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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约瑟夫二世与奥地利的开明专制措施 一约瑟夫二世（第1页）

第二节约瑟夫二世与奥地利的开明专制措施一、约瑟夫二世

约瑟夫二世是玛丽亚·特蕾西亚的长子，全名约瑟夫·本尼狄克图斯·奥古斯图斯·约翰尼斯·安东尼乌斯·米查埃尔·阿达姆斯（JosefBeusAugustusJohaoniusMichaelAdams）。因为他出生的时候正是哈布斯堡家族没有男嗣而引起欧洲列强进行奥地利王位继承的战争打响不久，所以他的诞生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大事。1741年3月13日，在他降生的当天晚上，奥地利宫廷就举行了隆重的洗礼，由罗马教皇派出的红衣大主教主持，各地诸侯纷纷前来贺喜。可以说，约瑟夫生逢其时，前途良好。

在青少年时期，约瑟夫接受了全面、严格且保守的帝王教育。通过宫廷教师，他学习古典文学、历史、神学以及必要的涉及政治、军事和经济的治国之术。后来，在世界观形成的年龄，伴随着启蒙运动的传播，特别伴随着七年战争的进行，约瑟夫深受德国北方启蒙思想的影响，尤其赞同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所坚持的所谓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逐渐地养成了浓厚的开明统治兴趣。1764年，作为七年战争的结果之一，如前已述，约瑟夫被选为“罗马国王”，也就是德意志国王。第二年，即在1765年8月18日他的婚礼之后，父皇弗兰茨一世中风去世，他继承了皇位，称约瑟夫二世。从此开始，身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在位的前15年，他以佐政者的地位，与其母后玛丽亚·特蕾西亚共同统治哈布斯堡帝国。1780年女皇去世以后，他开始独立执政，直至49岁时罹患肺结核，不治离世。

与母后玛丽亚·特蕾西亚相比较而言，约瑟夫二世独立执政后较少进行战争，外交事务也不太繁杂。

在战争方面，在与女皇共同执政期间，约瑟夫二世与玛丽亚·特蕾西亚的观点不同，他参与了双方没有摆开战场的巴伐利亚继承战争。如前已述，巴伐利亚继承战争可以说是约瑟夫二世亲自且实际挑起的，因为他首先提议换购并进行换购：用前奥地利交换上普法尔茨和下巴伐利亚，其间的差额用金钱补充。面对来自皇帝的提议，巴伐利亚选帝侯国的继承人卡尔·提奥多尔没有选择，只能同意，只能眼看着奥地利的军队开进了上普法尔茨和下巴伐利亚。但是，以普鲁士为首的德意志邦国却不能同意，他们选择了战争，试图用战争阻止皇帝的交换行为，或用武力夺得巴伐利亚的部分土地，以防奥地利更加强大。最终，在玛丽亚·特蕾西亚和普鲁士亲王海因里希（HeinriPreuen，1726—1802）的斡旋下，约瑟夫二世和弗里德里希二世握手言和。

独立执政期间，约瑟夫二世参与了俄奥反对土耳其战争，这也是俄罗斯与土耳其之间的第六次“俄土战争”。本来，按照与俄罗斯的盟约，奥地利军队作为俄国的盟军，仅在战争的外围地区，在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行动，以牵制土耳其的军队。但是，约瑟夫二世不仅亲自出征，而且以独立的而不是援助性的奥地利军团出兵。最终，由于优柔寡断，指挥不力，又由于健康状况不佳，皇帝早早地退出战场，并使奥地利提前单独与土耳其签订和约。奥地利在战争中一无所获。

在外交方面，如前所述，与女皇共同执政期间，约瑟夫二世与玛丽亚·特蕾西亚的观点不同，他参与了对波兰的第一次瓜分。按照女皇的想法，不应削弱波兰。原因有二：一是因为波兰是天主教国家，可以作奥地利的同教盟友；二是因为位于东部的波兰可以作奥地利对抗俄罗斯的屏障。而约瑟夫二世的想法是，普鲁士与俄国正在商谈瓜分波兰，如果奥地利不参与此事，必然会出现普俄两国通过瓜分波兰而增强势力，进而危及奥地利的强国地位。因此，他不顾母后的反对，分别于1769年在尼斯和1770年在摩拉维亚的诺伊施塔特与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于1771年在圣彼得堡与俄国女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KatharinaⅡ，1729—1796，1762—1796年在位）会晤，最终促成了1772年在维也纳达成的瓜分波兰协议。

