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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北方诸邦的启蒙运动 一德国的启蒙世界观（第2页）

在柏林启蒙运动中有两个年份引人注目，一个是1755年，另一个是1781年。

在1755年，被称为“绝无仅有的伟大的思想家”G。E。莱辛发表剧本《萨拉·萨姆逊小姐》（MiSaraSampson），并与犹太思想家、拥有“柏林的骄傲”之称的摩西·门德尔松合作出版《蒲柏，一位玄学家！》（Pope，eiaphysiker！）。在这一年，门德尔松还出版了另外两部哲学著作，即《哲学讲谈》（PhilosophischeGesprche）和《论感觉》（überdieEmpfindungen）。仍然是在这一年，莱辛及门德尔松与Ch。F。尼柯莱三人开始合作创办杂志，其第一份《德意志美学现状通信》（BriefeüberdeanddersWissesd）于同年出版。正是在这一年的前后，莱辛和尼柯莱开始参与“星期一俱乐部”的活动。1755年是柏林启蒙运动进入高峰期的年份。

在1781年，莱辛去世，尼柯莱进行了“启蒙南德之旅”，柯尼斯堡大学哲学教授伊曼努尔·康德发表《纯粹理性批判》（Kritikderrei），揭示了人类理性的限度和潜能。德国法学家、政治家、历史学家J。莫泽尔（JustusMser，1720—1794）则发表《论德意志的语言和文学》（überdiedeutscheSpradLiteratur），揭示了“德意志启蒙运动的政治伟人”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启蒙思想局限性。因此，1781年是柏林乃至德国启蒙运动发展到顶峰的年度。此后，随着1786年门德尔松的去世，随着1796年《柏林月刊》因“威胁社会治安”被查封，随着1798年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FriderichWilhelmⅢ，1770—1840）下令解散“星期三协会”等等如此这般的事情连续发生，柏林的启蒙运动逐步结束。在柏林，莱辛、门德尔松和尼柯莱的思想活动可以展示启蒙运动的文化成就。

G。E。莱辛出身于萨克森一个路德宗牧师家庭，曾在莱比锡大学和维腾贝格大学学习神学、医学和哲学。大学期间，他曾因病辍学，短期在柏林为《柏林王家特权报》撰写评论文章。毕业后，他又多次前往柏林、汉堡等地，与许多当时著名的学者建立联系和友谊。1770年受聘布伦瑞克-沃尔芬毕特尔公爵图书馆馆长。作为德国启蒙运动的典型代表。作为美学家、剧作家、戏剧评论家和哲学家，莱辛的主要著作有《萨拉·萨姆逊小姐》（1755年）、《拉奥孔，或论绘画与诗歌的界限》（LaokoonrenzenderMalereiundPoesie，1766）、《汉堡剧评》（HamburgischeDramaturgie，1767—1768）、《爱米丽雅·迦洛蒂》（EmiliaGaloti，1772）、《智者纳旦》（NathanderWeise，1779）、《人类的教育》（ErziehungdesMes，1780），以及在他参与创办的杂志中发表的一系列文章，等等。莱辛的著述中有两个重要观点使德国启蒙运动独具特色：平民悲剧和宗教宽容。自古典时代以来，一般认为，悲剧创造崇高，悲剧角色必须由高贵的人物如国王、英雄等担当。在其创作的市民剧本中，莱辛使悲剧与喜剧双重因素交映成辉，借以发出了后来狂飙突进运动中出现的市民悲剧的先声。另外，自17世纪中叶以来，宗教宽容一般指基督教内部的、天主教与新教各派之间的宽容，除个别地方以外，犹太人和穆斯林在欧洲各国还没有普遍地得到受法律保护的社会地位。在其创作的剧本《智者纳旦》中，莱辛使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三大宗教的信徒和睦相处，共论人性、智慧和信仰，从而拉开了开明专制时期出现的宗教宽容政策的帷幕。

