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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1848年德国革命（第1页）

第四节1848年德国革命

1848年革命前夕，德意志已经陷入政治和社会危机之中。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问题日益突出，资产阶级自由民主运动进一步高涨，农业歉收导致广大下层民众的物质生活严重恶化。阶级矛盾、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在这种形势下，爆发的新一轮法国革命如飞溅的星火，触燃了与之相邻的危机重重的德意志大地。它消除了德国资产阶级在革命问题上犹豫不决的态度，燃起了他们的革命**。革命运动迅速席卷整个德国。

一、社会政治危机的加剧

（一）东方危机和1840年莱茵危机；德意志民族主义的新高涨

1840年莱茵危机（Rheinkrise1840）是德意志邦联与法国之间的一场外交危机，它源于法国在1839年—1841年东方危机（Orientkrise1839—1841）中的外交失败。

1830年七月革命以后，欧洲列强分成了以俄、奥、普为一方的东方保守主义集团和以英、法为另一方的西方自由主义集团。但是，这种在意识形态作用下分裂而成的东西方国家集团格局是相对的，真正影响各国对外政策的根本性因素是国家利益。如前所述，到19世纪20年代末，在处理东方问题方面，欧洲主要列强之间的矛盾已经超出了意识形态的争执，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

19世纪30年代，土耳其与埃及（gypten）之间的战争使东方问题再次成为欧洲列强关注的焦点。当时的埃及是奥斯曼帝国（OsmaomanischesReich）的属地。时任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Ali，1769—1849）不仅想使埃及摆脱土耳其独立，而且想建立一个庞大的阿拉伯帝国。为此，他从19世纪初开始进行改革，发展近代工业和军事力量，富国强兵。希腊起义期间，他曾出兵帮助土耳其苏丹镇压起义。事后他要求得到叙利亚（Syrien），被苏丹拒绝，遂于1831年派兵进攻叙利亚并乘胜向小亚细亚（Kleinasien）和君士坦丁堡（Konstantinopel）推进，土埃战争（Türkisch-gyptischerKrieg）爆发。土耳其苏丹急忙向列强求援。

欧洲列强对土埃战争呈现不同态度。英国想把埃及变成自己的势力范围，因此不愿得罪埃及。法国自拿破仑入侵埃及以来一直在埃及拥有重要影响力，包括帮助阿里训练埃及军队等，它希望把埃及和叙利亚变成自己的势力范围，因此也拒绝援助土耳其。俄国则想趁机把土耳其变成自己的附庸，因此接受了土耳其苏丹马赫穆德二世（MahmudII。，1785—1839，1808年—1839年在位）的请求，于1833年2月派兵前往君士坦丁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Bosporus），阻止埃及军队的进攻。英、法两国之间虽有矛盾，但更担心俄国乘机占领君士坦丁堡，控制海峡，危及自己的利益，因此共同迫使土埃双方停火，要求俄国撤兵。1833年5月，土埃签订《屈塔希亚协定》（KoionvonKütahya），双方停止战争，埃及得到叙利亚等地，但承认土耳其苏丹对埃及的宗主权。俄国也于7月8日迫使土耳其签订有利于俄国的《安吉阿尔斯凯莱希条约》（VertragvonUnkiarSkelessi）。根据该条约规定：两国结成防守同盟；俄国在与他国交战时，土耳其禁止外国军舰进入海峡，只有俄国军舰可以自由出入。该条约实际上使俄国成为土耳其的保护者，因此遭到英、法等西欧列强的反对。

为对付西欧列强，沙皇尼古拉一世（NikolausI。，1796—1855，1825年—1855年在位）转而寻求奥地利、普鲁士的支持，希望通过保持现状来维护俄国的既得利益。梅特涅要求俄国不得支持巴尔干地区的民族运动，在要求得到满足后，俄奥两国皇帝于1833年9月18日在波希米亚的明-格莱茨（Müz）签署协定，重申了保守主义的干涉原则，同意维持土耳其现状，反对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从土耳其获取新的利益。10月，普鲁士也加入了这一协定。《明兴格莱茨协定》（Koionvoz）使俄国在近东（en）的优势地位得到加强。