独立执政期间，约瑟夫二世重要的外交事务是针对奥属尼德兰问题处理与荷兰的关系。如前述，以今天的比利时和卢森堡为主体的尼德兰地区，在1713年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结束后，通过《乌特勒支和约》被划归哈布斯堡的奥地利所有。1763年七年战争结束后，根据《胡伯图斯堡和约》，奥地利保住了这个地区，没有被法国夺取。后来，在1778—1779年的巴伐利亚继承战争中，虽然约瑟夫二世为了增强奥地利的势力，非常想得到巴伐利亚，但是他毕竟没有提出用尼德兰换取巴伐利亚。就是说，皇帝还是想保住尼德兰这块虽然遥远但利益不菲的土地。因此，从独立执政初始，约瑟夫二世就想促进尼德兰的发展。他的首要措施是解除自1648年以来就被封锁的些耳德河出海口，振兴安特卫普，使之在国际贸易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同时，他还下令废除荷兰人驻屯奥属尼德兰要塞的权利，改由奥地利的势力驻扎此处。约瑟夫的尼德兰发展措施引起荷兰人的激烈反应，致使他们不惜诉诸武力对抗皇帝。与此同时，皇帝于1781年开始的在当地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更是引起了特权阶层及其领导的其他社会阶层的反抗和**。此外，约瑟夫二世于1785年提出用尼德兰与选帝侯卡尔·提奥多尔进行交换的想法，也大大伤害了尼德兰人的感情。所有这些因素，终于导致了1789年的布拉班特革命（Brabaion）。起义者推翻了奥地利的统治机构，建立了独立的联合比利时国家（VereinigteBelgischeStaaten）。荷兰和普鲁士则很快承认了这个国家的合法性。直到1790年底，在约瑟夫二世皇帝去世以后，奥地利的军队才收回了奥属尼德兰。但是，荷兰却由于和奥地利的敌对以及与普鲁士的同盟而开始在欧洲国际关系舞台上扮演重要的角色。

18世纪前期，奥地利的外交立场大致是：团结俄国（1726年起），打击普鲁士（1740年起），对法国关系则由敌对转向同盟（1755年起）。约瑟夫二世独立执政后基本维持了这一外交现状，只是在1786年弗里德里希二世去世以后，曾一度设想与普鲁士结盟，共同遏制俄国的扩张势头，但因为土耳其人扩张的威胁而放弃。

在处理和对待匈牙利和波希米亚等隶属哈布斯堡王朝的主要王国的问题上，约瑟夫二世则显示出对它们的有欠尊重。他在推行改革的过程中，不仅不召开等级议会，取消州郡宪法，下令官方语言为德语，停止在官牍吏文中使用拉丁文，而且改变了在布拉格和普雷斯堡加冕匈牙利和波希米亚王冠的惯例。所有这些做法，都遭到当地各级臣民的强烈抗议，人们甚至要求重选国王，致使他不得不收回成命。

严格说来，玛丽亚·特蕾西亚算不上开明专制君主，约瑟夫二世则是开明专制君主的突出代表。尽管如此，他们母子俩人都或明或暗地以弗里德里希二世的统治为参照和榜样，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采取了基本符合于启蒙时代理想的改革措施。在一般的史学著作中，前者的改革措施常以“特蕾西亚国家改革”（Theresiasreform）进行概括，后者的改革行为通常被称为“约瑟夫主义”（Josephinismus）。他们的统治时期构成了奥地利君主国的开明专制主义时代。

二、奥地利的开明专制措施：“特蕾西亚国家改革”

“特蕾西亚国家改革”的主要措施集中表现在政治与法权领域、经济和教育领域。

（一）政治与法权领域的改革

在政治与法权领域，玛丽亚·特蕾西亚政府在君主专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地采取中央集权的措施，在中央和地方分别设置新的统治机构，目标是削弱等级和贵族的传统特权。

1742年，在第一次割让了西里西亚之后，当地的一位伯爵归顺哈布斯堡王朝，开始为玛丽亚·特蕾西亚政府效劳，他就是F。W。冯·豪格维茨伯爵（F。W。vonHaugwitz，1702—1765）。1743年，冯·豪格维茨向女皇递交了一份政治改革方案，内容主要是：（1）计划用十年的时间削弱等级贵族的势力；（2）建立最高法院；（3）司法与行政分离。已经开始实行改革的女皇接受了他的提案。中央与地方统治机构的改革由此全面展开。