M。门德尔松出身于德国南部德绍一个犹太人家庭，14岁跟随一位犹太拉比前往柏林谋生，1761年获得“受保护的犹太人”身份，享有在普鲁士生活的特权，39岁开始经营一家丝绸商行。作为自学成才的启蒙作家、哲学家、文学批评家和犹太教研究者，除了1755年出版的上述三部著作以外，门德尔松的主要著述还包括《哲学文集》（PhilosophischeS，2Bde，1761）、《斐多，论灵魂不死》（PhdonoderüberdieUnsterblichkeitderSeele，1767）、《论形而上学的真实性》（AbhandlungüberdieEvideaphysisWissens，1763）、《耶路撒冷：论宗教权利与犹太教》（JerusalemiseMadJudenthum，1783）、《早课，关于上帝存在的讲座》（MenstundenenüberdasDaseinGotes，1785），以及在他参与创办编辑的杂志中发表的一系列文章，等等。门德尔松主要在三个领域丰富了德国启蒙文化宝库：在哲学领域，他发扬莱布尼茨沃尔夫哲学，并强调感性创造知识的作用；在美学领域，他附声莱辛的许多观点，并强调人类心灵的力量，将美感与情感联系起来；在宗教思想领域，他指出基督教与犹太教各自的局限性，呼吁改革犹太教使之适应所处的文化环境，主张宗教和平共处。门德尔松与莱辛一样，其哲学、美学和宗教观点的基础是启蒙运动的基本理想，即宗教宽容、尊重人性和批判性的学术研究。

Ch。F。尼柯莱出身在柏林一个信奉路德宗的出版商家庭，曾在哈勒的虔敬派学校接受教育，25岁接承父业，经营一家书店。作为启蒙时代著名的出版人、作家和批判思想家，尼柯莱的主要著述包括《少年维特的快乐》（Freudendesjuhers，1775）、《1781年德国和瑞士旅行记》（BesgeinerReisedurchDeutsddieSchweiz，1783—1796）和《哲学论文集》（Philosophisdlungen，1808）等。尼柯莱与莱辛、门德尔松共同创办并编辑了三份可以作为柏林启蒙运动标志性成果的杂志：《德意志美学现状通信》（1755年）、《当代文学通信》（Briefe，dieurbetreffend，1759—1765）和《德意志万有文库》（Allgemeihek，1765—1805）。三份刊物是他们传播启蒙美学思想的重要工具，也是他们捍卫德国启蒙运动理想的重要阵地。其中，《德意志万有文库》是那个时代德国最重要的评论杂志，它的办刊宗旨是引导德国读者阅读好书，培育有判断力的、超越区域和宗教差异的德意志读者群体。据统计，在发行的40年间，这份杂志评论了八万多部新著，有四百多位作家为之撰写文章，而尼柯莱是它的主编。就思想倾向来说，尼柯莱反对过分抽象、过分情绪化的主观性，不赞同不切实际的先验哲学，不欣赏痛苦的年轻天才。他的作品多是对社会实情的描述，立场在于抨击当时社会上的不良现象，特别提醒读者注意出版的商业化危险。他坚持认为，写作、著述的目标是大众幸福，而不是哗众取宠。以1781年为界，尼柯莱分别是柏林启蒙运动前期和后期三位核心人物之一。前期的另两位，即莱辛和门德尔松，后期的另两位是图书馆管理员J。E。毕斯特（J。E。Biester，1749—1816）和《柏林月刊》主编F。格迪科（F。Gedike，1754—1803）。