但是东方问题没有就此结束。穆罕默德·阿里并不满足于现状，他想使埃及摆脱对土耳其的从属地位，获得完全独立。土耳其苏丹则试图将埃及军队从叙利亚驱逐出去，收复失地，解除其对自己统治的威胁。因此双方冲突在所难免。此时欧洲列强内部对待双方的态度也出现了微妙的变化。法国利用土耳其在希腊独立战争中的失败，于1830年趁机占领了阿尔及利亚（Algerien），此后便把目光转向埃及，试图扩大自己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因而积极支持穆罕默德·阿里。但是英国不愿看到法国在西地中海地区势力的增强，更不愿看到一个威胁其通往东方特别是印度（Indien）的强大的埃及，因此转而反对穆罕默德·阿里。与此同时，它也希望土耳其能摆脱对俄国的依赖，因此采取加强土耳其的政策，积极支持苏丹政府。于是，英国与主张保持土耳其地位的俄国以及德意志两大邦国站到了一起。

1839年4月，土耳其军队向叙利亚发动进攻，土埃战争再次爆发。但是土军在战场上迅速遭到失败，新苏丹阿卜杜尔麦吉德一世（AbdulMecidI。，1823—1861，1839年—1861年在位）被迫求和。为阻止埃及势力的扩张，同时也是为了防止奥斯曼帝国解体带来国际危机，英、俄、奥、普四国达成协议，避开支持埃及的法国，于1840年7月与土耳其签订《伦敦条约》（L1840），规定共同保卫奥斯曼帝国，必要时用武力迫使埃及接受相关要求。起初，穆罕默德·阿里依仗法国的支持，拒绝接受《伦敦条约》，但最终屈服于英、奥等国武力压力，撤出了叙利亚。

英国与俄、奥、普三国在东方问题上的协调一致被视为1814年反法同盟的重建，也是1815年以来法国外交遭受的最大失败，法国舆论称之为“外交上的滑铁卢”。恼羞成怒的法国政府虽然扬言不惜一战，但终因孤立无援而忍气吞声。于是，它将怨气发泄到参与《伦敦条约》的东部邻国身上。梯也尔政府要求将莱茵河（Rhein）作为其东部自然疆界，把莱茵河西岸32000平方公里的德意志领土重新纳入法国的统治之下。接着，法国官方和新闻界也不断向德意志邦联发出战争威胁，包括大文豪维克多·雨果（Victo，1802—1885）等在内的法国名流，也纷纷呼应法国政府提出的把疆界推进到莱茵河的要求。

法国的要求在德意志各邦激起轩然大波，它再次唤起了德意志人对1800年左右法国侵占莱茵河西岸领土的记忆。因此，1815年以后渐渐平息的德国与法国的民族对立情绪又趋高涨，整个德意志弥漫着对法国的“仇恨”，有关“广泛的、全德意志的民族政治议题”重新提上日程。人们用爱国主义来回答法国的要求，形成了民族主义运动的新浪潮，由此出现了所谓的“莱茵危机”。

受爱国主义情绪的感染，德意志各邦一反往日的分离主义的传统，在军事上表现出同仇敌忾的气势。奥地利和普鲁士两大德意志邦国迅速达成了一项军事草约，提出了共同的作战计划。此外，为对付法国可能的进攻，不仅德意志邦联修建了乌尔姆和拉施塔特两个军事要塞，巴伐利亚也在邦联的财政支持下，在普法尔茨修建了格梅尔斯海姆（Germersheim）要塞。