在落实冯·豪格维茨的改革提议之前，玛丽亚·特蕾西亚已经于1742年下令在维也纳成立“家族—宫廷与国家总理府”，其职责是集中管理奥地利君主国的外交与王朝事务。1746年冯·豪格维茨接手改革工作。到1749年，也即用了短短三年的时间，中央与地方的统治机构就一度按照集权制的原则得到理顺。

在中央，王朝政府于1749年设置了“政务和财务总执行局”，顾名思义，其职责是全面负责君主国的政务和财务。冯·豪格维茨担任“总执行局”的首席大臣。之后在1748年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结束和1756年七年战争爆发之前的两次战争间歇，“总执行局”的权力不断增大、增强。1756年，它确定下设了一个宫廷军事委员会，专门负责处理军队、军需等事务，并负责制定与战争相关的各项政策和法规。此外，还附设了负责管理重要文件和证书的王朝、宫廷与国家档案局，以及负责处理巴纳特、特兰西瓦尼亚和伊利里亚事务的宫廷外地代表事务部。

相应地，在地方机构方面，王朝政府在德意志区域和波希米亚顺利地设置了行政区公署，在西里西亚设置了等级事务处，在其他各邦设置了代办与财务处，在更下一级的区域设置县公署，等等。这些地方机构均由维也纳特派中央代表负责组织代表机构和行政议院，负责当地各类事务。原来的地方等级机构仍然保留，负责当地司法工作；同时在维也纳设置了最高法院（ObersteJustizstelle），各地等级的下属臣民可以越级、直接上诉最高司法机构。地方领主以及城市法院的权能因此而得到限制。在这一基础上，在1753年，女皇又责令“法典编纂委员会”汇集各地领主和城市的传统法权，于1766年编成《特蕾西亚法典》（CodexTheresianus）以及《特蕾西亚刑法典》（stitutioalisTheresiana）。

通过这些措施，一方面，冯·豪格维茨的关于司法与行政权利相互分开的提议在地方区级落实下来；另一方面，以维也纳宫廷为核心的中央集权一定程度地得到实现。从中央到地方，等级贵族的传统权利在政务、财务和司法等主要方面被削弱或被剥夺。在王朝政府的强力行动下，等级和贵族的反抗屡被挫败，奥地利基本完成了体制和行政的彻底改造。哈布斯堡的世袭领地组合成为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

然而，在长期的实际运作中，“总执行局”并没有完全有效地将权利集中于中央。特别在七年战争的过程中，维也纳政府很难通过集中起来的权利对于政务、财务乃至军事等各个方面进行统一调遣。因此，在1761年，财务工作不得不从“总执行局”中分离出来，另设中央的宫廷审计处和地方的，即奥地利和波希米亚的宫廷总理府，专门负责财务。冯·豪格维茨继续兼任波希米亚总理府和奥地利总理府的总务大臣。但是，这显然不能维持相对的中央集权。最后，“总执行局”终于失去了它的工作效能，不得不解散。1760年，在“总执行局”集权最困难的时候，玛丽亚·特蕾西亚接受了冯·考尼茨李特贝格的建议，在中央设立了国家总理府，或称国务院，其职责是为统治者提供咨询，并协调一切宫廷机构的工作。冯·豪格维茨继续担任总理大臣，或称国务院总理。到此为止，所谓“特蕾西亚国家改革”在政治和法权方面告一段落。

需要说明的是，除了奥地利君主国的德意志地区和波希米亚地区以外，在其他地区，特别在奥属尼德兰和匈牙利，特蕾西亚政府始终没有试图实行君主中央集权，原来的等级制统治继续存在。这也是女王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以前对当地贵族的承诺。所以，这些地方的贵族和等级特权不仅得以保留，而且还因为得到哈布斯堡君主的某种程度的支持和保护而得到进一步加强。

（二）经济领域的改革

在经济领域，玛丽亚·特蕾西亚政府在君主专制的基础上进一步采取重商主义措施，支持和鼓励工商业发展，目标是为君主、君主国及其臣民谋求福利，进而维持奥地利的大国地位。

就像在政治和法权领域里倾听和采纳冯·豪格维茨和冯·考尼茨李特贝格关于君主集权的建议一样，在经济领域，玛丽亚·特蕾西亚主要根据财政学家、启蒙思想家J。H。G。冯·尤斯蒂（J。H。G。vonJusti，约1717—1771）和J。冯·索南费尔斯（J。vonSonnenfels，1732—1817）的建议，通过设立专业委员会，全面地监管君主国的经济活动。

