯、贵族和市民转向新教的倾向，那么，在17世纪中期以后，天主教已经从被动防御转为主动进攻了，其吸引力愈益增大，以至于出现了几乎席卷整个欧洲的新教徒大量重新皈依天主教的现象。

最为引人瞩目的是萨克森选侯、“强壮者”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一世在1697年的回归。宗教改革期间，萨克森选侯作为路德的保护人和新教联盟的领袖，曾经为宗教改革和新教的胜利作出过巨大贡献。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的反皈，对于新教，特别是路德教不啻一沉重打击。

像在16世纪接受新教义一样，现在人们皈依天主教，除了宗教信仰这一因素外，还有许多政治上和物质上的原因。宗教信仰的缘由可以使人义无反顾，抛弃高官厚禄，甘愿穷困潦倒。但对大批无继承权的贵族子弟来说，返归天主教主要是为了谋求天主教会享有俸禄的职务。而对于出身于贵族或市民家庭的官吏来说，返归天主教则有助于获得某些在新教会中不存在的上升机会。萨克森蔡茨的克里斯蒂安·奥古斯特（Augustvoz，1666—1725）原为德意志骑士团骑士，1693年皈依天主教，1695年成为科隆大教堂教务长，1696年成为拉布的主教，1701年成为格兰大主教的神父助理，最终在1706年被教皇克莱门特十一世（sⅪ，1649—1721，1700—1721年在位）擢升为红衣主教，在1714年被皇帝卡尔六世擢升为帝国诸侯。汉堡人卢卡斯·霍尔施泰尼乌斯（LukasHolsteinius，1596—1661）则在皈依天主教之后，荣升为梵蒂冈图书馆的馆长。

维也纳皇宫的天主教性质同样导致新教贵族和市民重新回归天主教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只有皈依天主教，才可以跻身皇宫，沐浴皇恩。卢卡斯·霍尔施泰尼乌斯的侄子彼得·拉姆贝克（PeterLambek，1628—1680）就是通过这一途径而成为皇帝利奥波德一世的宠臣的。

耶稣会士劝人皈依的活动也产生了有利于重新回归天主教的影响。借助于驻科隆、维也纳和卢塞恩的教皇特使的支持，耶稣会士大力实施一种积极地劝人皈依的政策。而天主教在经历了一个更新和巩固过程之后，其社会和文化吸引力大增，特别是受天主教影响的巴洛克文化大放异彩，令人陶醉和动心。

还有不少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反皈天主教。他们热切期望到罗马和巴黎这些文化中心去，并且认为只有通过改变宗教信仰这条道路，才能把自己从被限制的困境中、从受着市民家长式的正统观念主宰着的境况中解救出来。如经济理论家约翰·约阿希姆·贝舍尔（JohannJoachimBecher，1635—1682）和人文学者约翰·约阿希姆·温克尔曼（JohannJoa，1717—1768）等人，都反皈了天主教。

萨克森选侯、“强壮者”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一世则主要是为了当选波兰国王而反皈天主教。通过大表哥、萨克森蔡茨的克里斯蒂安·奥古斯特的安排，他在1697年6月1日秘密地参加了在维也纳巴登宫廷教堂举行的天主教圣礼，然后在上西里西亚的德意志皮卡公开举行了皈依罗马天主教信仰的宗教仪式，克里斯蒂安·奥古斯特向他颁发了罗马教廷内务部签署的证书。

重新回归天主教运动助长了天主教的传播，增加了教皇和皇帝在帝国中的影响力，也为某些野心家提供了机遇。相反，天主教徒数量的增加威胁着帝国的教派平等，诸侯与其领地教派归属的不相适应，也经常导致臣民宗教信仰的混乱。只是由于宗教问题已不像战前那样敏感，宗教宽容也开始出现，重新回归天主教运动没有引发严重的政治危机。

（三）宗教宽容

17世纪中叶以后，天主教徒主要分布帝国西部和东南部：在勃艮第地区，几乎100%的居民都是天主教徒；在巴伐利亚、奥地利、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和上西里西亚地区，90%的居民信奉天主教。新教徒主要分布在帝国北部：在下萨克森和上萨克森地区，几乎所有居民都属于新教徒。其他地方大都是多教混杂。并且除了已经受到法律保护的、合法的天主教、路德教和加尔文教（改革派）以外，还有各种各样的小教派信徒，如再洗礼派（Rebaptizers）、门诺派（Mennonites）、韦尔多派（Waldenses）、胡格诺派（法国的加尔文教信徒）、虔敬派、海伦胡特兄弟会和犹太教（Judentum）信众。

教派的差异切断了旧时邻里关系，跨教派通婚几乎是完全不可能的。教派对立还由某些流行的宗教习俗所强化，这些习俗同样起着区别和隔离作用。三十年战争导致人们思考教派对立问题。美因茨大主教约翰·菲利普·冯·舍恩博恩就认识到，一场为了信仰而进行的战争到头来却摧毁了宗教秩序。战争见证了人们肆无忌惮地贯彻自己的教派利益的行为。瑞典人鼓动路德教徒攻击普法尔茨的加尔文派信仰者，而这些归正宗信仰者不久前刚刚遭受过巴伐利亚重新天主教化政策的迫害。鉴此，企图在教派界限内重新规划各教派之间和平共处的努力也逐渐出现了。