当然，在谈到柏林启蒙运动时，不能忽略身在柯尼斯堡城的启蒙哲学家康德。

伊曼努尔·康德出身在柯尼斯堡城一个信奉路德宗的市民家庭，曾在柯尼斯堡大学学习哲学、自然科学、物理学和数学。22岁开始做家庭教师，1770年受聘柯尼斯堡大学逻辑学和哲学教授。作为德国启蒙运动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之一，康德的主要著作包括《自然通史及天体理论》（AlgemeieundTheoriedesHimmels，1755）、《证明上帝存在的唯一可能的证据》（DereinzigmglicheBeweisgruratioes，1763）、《论美感与崇高感》（BeobaüberdasGefühldesSdErhabenen，1764）以及《论感觉世界和理智世界的形式和原则》（Demundisensibilisatqueinteligibilisformaetprincipis，1770）等。自1781年起，康德发表了一系列开创性著作，包括《纯粹理性批判》（1781年）、《未来形而上学导论》（Prolegomenazueiigeaphysik，1783）、《道德形而上学基础》（GrundleguaphysikderSiten，1785）、《科学的形而上学的首要原则》（Metaphysisgsgrüurwissenschaft，1786）、《实践理性批判》（Kritikderpraktisunft，1788）、《理性范围内的宗教》（DieReligioninnerhalbderGrenzenderbloe，1793）、《论永久和平》（ZumewigenFrieden，1795）、《道德的形而上学》（DieMetaphysikderSiten，1797）和《实用人类学梗概》（Anthropolmatissicht，1798）等。

在许多方面，康德是德国乃至欧洲启蒙运动的总结者。他不仅为这场文化运动概括了定义，如前已述，而且还至少在两个主要的方面为之进行了总结。一方面，对于人类各类知识的来源，在法国式理性主义和英国式经验主义以及德国莱布尼茨沃尔夫哲学的基础上，康德认为，人类具有产生于心灵形式结构的、不是心理习惯的先天观念，先天观念在被感觉材料激活的时候，实际上是人类心灵参与知识创造的过程。这个过程不仅仅是先天的分析和后天的综合，而且主要还是先天综合判断；这种判断使我们能够根据心理结构中包含的某些观念，改造并拓展取自感觉材料的知识。人类的知识来源不是单一的。然而，人的认识只能达到现象界，“纯粹的人类知识其范围止于现象世界。”所以，另一方面，对于科学描述的自然界与人类行为的道德要求之间的关系，他认为，科学描述的自然界是现象世界，自在物世界是科学所不能完全描述的；超自然的自在之物，其存在是为了适应人的道德需要。人在道德上是自主的，人的行为虽然受客观因果的限制，但道德上的自由能力使人能够超越因果。如此一来，人类行为的道德要求与自然的目的性联系起来。康德的学说将德国启蒙思想推上了最高峰，德国的思想文化史从此进入新的时期。

应该注意到，德国启蒙文化运动在柏林通过市民知识分子所展现的内容突出地涉及宗教和政治问题，特别涉及正在崛起的普鲁士王国政治。这是涉及近代德国历史走向的根本性问题。

（三）魏玛与德国启蒙运动的超越

魏玛是德国启蒙运动的发展出现超越的地方。1552年，萨克森公国在短暂的统一期间（1547—1572年）将魏玛建设为首都。之后，经过文艺复兴和巴洛克时代，魏玛已经被建成一个很有影响的文化都城。在公爵卡尔·奥古斯特（KarlAugust，1758—1828）统治时期，这里是德国启蒙运动的重镇。1775年以前，在公爵的母亲不伦瑞克沃尔芬毕特的安娜·阿玛丽娅（AnnaAmalie，1739—1807）摄政期间，魏玛向着传统的专制统治首府的方向发展。女摄政疏远当时的新潮人物及其思想观念。1775年，卡尔·奥古斯特亲政。在第一年，年轻的公爵就接受家庭教师维兰德的建议，聘任《少年维特的烦恼》（DieLeidehers）的作者就职公国官员。由此开始，被后世誉为“魏玛古典四星”的四位文化名人——维兰德、歌德（J。W。Goethe，1749—1832）、席勒（F。Schiller，1759—1805）和赫尔德——先后来到魏玛，进入“缪斯女神宫廷”。他们在这里长期居住或短期逗留，共同开创了启蒙文化的鼎盛时代。