在农村，王朝政府设立了“垦殖委员会”，主要负责监管土地领主对于农民的役使情况。在1775年、1777年和1778年，政府连续颁布劳役条例（Robotpatente），致力于减轻农民的负担，限制领主无限制地强迫劳役。在这方面，特蕾西亚女皇支持农民从事必要而简单的手工业，但反对建立较具规模的手工工场。她认为工场应该在城市，而农村要以耕田为主，这才是经济发展的平衡状态。据此，“垦殖委员会”的责任就是制止有些土地领主借手工工场兴起的时机对农民进行超强制压迫。如此一来，在君主国的许多地方长期地维持着传统的经营方式。农村居民、特别是土地领主，往往主动或被动地拒绝顺应工场商业的发展趋势，致使重商主义的企业政策难以落实。

在城市，奥地利继承战争结束以后，王朝政府对于新近建立的手工工场进行了调查，制成了统计表格，试图限制某些行业的人数。在这方面，玛丽亚·特蕾西亚女皇反对城市权贵或政府官员垄断某些行业。与此同时，她还在相当大程度上废除了行会法规，为各手工行业的发展营造相对宽松的环境。结果，在有些地方，例如在波希米亚，许多贵族在经济利益的**下，纷纷放弃土地经营，加入手工工场的企业行列，使当地出现了以纺织业牵头的、效益很好的私人企业发展的势头。在商业贸易方面，君主国境内从1775年开始在王朝政府的主持下形成了两个大的关税圈。一个是君主国的德意志地区和波希米亚的统一关税市场（Zollgebiet），另一个是匈牙利、巴纳特和特兰西瓦尼亚的关税同盟（Zollverband）。在这两个地区内，关卡被清除，货币基本统一，流通障碍减小到最低程度。除了这两个经济地带以外，其他地区仍然保留自己的关税区，独成一体。例如，在蒂罗尔及福拉尔贝格，因为这里是对外贸易的通道，所以还保留着过去的关税卡哨，拥有相对独立的商贸网络。在对外贸易方面，王朝政府则鼓励出口，同时通过关税限制进口，继续实行君主专制时期的重商主义经济政策。

除此之外，大批招徕移民或难民也是玛丽亚·特蕾西亚政府的重要的经济措施。为此，王朝政府建立了一个“移入人口委员会”，主要负责为人口稀少的地区安置移民。当时君主国内需要移入人口的地区可分为几类：一类是原本居民稠密的地区，如加里西亚和特兰西瓦尼亚，由于战争、饥荒和瘟疫的摧残，人口减少；另一类是有些地区如洛多梅里亚和巴纳特，原本就人烟稀少，所以需要大量殖民，进行开发。此外还有一种情况，即在边境地区，政府需要广殖人口，为的是加强边防，保护内地，类似于中国历史上的兵屯。这种情况特别出现在君主国的东部，靠近土耳其的地方。最后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向匈牙利等地殖入德意志人，目的就像是“掺沙子”，让外来人口居住在当地人当中，以便冲淡或减少社会动乱。

至于移入者的来源，一般是内地的新教徒。当时，在天主教再教化过程中，许多人为了坚守改革派信仰而背井离乡，移居他方，就像有一些新教徒迁往美洲新大陆一样。此外，在内地失去土地的农民和无家可归者也在移民队伍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战俘通常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在奥地利，移入的民众主要从事农业、林业以及矿冶业生产，很少有像移入勃兰登堡的法国胡格诺教徒那样，有力地促进了普鲁士的经济生产和文化水平。但是，玛丽亚·特蕾西亚政府推出的移民政策大大地增加了人口，有的地区人口增加了十几倍，如巴纳特地区的蒂米什瓦拉的人口，在1711年到1780年间，从2。5万人增加到了约30万人。在个别地区也有力地促进了文化的发展，如在乌克兰的布科维纳（Bukowina）地区，犹太文化一度出现繁荣。

需要说明的是，玛丽亚·特蕾西亚政府经济政策中的突出一条是征收普遍税。在战争期间，为了解决高额军费问题，女皇下令建立“特蕾西亚土地管理处”，负责各地的财政和经济政策，并具体地负责制定土地纳税人名册，包括贵族和教士都被纳入名册之中，都要按相应的标准承担纳税义务。这项措施在很大程度上助使奥地利君主国走出了财政困境。

（三）教育领域的改革

在教育领域，玛丽亚·特蕾西亚政府主要采取建立和规范各级学校教育的措施，目标是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