德意志文化界则展开了对法国的“诗人战争”，形成了德国文学史上的所谓“莱茵之歌运动”（Rheinliedbewegung），人们创作了许多充满民族情感的政治抒情诗。法院书记员尼古劳斯·贝克尔（NikolausBecker，1809—1845）创作的《莱茵之歌》（Rheinlied）是其中最著名的一首。诗中写道：“您不应该拥有它，自由的德意志莱茵河。”《莱茵之歌》面世后，被谱写成70多种曲调，迅速传唱于整个德意志。此外，马克斯·施内肯布格尔（MaxSburger，1819—1849）的《守护莱茵河》（DieWachtamRhein）和阿恩特的《奔赴莱茵河！越过莱茵河！让整个德国进入法国！》（ZumRhein！überRheisFrankrei！）等，也都是当时极富民族主义煽动性的名作。它们呼吁人们起来，保卫莱茵河，反对法国的要求。在所有的诗歌中，影响最深远的是布雷斯劳大学（UBreslau）教授海因里希·霍夫曼·冯·法勒斯莱本于1841年8月在英属赫尔果兰岛（Helgoland）创作的《德意志之歌》（LiedderDeuts）。歌中写道：“德国，德国，德国高于一切，高于世间万物。无论何时，为了保护和捍卫它，让我们兄弟般地团结。……统一、法制和自由，为了德意志祖国，让我们兄弟般心连心手牵手，一起共同努力。统一、法制和自由，是我们幸福的真谛。”通过《德意志之歌》，霍夫曼·冯·法勒斯莱本不仅提出了德意志民族统一的问题，也提出了实现资产阶级的法制和自由的要求，把实现国家统一和资产阶级自由民主变成了德国迈向现代社会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最后，由于好战的梯也尔政府倒台，新任法国外交大臣基佐（FranoisGuizot，1787—1874）采取了和解政策，莱茵危机才没有演变为战争。尽管如此，莱茵危机对德国却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海涅曾经指出，“感谢梯也尔将我们的祖国推入了伟大的运动之中，这场运动唤醒了德国的政治生活。梯也尔使我们再次以民族形式组织起来”。莱茵危机进一步激发了德意志人的民族意识，使德国近代民族主义从精英阶层进一步向群众运动转变。这股反法的民族主义**还在一定程度上冲垮了德意志各邦的边界藩篱，得到各邦政府和诸侯的认可，成了一种带有半官方性质的民族主义驱动力。

反对丹麦政府在石勒苏益格（Schleswig）和荷尔施泰因（Holstein）两公国问题上推行丹麦化政策，是1848年革命前德意志民族主义运动趋于高涨的另一推手。

长期以来，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施泰因两公国通过君王个人联合形式结合在一起。从居民看，石勒苏益格北部主要是丹麦人，南部主要是德意志人，荷尔施泰因主要是德意志人。根据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一世（I。，1426—1481，1448年—1481年在位）在1460年签订的《里伯条约》（VertragvonRibe），两公国“永远”不得分离。1815年以后，原先属于神圣罗马帝国的荷尔施泰因继续是德意志邦联的成员，石勒苏益格则不在其列。但两公国均接受丹麦国王个人统治，通过“君合国”的形式与丹麦保持联系。三十年代起，在民族主义的驱使下，丹麦政府开始推行丹麦化政策。1840年5月，丹麦政府颁发指令，要求在使用丹麦语的学校和教会的区域内，一律将丹麦语作为行政管理和法院的工作语言。

两公国强烈反对丹麦政府的政策，要求保持两公国的自治和统一。整个德意志也因此掀起了新一轮的民族主义波涛，形成了一场声势浩大、长达数年之久的民族运动。包括历史学家约翰·古斯塔夫·德罗伊森（JohannGustavDroysen，1808—1884）等在内的基尔大学（UzuKiel）的教授们首先起而抗争，反对丹麦化政策。在各种联合会、民族庆典和群众游行中，也充斥着反对丹麦的民族主义情绪。1844年举办的有12000人参加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Schleswig-Holstein）歌咏节上，人们唱出了与1840年莱茵危机时相似的战斗性歌曲《大海环抱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Schleswig-Holsteinmeerums）。“永不分离”（Upewigu）成了流行语，反对丹麦、呼吁两公国与德意志邦联统一的口号广为流传。在这种民族主义运动推动下，尽管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八世（VIII。，1786—1848，1839年—1848年在位）在1846年保证不会使两公国分离，石勒苏益格等级议会仍然提出加入德意志邦联。此后，人们在两公国问题上不断举行请愿、游行和集会。