维兰德出身在符滕堡一个信奉信义宗的新教牧师家庭，曾在图宾根大学学习文学，19岁大学肄业后在苏黎士做自由作家，1769年受聘爱尔福特大学文学教授。三年后，即1772年，他辞去教授职务，前往魏玛，担任未来公爵的家庭教师。作为启蒙时代的著名诗人和作家，维兰德是多产作家，其主要作品包括《阿伽通的故事》（GeschichtedesAgathon，1766—1767）、《奥伯龙》（Oberon，1780）、莎士比亚的剧本翻译（1762—1766年），以及在他自己于1773至1789年主编的《德意志信使》（DerTeutscheMerkur）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等等。同时，作为出版家、杂志编辑和启蒙运动理想的公共代言人，他信奉人类普遍进步的观念，赞同澄明的理性和有节制的情感，传扬人道主义思想，为德国启蒙运动时期文学和文学知识的繁荣作出了重大贡献。

J。W。歌德出身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一个富裕的市民家庭，曾在莱比锡大学和斯特拉斯堡大学学习法学，毕业后开办了一家法律事务所，25岁发表成名之作《少年维特的烦恼》（1774年），第二年开始就职于魏玛公爵宫廷，初为高级文官，后升为财政大臣、文化大臣。作为德国启蒙运动的思想家、文学家和博物学家，歌德的著作主要有《浮士德》（Faust，1797—1831）、《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WilhelmmeistersWanderjahre，1807—1821）和《诗与真》（Ausmeiungu，1811—1812），等等。

歌德的著述涉及德国启蒙时代的许多重大课题。首先，关于人类知识的界限。主要通过其著述可见，歌德认为，人类的知识很难达到事物的本质，也难以涵盖整个的历史进程，因为关于事物本质和历史进程的知识不是人类可以凭借理性和感觉能够获得的生活知识，而只有上帝掌握，天才也只能偶见一斑，人类不能超越生存其间的、自然界的知识和法则。但是，其次，主要通过其政务工作可见，他认为，人类进步的力量正是在于可以获得的知识，知识能够带来财富，能够带来安全与和平，获得知识是人类原本的不受意志或理性控制的自然力量。所以，第三，主要通过其科研活动可见，他认为，人类知识与自然紧密相关；自然界为人类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宏大的类比对象。自然不断经历着内在变化，变化的过程是内在对立因素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的、螺旋式上升的推进运动，人类的进步路线也是由内在诸般因素的对立变化而向前螺旋上升式地延展。总之，歌德的对于纯粹主观性的批判，对于人类与自然具有密切关系的信念，对于人性升华的追求等等，表达了德国启蒙运动的最高理想。

J。G。赫尔德出身在东普鲁士一个信奉虔敬派教义的教师家庭，曾在柯尼斯堡大学学习神学和哲学，20岁受聘里加一所教堂学校做教师，1776年成为魏玛公爵宫廷的官员，从此定居魏玛，以教学、传教和著述为终身职业。作为启蒙时代的哲学家、神学家、文学批评家和诗人，赫尔德的主要著述有《近代德意志文学片断》（FragmenteüberdiescheLiteratur，1766—1767）、《关于语言的起源》（AbhandlungüberdenUrsprungderSprache，1772）、《再论人类发展的历史哲学》（AuePhiloseschichtezurBildu，1774）、《人类历史哲学的观念》（IdeenzurPhiloseschichtederMe，1784—1791）和《纯粹理性批判的元批判》（MetakritikzurKritikderrei，1799）等等。

