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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三月革命前时期德意志的政治危机（第2页）

1847年11月29日至12月8日，“共产主义者同盟”在伦敦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批准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纲领，确定“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统治，消灭旧的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和建立没有阶级、没有私有制的新社会”为同盟的努力目标。大会还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同盟的理论和实践纲领。1848年2月21日，《共产党宣言》（MaderKommuei）首先以德文版形式在伦敦发表，明确指出资产阶级必然灭亡，无产阶级必然胜利，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无产阶级必将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起没有私有制、没有阶级剥削的、平等和正义的新社会。《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Marxismus）的诞生。

三、教会与国家关系的复杂化

面对新旧交替时期的政治和社会危机，在德国具有巨大影响力的教会也不能置身事外。在经历了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冲击、教产世俗化以及世俗国家和法制的进步后，“旧的宗教指向模式已经走投无路，一切都不再是过去的模样”。为了顺应时势变迁，无论是天主教会还是新教教会（EvangelischeKirche；Protestantismus），都展开了自我调适。浪漫主义（Romantik）思潮的发展和神圣同盟中基督教各派君主的团结则在很大程度上为遭到打击的各派教会注入了新的精神和政治力量。就政治态度而言，面对复杂多变的形势，不管是天主教会还是新教教会，依然像往常一样，坚定地站在旧秩序一边，捍卫君主专制统治和正统主义原则，反对自由主义宪法运动和社会改革运动，进而形成了所谓的“王冠和圣坛”的联盟。

在新教邦国中，正统观念继续占据主导地位。虽然包括施莱尔马赫在内的自由主义新教神学家试图努力适应现代社会，但其主要影响力仍局限于文化精英层面。施莱尔马赫本人也只能算作是“现代自由主义的古典思想家”。一方面他主张思想自由，另一方面他又认为思想的表达不得危及国家秩序。在这种思想之下，处于国家影响下的新教教会仍然奉行保守主义的政治态度，将自由主义、民主运动和革命视为一种“罪恶”。在基督教会看来，路德的所谓“一个基督教徒的自由”绝不能危及秩序和上层国家。

天主教会也是复辟政策的坚定支持者。天主教（Katholizismus）强调传统，因此，支持旧秩序和反对新的进步事物就成了天主教的当然态度。此外，天主教会的教阶制结构也使它对权威性的权力结构具有天然的亲近感，因此，要求臣民服从统治者的权威成了天主教会的自然倾向。于是，反对自由主义就成了天主教会的不二选择。早期浪漫主义（Frühromantik）和复辟时期的基督教理念的强化则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天主教的精神复兴，也有利于削弱启蒙运动（Aufklrung）对天主教教义的冲击。复辟时期也因此成为德意志天主教会的活跃时期。

美因茨和慕尼黑等地是德国天主教复兴的中心。1821年，安德里亚斯·莱斯（AndreasR，1794—1887）和尼古劳斯·魏斯（NicolausWei，1796—1869）在美因茨创办了宗教杂志《天主教》（DerKatholik），用以反击对于天主教会的攻击。1838年，著名政论家约瑟夫·冯·格雷斯（JosephvonGrres，1776—1848）又在慕尼黑创办《天主教德国历史政治报》（Historisch-PolitischeBltterfürdasKatholischeDeutsd），内容涉及文化、历史和政治等领域，包括宣传天主教的保守国家学说和社会学说，在德国天主教徒（Katholik）之中具有重要影响力，成为德国天主教舆论最重要的喉舌。

处于时代变迁潮流中的天主教会与世俗化、法制化的国家之间也存在着摩擦和冲突。天主教会与普鲁士国家之间的争端是天主教会与国家之间冲突的典型事例。二者之间之所以出现冲突，有多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法国大革命和教产世俗化削弱了莱茵兰天主教会的社会影响，市民“日益将宗教视为一种私事”。对此，天主教会试图通过宣扬反启蒙运动和现代性的教皇极权主义（Ultramontanismus）来强化自己的力量；二是拿破仑战争以及维也纳会议上造成的德意志各邦领土变动打乱了德国传统的宗教力量格局，包括巴伐利亚和普鲁士在内的许多邦同时存在着不同的教派，由此引发新的矛盾。三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展导致德国境内的人口流动和迁徙加速，进而引发不同宗教信仰者的混居和通婚情况增加。1815年划归普鲁士后的莱茵兰就集中了这样的矛盾。莱茵兰原本是天主教徒占多数的地区，由于并入普鲁士，这里的天主教徒发现，他们在一夜之间成了普鲁士新教国家中的少数派，与此同时他们又在本地占有优势。于是，如何在保持本地天主教传统优势的同时实现与普鲁士其他地区的融合就成为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天主教会与普鲁士国家之间的摩擦首先体现于因混合婚姻问题引发的“科隆教会争端”（Kl）。它实际上是由于莱茵兰天主教会坚持自身利益和扩大影响力而形成的议题。