除了一致对外的民族主义运动，全德性的民族主义群众组织和活动也得到进一步发展。1837年成立了“德意志农林场主大会”（Versammlusd-undForstwirte），其重要目标就是要建立“统一的祖国”。1838年又成立了“德意志哲学家和教师联合会”（VereischerPhilosophenundSer），将大批致力于德意志民族统一事业的德国学者和知识分子团结在一起。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846年和1847年分别在吕贝克和法兰克福召开的日耳曼学者大会，汇集了德意志法律、历史和语言领域的所有学界精英，其中不乏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vonRanke，1795—1886）、达尔曼、格林兄弟、阿恩特等著名学者。人们还举办各类具有重要纪念意义的庆典节日来彰显德意志的民族特性：1840年举办了“古滕贝格节”（Gute），以纪念德意志人对文化传播的巨大贡献；1843年举办了《凡尔登条约》（VertragvonVerdun）签订1000周年庆典，以纪念其奠定了东法兰克王国（OstfrankischesReich）的基础；1847年又在吕贝克举办了全德性的歌咏节，等等。

莱茵危机和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问题表明，德意志人对国家统一的渴望已经十分强烈。各种全德性的群众组织的出现和群众性活动的开展则显示，民族主义已经从精英意识发展成为一种广泛的群众性运动。所有这一切，为1848年革命中对民族统一的诉求奠定了思想和群众基础。

（二）资产阶级自由民主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1848年革命前夕，德意志邦联及各邦采取严厉的镇压政策和限制自由的措施，迫使德国资产阶级走向政治对抗。资产阶级自由民主运动进一步高涨，要求“改变现状”的革命意识日益增长，政治形势呈现激进化趋势。人们原本期待奥地利和普鲁士两大邦国的新君主继位后能够在政治上带来新的气象，但事实却令人失望。在奥地利，传统、僵化和敌视改革的弗兰茨一世去世后，继位的费迪南德一世因精神疾病，缺乏治理能力，国家在政治上仍旧停滞不前。在普鲁士，虽然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上台后采取了一些相对开明的措施和政策，给人们带来了自由主义的期待，但事实证明，他只是崇信“基督教国家”精神，希望以此来复活社会成员间的等级合作。于是，对现实不满的人群日益增长，人们开始集结起来，组成反对派。

1847年9月12日，在弗里德里希·黑克尔（FriedrichKarlFranzHecker，1811—1881）和古斯塔夫·冯·施特卢威（GustavvonStruve，1805—1870）等人的倡议下，资产阶级民主派在巴登的奥芬堡（）召开了有800多人参加的奥芬堡大会（erVersammlung），提出了德国历史上第一个政党性纲领《人民的要求》（DieFendesVolkes），即所谓的奥芬堡纲领（ramm）。纲领共13条，内容包括：废除卡尔斯巴德决议和德意志邦联通过的所有镇压法令；新闻和学术自由；公民人身自由和权利平等；军队宣誓效忠宪法；建立统一的德意志议会；实行累进所得税，废除一切特权；等等。

10月10日，即奥芬堡大会四个星期以后，包括弗里德里希·丹尼尔·巴塞尔曼（FriedriielBassermann，1811—1855）、卡尔·马蒂（KarlMathy，1807—1868）、卡尔·特奥多尔·韦尔克、海因里希·冯·加格恩和大卫·汉泽曼（DavidHansemann，1790—1864）等在内的南德和西南德的资产阶级自由派政治家，又在黑森达姆施塔特南部的贝格施特拉塞（Bergstrae）的赫本海姆（Heppenheim）聚集，召开赫本海姆大会（Heppeagung；HeppenheimerVersammlung）。大会达成了共同纲领：要求建立更为紧密的拥有自己的政府和人民代表的德意志联邦国家；通过铁路和关税同盟（Zollverein）建设等推动德意志一体化；实现进一步的新闻自由和陪审制度等一系列自由主义和法制国家等。如果说奥芬堡纲领反映了德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激进要求，那么赫本海姆纲领（HeppenheimerProgramm）就表明了德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温和主张。