赫尔德从世界历史的角度切入其关于启蒙理性主义的批判。他认为，世界是拥有多样性的统一体，世界历史由多样性内在的各种矛盾构成；人类历史的进步以矛盾冲突为基础、为推动力量；人类理性的胜利表现为科学、技术和艺术的发展，并表现为言行自由和思想自由的获得。基于这些观念，赫尔德强调，人类的社会结构类似于人类的肌体组织，不同的社会具有不同的表达形式，因而形成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化不可以抽象、简化为某种共同的、普遍的理想。他指出，一个社会或一个民族，其历史深层的内容赋予自身文化以独特的语言、天才和思想形式，因此，思想家的方法论必须借助直觉和想象机能，而不是单单地依靠理性。从这个角度，赫尔德反对将历史学以及哲学、美学、艺术等等的创作价值，简约成普遍的理性法则，他主张在充满多样性和丰富性的人类生活中，真实地表达人们的个体存在和社会存在，描述其具体的体验状况。

席勒出身在符滕堡一个信奉路德宗的市民家族，曾在符滕堡军事学院学习医学和哲学医学，即关于人体的学科，并接受过严格的军事教育，21岁开始做随军医生，1789年受聘耶拿大学历史学教授。作为著名的剧作家、诗人、文学批评家和历史学家，席勒的主要著作有《强盗》（DieRuber，1781）、《阴谋与爱情》（KabaleundLiebe，1784）、《欢乐颂》（AndieFreude，1786）、《三十年战争史》（GeschichtedesdreiigjhrigenKrieges，1790）、《审美教育书简》（überdiesthetischeErziehungdesMens，1795）、《华伦斯坦》（Wallenstein，1799）以及《威廉·退尔》（WilhelmTel，1803—1804）等等。对于德国的启蒙运动来说，席勒两次逗留魏玛（1787—789年和1799—1805年），其作品以及与歌德的合作都充分表现了象征启蒙运动最高理想的、在世界范围内追求人类尊严和自由的精神。

席勒与维兰德、歌德及赫尔德等人一起，在把德国启蒙文化运动推向高峰的同时，开启了新的文化时代。从这个角度上说，德国的启蒙运动没有出现衰落，它的终结只是新形式的文化运动的开端。

不难看出，德国启蒙文化运动在魏玛宫廷的支持下不仅不限于学术讨论，不限于阐发言论，而且在很多方面实际性地尝试实现启蒙运动的理想。在这里，启蒙运动迅速地超越了自身的“命令”（Imperativ），理性结合感情首先在文学领域引发狂飙突进，进而将德国的思想发展史推向新的里程。对此将在第十一章述及。

三、德国启蒙思想家对于宗教的评判

与在欧洲其他国家一样，在德国，启蒙运动的理想是人类幸福和历史进步；启蒙思潮的主流是理性替代启示、哲学替代神学以及自然宗教替代教条宗教、现世幸福替代死后荣耀等等。不完全相同的是，在德国，运动的主潮流拥有更大的、更多的支流。思想上的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都表现得更为突出。德国启蒙思想家对于宗教的评判清晰地表明了这种情况。

对于宗教的评判，以基督教为中心的宗教评判，在启蒙理性观念的范围之内，德国的启蒙思想家大致有三种观点：一种，接近于自然神论（Deismus），持这种观点的人数不多，但影响持久。代表人物是东方学专家莱马鲁斯（H。S。Reimarus，1694—1768）。另一种，批判地研究《圣经》与宗教，承认基督教信仰的合理性，相信基督教的基本教义。这是大多数启蒙思想家的观点。代表人物可推神学家塞姆勒（J。S。Semler，1725—1791）和教会史家阿尔诺德（G。Arnold，1666—1714），后者对于宗教历史的批判研究得出悲观的结论。还有一种，为了维护基督教信仰不惜退出启蒙运动，哲学家哈曼是持这种观点的典型人物。