莱茵兰和威斯特法仑（Westfalen）并入普鲁士后，大量信仰新教的普鲁士精英、官员和军队进入该地区。以明斯特（Münster）为例，1802年到1828年间，该城市人口增加54%，其中官员人数增加120%，军队家属则增加260%。这些新增人口多数是来自普鲁士原有地区的新教徒。由此出现了大量混合婚姻。为了攀附权贵，当地富裕阶层与这些新来的新教徒之间的通婚相当频繁。结果在婚姻问题上出现了天主教会与普鲁士当局的剧烈冲突。在拿破仑统治时期，该地区的相关婚姻是根据拿破仑民法典举办。1815年以后，结婚仪式再次由天主教会接管。根据天主教的规定，只有子女接受天主教的洗礼和教育，教会才会为之举行结婚仪式。但普鲁士在1803年就已经规定，混合婚姻双方的子女原则上接受父亲的宗教信仰教育。1825年8月，普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颁发一项内阁敕令，规定新并入的西部省份也实行同样的规定。于是大多数混合婚姻所生子女都施行了新教洗礼。天主教会担心其宗教信仰由此将受到挤压，继而拒绝为男新教徒和女天主教徒的混合婚姻举行仪式，甚至向新娘及其家庭施加压力。秉持国家主义传统的普鲁士政府则强势回应：凡以子女接受天主教教育为前提而举行的教会婚姻仪式，政府将不予确认。

为解决上述矛盾，1834年6月19日，普鲁士驻罗马公使邦森（KarlJosiasvonBunsen，1791—1860）与科隆大主教施皮格尔（FerdinandAugustvonSpiegelzumDesenberg，1764—1835）达成秘密的“柏林协定”（Berliion），规定双方达成妥协，天主教会对普鲁士政府的相关规定予以容忍。施皮格尔去世后，其继任者克莱门斯·奥古斯特·德罗斯特·楚·维席林大主教（sAugustDrostzuVisg，1773—1845）奉行教皇极权主义，坚持在混合婚姻问题上不退让。最后，普鲁士政府不得不于1837年11月20日将德罗斯特逮捕并关入明登（Minden）要塞。教皇格里高利十六世（GregorXVI，1765—1846）为此提出抗议。德罗斯特也因此成了德国天主教徒心目中的“信仰主教”，成为德国政治天主教运动的形象代表。直到1842年罗马教廷（RmischeKurie）与普鲁士政府经过谈判，才结束这一争端。

普鲁士国家与天主教会的另一争端是因神学家格奥尔格·赫尔麦斯（GeHermes，1775—1831）引发的问题，即谁对波恩大学天主教神学院的讲座和学习有决定权。1820年，赫尔麦斯受施皮格尔大主教之聘出任波恩大学天主教教义学教授。他受康德（Imma，1724—1804）伦理学和天主教启蒙运动（KatholischeAufklrung）的影响，创立了一套批判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哲学体系，称为“赫尔麦斯主义”（Hermesianismus），用于为天主教信仰进行“理性”辩护。赫尔麦斯的学说与复辟时期的天主教运动潮流不尽一致，因此在1835年时受到教皇的谴责，其著作也被列入禁书。新任科隆大主教德罗斯特于是禁止天主教神学专业学生选听含有赫尔麦斯学说的讲座。波恩大学神学院的教学于是陷入停顿状态。由于涉及国家与教会对大学的控制权问题，普鲁士政府自然不愿让步，坚定支持“赫尔麦斯主义”，与德罗斯特大主教展开了斗争。只是由于罗马教廷的居中调停，双方才没有公开破裂。

混合婚姻问题的争执和“赫尔麦斯主义”问题在德国历史上又称为“科隆风波”（KlnerWirren），是复辟时期天主教会与普鲁士国家之间冲突的顶点，其斗争的实质是普鲁士国家与天主教会之间争夺“对于婚姻和教育的决定权”。就像“哥廷根七君子”事件对德国的自由主义运动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一样，“科隆风波”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德国天主教徒的共同政治意识，为日后政治天主教运动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因此，也有人把该事件与19世纪七十年代普鲁士发动的反对天主教的文化斗争（Kulturkampf）相提并论，称为“普鲁士第一次文化斗争”。