继奥芬堡大会和赫本海姆大会之后，1848年1月17日又在斯图加特（Stuttgart）召开了类似的人民大会。资产阶级自由民主运动的发展已经出现了无法遏制的趋势。资产阶级开始认识到，德意志的政治现实需要加以改变，以便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而这种改变只有通过克服“现存政府的抵制”才能实现，这就需要人们从现存国家的政治奴仆、经济和精神依赖者的角色中“解放”出来。于是，一种“革命”的意识开始形成。

（三）物质生活状况的贫困化

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自由民主运动不断高涨的同时，不断恶化的物质生活以及由此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则使德国陷入进一步的动**之中。

19世纪上半期，特别是三四十年代，普遍的贫困化成为德国日常社会生活的一大特征。这一时期则成了德国历史上的所谓“大众贫困”（Pauperismus）时期，从城市到农村，普通民众的生活异常艰难。据统计，在汉堡、科隆、巴门等大城市的居民中，通常有10—20%需要济贫补助，在经济危机年代，需要补助者则达50%以上。在四十年代，德国总人口中估计有5—6%属于失业、无工作能力和贫困者，他们或者得到社会的救济，或者以乞讨为生。此外，还有大量的靠工资为生者、手工业帮工、独自经营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生活在贫困的边缘。在普鲁士，有超过一半的人口处于急需帮助和完全无保障的状态，50%以上的农村居民没有自己的财产，近70%主要靠工资为生。四十年代中期，在下奥地利（erreich）地区，约13。3万个农民职位中，只有2万个是全职的，另有6。2万个以上仅有14的职位。

这一时期出现普遍贫困的原因很多。1815年以后人口的快速增长是一个重要因素，它导致这一时期劳动力过剩，进而造成激烈的就业竞争之下的低工资。此外，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物价上涨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但是，就更深层次原因而言，民众的普遍贫困与德国从等级制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有关，是传统封建自然经济向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结构转变过程中的一种阵痛。随着工业化带来的大量人口向城市和工业地区的转移、手工业和商业行会封建特权的废除、农业生产的商业化和资本主义化，处于剧烈动**过渡时期的人们，尤其是经济承受能力相对弱小的下层民众，必然会出现超常态的贫困状况。

农业歉收和经济危机则进一步加剧了本已恶化的大众生活。1845年以后，德国广大地区出现连年农业歉收。谷物短缺和1846年、1847年的马铃薯霉烂病导致严重的食物供给紧张。到1847年初，符滕堡、黑-卡塞尔、普鲁士和奥地利等邦都出现了大范围的饥荒。在普鲁士，1846年的土豆产量仅为1840年正常产量的一半左右，黑麦产量也只有六成。仅上西里西亚（Obers）一地，因饥饿疾病而死亡者就达18000人之多。由此而来的是下层民众的不满和**。仅1847年3—6月，奥地利以外的德意志地区发生的饥饿**就在百次以上。此后，虽然1847年秋天的农业丰收使饥荒形势有所改善，但是，1847年底1848年初工商业销售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又使德国的经济状况雪上加霜。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银行纷纷破产，甚至维也纳银行团也失去了偿付能力；1848年3月初，德国最大的机器制造公司博尔西希机器厂（BscheMasbau-Anstalt）解雇了13的工人；3月9日，柏林一个劳动介绍所开张的第一天，登记寻找工作者竟然有六七千人之多。

大众物质生活贫困化带来的一个最直接的后果是，社会动**加剧，犯罪率上升。据统计，在1837年到1847年间，被判刑者案例每年增加75%以上，其中妇女占25%—30%，她们大多出于谋求生计而为之。相关统计还表明，1848年革命前，德国每年的偷窃率的上升与谷物价格的波动是一致的。也就是说，饥饿和贫困导致人们铤而走险。