J。S。塞姆勒是“新教义”《圣经》历史批判派的重要创始人之一。塞姆勒出身在哈勒一个信奉虔敬派教义的路德宗牧师家庭，曾在哈勒大学学习神学，毕业后在一家杂志社做编辑。1752年开始担任哈勒大学的神学教授。作为启蒙神学家，塞姆勒的主要著作包括《轻松使用中世纪国家与教会史料的尝试》（VersuGebrauchderQules-undKirgeschichtedermitlereern，1761）、《论基督徒的历史、社会和道德的信仰》（UeberhisteselschaftlidmoralischeReligioen，1786）、《基督论与救赎论，附导言、评注和索引》（ChristologieundSie，MitEiuaruer，1787）和《教会元纪史新论》（NeueVersuchedieKirhistoriedererstenJahrhuemehraufzuklren，1788）等等。通过对基督教历史的研究和《圣经》评注，塞姆勒确信《圣经》提供的教义是历史状况的反映，而不是永恒不变的法则，他因此主张将信仰与知识区别开来，认为了解基督教的历史知识有助于信徒接近永恒不变的法则，进而完善信仰。针对莱马鲁斯的观点，塞姆勒虽然曾著文《回应无名作者专论耶稣及其门徒之宗旨之随笔》（BeantwmenteeieninsbesonderevomZwedseinerjünger，1779），阐发单凭理性不足以支撑宗教信仰的理由，但是，他还是赞成把耶稣当作历史人物进行研究，并由此详细考察了《圣经》自产生到18世纪的演变过程，提出了宗教随环境、文化以及时间等等因素的变化而变化的观点。塞姆勒用理性、批判、历史考证等启蒙时期的常用方法，分析和研究正统宗教，认为宗教信仰同时需要外在的公开崇拜和内在的虔诚冥想，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开。另外，与当时大多数怀有启蒙观念的人一样，塞姆勒在坚守基督教信仰的前提下，不是将《圣经》看作是唯一的启示，而是尝试着将基督教信仰与世俗世界观结合起来。在此应该提到，在塞姆勒之前，在对基督教历史的批判性研究中，神学家阿尔诺德的启蒙悲观情绪已经产生了影响。

J。G。哈曼（J。G。Hamann，1730—1788）出身于柯尼斯堡一个信奉路德宗虔敬派的市民家庭，曾在柯尼斯堡大学学习神学、法学、语言文学和哲学，22岁时辍学做家庭教师，后任职于一家商贸企业。哈曼一直没有固定的工作，曾做过律师秘书、关税站翻译、海关仓库管理员和报刊编辑等等，晚年得到一笔比较高的学术赞助费。作为德国启蒙运动中的保守主义代表，哈曼的主要著述包括《思考我的经历》（GedankenübermeinenLebenslauf，1758）、《纪念苏格拉底》（Sokratiskwürdigkeiten，1759）、《语文学想法与疑问》（DesRitersvoeWilensmeylidMensUrsprungderSprache，1772）、《理性纯粹主义元批判》（MetakritiküberdenPurismusderVernunft，1784）等等，以及大量的书信。哈曼早年自学哲学，与后来成为著名哲学家的伊曼努尔·康德一起参与当地的启蒙运动。1756年以后开始质疑及至反对启蒙思想，退出启蒙运动，并对当时流行的启蒙信念持有不同的观点。针对启蒙是人们摆脱“不成熟状态”的命题，哈曼认为，启蒙是不成熟的人们摆脱“监护状态”；针对人是符合理性自然法则的理性动物的认识，他坚持人类的古老形象，认为人是情绪和感情动物，人的真实体验基于想象和感觉而不是理性；针对“理性是人类认识真理的能力”的宣告，哈曼坚持人的完整性，认为没有一种独特的能力，如理性，高于其他能力，并坚持认为“真理对人类永久隐藏”；针对人类的进步表现为人类理性的逐渐强劲的观点，哈曼认为，人类的进步意味着恢复原始的感觉力和诗意的表达方式；针对教育能够使人类开化，使社会开明，使历史进步的思想，哈曼认为，信靠上帝是人类之本，因为这种信靠以及由此形成的宗教、交流宗教真理的语言，通过宗教信仰表达的情绪等等，都不是自然物质法则的作用。哈曼反对将理性主义、功利主义等等作为人类道德行为和社会组织的基础，因而发出了即将到来的德国浪漫主义时代的先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