苏格兰加尔文教派长老会神学家牧师约翰·杜里（JohnDury，15951596—1680）同样致力于将欧洲所有新教组织重新团结起来。他宣扬宗教宽容，主张善待犹太人和犹太教信徒，但他主要不是为了教会和平而追求重新联合，而是为了圣战而将所有新教徒联合起来，要使路德教徒和加尔文教徒结成一个特殊的联盟。

在天主教方面，克里斯托瓦尔·德·罗约斯·于·施皮诺拉（CristóbaldeRojasySpinola，1625—1695）也力主教派联合，并且首先以韦尔夫家族中人为合作伙伴。克里斯托瓦尔原是一位佛兰德奥地利方济各会士、财政主义者和政治家，后来出任维也纳新城的主教。在汉诺威的洛库姆宫廷，他以旨在弥合各教派间分歧的和平共处学说的支持者的姿态，同信奉路德教的修道院院院长格哈德·沃尔特·莫拉努斯（GerhardWolterMolanus，1633—1722）一起，为实现天主教徒与新教徒的重新统一付出了巨大努力。

然而，路德教正统派神学家却坚决反对赫尔姆施泰特学派的思想观念，导致路德教内部长达十余年的激烈争论，也严重阻碍了基督教各大教派之间的重新统一。维登贝格大学教授亚伯拉罕·卡洛夫（AbrahamCalov，1612—1686）就是一位典型的路德教正统派神学家。他不承认天主教派和加尔文教派在信仰问题上的立场观点，指责卡利克斯特的协同主义或综摄主义，声称卡利克斯特将不相容的学说混合在一起，他所主张的实际是一种隐蔽的天主教。卡洛夫坚持路德派教义为唯一可接受的信仰形式，他也以马丁·路德事业的继承人自居，试图将维登贝格大学的神学系树立为全体路德教在良知问题上的最高权威。虽然仇视天主教徒，但卡洛夫认为非路德教的其他新教教派的危害更大，因此致力于清除所有妥协让步，捍卫路德教的纯洁性。

波兰国王弗拉迪斯拉夫四世·瓦萨（aza，1595—1648，1632—1648年在位）支持教派统一，早在三十年战争期间就建议举行宗教会谈。1645年，各教派神学家根据弗拉迪斯拉夫四世的建议，在萨克森-托恩举行了一次宗教对话。勃兰登堡选侯弗里德里希·威廉派遣卡利克斯特与会。结果，卡洛夫在会上与之展开了一场激烈争论，致使会谈破裂，未取得任何成果。

起源于瑞士联邦的加尔文派的基本信念之一就是宗教宽容。而在神圣罗马帝国，加尔文派教徒因为数量较少，所以更倾向于采取与其他教派和解的政策。信奉加尔文教的黑森—卡塞尔的邦国伯爵威廉六世（WilhelmⅥ，1629—1663，1637—1663年在位）自执政以来就在自己管辖的邦国内推行宗教宽容和教派和解政策。1661年，他在卡塞尔再次召集各教派代表举行宗教对话，虽然也未成功，但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教派之间的尖锐对立和相互仇恨。

勃兰登堡选侯是从路德教改宗加尔文教的，但其臣民并没有遵从“教随国定”原则，同其邦国君主一起信仰加尔文教。面对路德教臣民，弗里德里希·威廉不得不在宗教问题上表现出宽容大度姿态。除此之外，吸引外来移民的意图，也是弗里德里希·威廉要打破教派界限，实行宗教宽容的一个重要原因。尽管经常受到路德教徒的反对，这位信奉加尔文教的邦国君主坚持自己的权利要求，坚决主张教派之间的相互尊重。1662年和1664年，弗里德里希·威廉先后两次颁布《宽容敕令》，明确规定路德教徒和加尔文教徒共生共荣。通过1685年10月27日和11月6日明确提出宗教宽容主张的《波茨坦敕令》，大批胡格诺教徒便在勃兰登堡—普鲁士国家获得了安身立命和发挥自己工商业经营才能之所。

弗里德里希·威廉的儿子、其选侯位的继承者和后来的“在普鲁士的国王”弗里德里希一世也主张宗教宽容，甚至要求善待洗礼派和犹太教教徒。1698年，他下令禁止在圣餐前举行强制性个人表白的做法。在与柏林的路德正统派进行了激烈争论之后，弗里德里希一世又开始推行支持虔敬派的政策。

然而这仅仅是一种宗教宽容的萌芽，它不是以相互承认为基础的，而是依靠强制加以约束。主张宗教宽容的邦君虽然克服了教派的褊狭，提出了教派和解要求，但他们所关心的主要不是教派联合，而是跨越所有教派的对邦国局势的掌控。他们也经常以“真正信仰”的保护者身份，对所有教会施加外部强制。

不管怎样，宗教宽容还是逐渐得到了实施，就连长期受迫害的洗礼派和犹太教教徒，也从中获得了不少好处。洗礼派在16世纪长期处于受迫害境地，不少人甚至为其信仰付出了生命代价。现在，他们大都沿用其重新组织者门诺·西蒙斯（MennoSimons，1496—1561）的名字，称作“门诺派”，并且在1626年在尼德兰获得了宗教自由。17世纪时，他们又扩散到荷尔施泰因和但泽（Danzig）等地。在菲尔特，犹太人拥有了一个可以安居乐业之地。在班贝克主教区修道院的领地上，犹太人社区更是兴旺发达，犹太教徒不仅可以公开做礼拜，而且还建筑了许多犹太会堂，甚至建造了一所犹太教塔木德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