四、固步自封的奥地利与“新纪元”的普鲁士

面对新旧交替的复杂社会、经济和政治形势，德意志两大邦国奥地利和普鲁士呈现明显不同的两种取向。前者固守僵化，后者则开始结束“复辟”政策，展示出某种自由主义的色彩。

1835年，患有精神疾病的费迪南德一世（FerdinandI。，1793—1875，1835年—1848年在位）登上奥地利皇位。此后到1848年为止，奥地利的政治发展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政治、社会和经济矛盾非常突出。在政府机构“国家会议”中，保守的梅特涅和带有温和的自由主义色彩的国务大臣科洛弗拉特伯爵（GrafFranzAntonvonKolowrat-Liebsteinsky，1778—1861）这两个最强势人物相互掣肘；国家债台高筑，陷入破产境地；在僵化的税收体制下，财政收入与交通、铁路建设以及工业化等对资金的需求相比明显不足；禁锢人们思想的新闻检查制度没有丝毫松动的迹象；伦巴底、威尼西亚、波希米亚、加里西亚和匈牙利（Ungarn）等帝国辖地要求实行自由的宪法的努力一律遭到奥地利政府的拒绝。总体上看，保守的梅特涅体制已经越来越无法满足经济、社会和政治的要求。奥地利正在走向严重的政治危机。

与奥地利相比，1840年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去世后，新登普鲁士王位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却采取了一系列结束复辟政策的措施，资产阶级自由派因此对其充满了期待。他首先废除了“追究煽动者”法令，释放了被关押的“煽动者”阿恩特、雅恩等人，并聘请“哥廷根七君子”中的达尔曼和格林兄弟分别到波恩大学和柏林大学（UBerlin）任教。军事改革的著名领导者之一博伊恩也重新得到任用。他还结束了国家与天主教会的冲突。此外，为迎合德意志民族主义者的口味，他于1840年批准设立科隆大教堂（KlnerDom）建设联合会，1842年参加科隆大教堂建设庆典，亲自为教堂的开建奠基，以此作为德国统一的重要象征。

但是在宪法问题上，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以盖拉赫兄弟为首的保守派压力下，没有兑现其父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多次作出的承诺。1840年10月，当东普鲁士等级议会请求成立曾在1815年允诺过的民族代议机构时，他明确告诉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东普鲁士省长舍恩（HeinrichTheodorvonS，1773—1856），不想制定一部成文的“国家基本法”。取而代之的是，他试图设立另一种形式的代表性机构，即由各省议会代表组成的“联合邦议会”（Vereiag）。

1842年10月，由8个省议会代表组成的“联合委员会”在柏林召开，这是普鲁士召开的第一次全邦等级代表大会。但是这种代表性机构与人们所期待的民族代议机构相差甚远，因此，尽管普鲁士政府实行严厉的新闻检查，人们对于政府官僚专制主义的批评声音却越来越大。除了《莱茵报》等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报刊外，威斯特法仑省议员格奥尔格·冯·芬克（GevonVincke，1811—1875）、莱茵省议员、银行家鲁道夫·坎普豪森（Ludolf，1803—1890）和易北河（Elbe）以东省份的议员鲁道夫·冯·奥尔斯瓦尔德（RudolfvonAuerswald，1795—1866）等人都提出了兑现1815年承诺的要求。

由于各方的压力以及迫于财政困难，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不得不于1847年2月3日颁布了新的《关于等级机构的特许令》（Pateureffend）和《关于联合邦议会构成的规程》（VerüberdieBilduenLandtages）等，宣布将召开联合邦议会。4月到6月，由613名省议会议员组成的联合邦议会在柏林召开。这些代表由贵族、富有农民和城市大资产阶级构成，他们大多为资产阶级自由派。普王从一开始就对大会抱着一种不友好的态度。他在会议的开幕式上曾用讥讽的口吻表示，自己参加大会实非所愿。他还质疑议员们讨论政治问题的权利，认为议员们的职责决不是要反映现时流行的各种看法；与国王的分歧只能根据上帝的规定和现行的国家法律来解决，而决非靠多数人的意志来处理。很显然，他不愿实行代议制政治。结果，不仅自由派议员对国王的态度感到失望，甚至连旧的等级秩序的维护者和保守派也感到不能理解。于是议会以23多数拒绝了普鲁士政府为解决大地产者债务而提供国家保证的“土地租金银行”法案和为修建柏林到柯尼斯堡铁路提供2000至2500万塔勒尔（Taler）国家借款保证的要求。

宪法问题对普鲁士日后的政治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联合邦议会解散以后，由于定期召开议会的要求得不到满足，人们对于普鲁士专制主义国家的现行秩序的合法性的质疑声越来越强烈。这一点成为即将到来的“三月革命”的一个重要诱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