总之，到1848年初，德国的政治和社会矛盾已经发展到了无法缓和的地步。在政治领域，旧的统治秩序已经无法再维持下去了；在社会生活领域，广大下层民众已经无法生活下去了。一场暴风骤雨即将涤**德意志大地。

二、“三月革命”和社会动**

“高卢公鸡的啼叫”再次成为德国政治自由和民族统一运动的新时代开端的信号。1848年2月22—24日，法国二月革命（FranzsischeFebruarrevolution）爆发，路易·菲利普的统治被推翻，法兰西第二共和国（ZweiteFranzsischeRepublik）建立。法国二月革命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德国资产阶级的顾虑，成为德国“三月革命”（Mrzrevolution）或称1848年德国革命（DeutscheRevolution1848）的导火线。

“三月革命”首先在距离法国最近的西南德意志地区爆发。1848年2月27日，受法国二月革命的刺激，资产阶级民主派在曼海姆举行大规模的群众集会，即曼海姆人民大会（MannheimerV），标志着巴登革命的开始。大会提出了“四点要求”：建立自由选举军官的人民武装；无条件新闻自由；建立刑事陪审法庭；立即成立德意志议会。这“四点要求”成为后来德国1848年革命中“三月要求”（Mrzfen）的核心内容。2月28日，加格恩在黑森达姆施塔特邦议会上又提出了“召集民族代表同时任命联邦首脑”的呼吁。可见，德国1848年革命从一开始就把实现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和民族统一两大任务结合在一起，具有双重特性的历史使命。

3月1日，革命者占领了巴登邦议会的贵族院。3月4日，慕尼黑爆发起义，巴伐利亚革命开始。3月6日，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一世不得不屈服于民主派和自由派的要求，任命自由派组成内阁。接着，3月11日，在强大压力下，路德维希一世又不得不将其宠幸的西班牙舞女罗拉·蒙特茨（LoraMontez，1821—1861）逐出慕尼黑，并宣布退位。此外，萨克森王国、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施泰因等邦也相继发生革命。但是，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是奥地利和普鲁士两大邦国的革命进程。

普鲁士在3月初开始受到革命的影响。3月3日，科隆出现了请愿活动，莱茵兰的动乱日趋高涨。威斯特法仑、西里西亚和东、西普鲁士等省份也相继出现动乱。3月6日，在革命形势的压力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宣布召开邦议会，实行新闻自由，清除关税障碍，改革德意志邦联等。3月14日以后，柏林的骚乱日益严重。3月18日，普王宣布召开联合邦议会，制定宪法。然而就在这一天，普军试图用武力驱散在王宫前集会示威的民众。示威民众遂以起义和街垒战回答镇压行动。在这种形势逼迫之下，普王赶紧于3月19日发表《致我亲爱的柏林人》（AnmeineliebenBerliner），允诺军队撤出柏林，并任命了一个由自由派组成的过渡内阁。此后他试图逃往波茨坦（Potsdam），但没有成功。3月21日，普王接受了象征革命的“黑红金”三色饰带，并发表《致我的人民和德意志民族》（AnMeinVolkus），宣布将致力于德国的统一和实施真正意义上的宪法。3月29日又组成了以自由派首领鲁道夫·坎普豪森任首相和大卫·汉泽曼任财政大臣的内阁。但是这一内阁在贵族和军队的抵制下根本无法正常运转。5月22日，普鲁士召开国民议会，讨论制定宪法问题，也没有结果。7月份提出的包含自由民主改革内容的宪法草案又遭到保守派议员和普王的拒绝。

柏林三月革命爆发后，波森地区也于4月爆发了路德维克·米洛斯拉夫斯基（LudwikMieroslawski，1814—1878）领导的争取波兰独立的起义。5月9日，起义在优势的普军镇压下失败。米洛斯拉夫斯基被逮捕，不久被驱逐出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