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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1848年德国革命（第2页）

5月底以后，普鲁士的形势趋于平静，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态度也转向反动。6月14日，出现了民众与国民卫队冲突并冲击柏林军械库的“柏林军械库风暴”（Berliurm）事件，自由派内阁因此倒台。7月31日，在西里西亚的施韦德尼茨（Sitz），军队与国民卫队发生冲突，杀死14名市民。9月上旬，国民议会通过左翼提出的议案，要求军队不得与民众发生冲突，剔除那些践踏法制国家的军官。但是，由于奥尔斯瓦尔德汉泽曼内阁（MinisteriumAuerswald-Hansemann）支持军队，相关议案没有得到落实。9月21日，为了安慰愤怒的保守派和军队，普王任命普菲尔将军（ErnstvonPfuel，1779—1866）组成过渡政府，准备对革命力量进行反击。11月2日勃兰登堡伯爵弗里德里希·威廉（FriedrichWilhelmGrafvonBrandenburg，1792—1850）组成保守派内阁。一周以后，国王军队重新进入柏林。普鲁士开始了反革命时期。

11月15日，普王下令将国民议会从柏林迁往波茨坦。12月5日，他又下令解散国民议会，并于同一天强行颁布了一部钦定宪法。新宪法离自由派的要求很远。它规定国王的权力不可侵犯，国王可以随时解散议会，大臣只对国王负责等。与此同时，为了缓和革命派的反抗，在汹涌的革命潮流面前保存现存的普鲁士国家，在这一钦定宪法中也对自由派做了一些让步，其中包含一些国民议会宪法草案中的条款，诸如废除领地裁判权和庄园警察权，实行普遍选举等。到1848年底，普王为首的旧势力已经恢复了对整个国家的控制。

在哈布斯堡家族统治下的奥地利，革命分为两个部分：以维也纳为中心的奥地利本土爆发的革命和包括波希米亚、匈牙利以及上意大利（Oberitalien）地区在内的非德意志民族的起义。两股革命力量从一开始就交织在一起。3月3日，匈牙利民族主义运动领袖路德维希·冯·科苏特（LudwigvonKossuth；LajosKossuth，1802—1894）提出了制定匈牙利宪法的要求，3月6日，维也纳出现了市民组织的请愿行动，预示着一场革命风暴即将到来。

维也纳首先爆发革命。实际上，早在1847年和1848年之交的冬天，奥地利城市下层民众和生活贫困的农民的不满已经达到顶点。工人和学生们提出了取消新闻检查和实施宪法的要求。3月13日，下奥地利等级议会在维也纳召开，民众冲击议会，维也纳市郊也出现了冲击商店和工厂的动乱。奥地利革命由此爆发。当晚，复辟制度的象征性代表人物、年已74岁的奥地利首相梅特涅匆忙引退，然后男扮女装逃往英国。梅特涅的下台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3月14日，皇帝费迪南德一世做出让步，同意建立国民卫队，取消新闻检查。此后，他又表示要实现完全的新闻自由并允诺颁布宪法。3月17日，奥地利建立了第一个责任政府。4月25日，奥地利政府颁布了由内政大臣皮勒斯多夫（FranzvonPillersdorf，1786—1862）起草的钦定宪法。但是宪法有关两院制的规定以及5月9日颁布的选举规程中有关下层民众没有选举权的规定再次引发人们的不满，包括邦工、仆役和工人在内的大量下层民众也因被排除在国民卫队之外而感到愤怒。5月15日，维也纳爆发起义，提出实行普选制和召开制宪国民议会等要求，并且成立了以医生阿道夫·费施霍夫（AdolfFischhof，1816—1893）为首的“安全委员会”。5月17日，皇帝费迪南德一世被迫离开维也纳，逃往因斯布鲁克（Innsbruck）。政府迫于形势再次做出让步，同意撤回钦定宪法，并于7月22日召开制宪议会。9月7日，议会宣布取消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废除封建劳役等。资产阶级自由派的要求基本上得到满足。但是政府在伺机进行反扑。

反映奥地利革命形势走向的另一个重要风向标是匈牙利、波希米亚等非德意志人地区的革命状况。

1848年匈牙利革命把建立匈牙利自己的政府作为重要的追求目标。3月15日，佩斯（Pest）爆发起义，科苏特为首的自由派向在普雷斯堡（Preburg）的议会提出了自己的纲领，要求制定民主宪法，废除各种劳役，实现民族平等，建立独立的匈牙利人（Ungar）即马扎尔人（Magyar）民族国家，与奥地利帝国（Kaisertumsterreich）之间建立一种基于君合国之上的关系等。这就是所谓的“三月法令”（Mrzgesetze）。4月11日，奥皇费迪南德一世批准了相关要求，所以也称“四月法令”（Aprilgesetze）。但是匈牙利本身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在当时的匈牙利居民中，有匈牙利人450万，斯拉夫人（S）500万，罗马尼亚人（Rumnen）和德意志人各100万。掌握政权的匈牙利人在居民中占少数。然而科苏特等人却试图建立匈牙利人独占的国家政权，因此引发匈牙利人与其他民族的冲突。6月以后，匈牙利人先后与国内其他民族进入战争状态。奥地利政府决定利用这一矛盾镇压匈牙利革命。9月，奥地利政府任命克罗地亚（Kroatien）总督耶拉契奇（JosefvonJellacˇic'180-1859）率军镇压匈牙利人的反叛。

波希米亚革命的中心在布拉格。1848年3月初，波希米亚的知识分子、大学生、小资产阶级（Kleium）和工人等也提出了建立自己的政府、实行代议制等要求。迫于形势，奥皇于4月8日答应制定宪法。然而以历史学家帕拉茨基（FrantiekPalack，1798—1876）为代表的捷克资产阶级自由派要求实现奥地利帝国境内所有斯拉夫人的自治。6月2日，帕拉茨基主持下的斯拉夫人代表大会在布拉格召开。但是大会提出的一些要求遭到奥皇的拒绝。与此同时，奥军驻布拉格最高指挥官温迪施格雷茨侯爵（AlfredFürstzuWindischgrtz，1787—1862）开始对布拉格实行军事管制。布拉格局势随之恶化。12日，示威民众开始起义，5天后遭到温迪施格雷茨的血腥镇压。波希米亚革命由此结束。在奥地利帝国境内，反革命力量首次取得胜利。

奥地利统治下的伦巴底、威尼西亚、托斯坎纳（Tosa）和莫德纳等上意大利地区也爆发了革命。在米兰（Mailand），人们于3月18日发动起义，宣布伦巴底独立并且与撒丁王国合并，接受撒丁国王卡尔·阿尔伯特（KarlAlbert，1798—1849）的统治。威尼斯于3月17日爆发反对奥地利统治的起义，并于23日宣布威尼西亚脱离奥地利独立。6月25日，拉德茨基（JosefWezkyvoz，1766—1858）率领的奥军在库斯托查战役（SchlaCustozza）中决定性地击败了撒丁王国的军队。8月初，奥军占领了意大利革命中心米兰，逐步恢复了在上意大利的统治。

此后，奥地利政府逐渐恢复对局势的控制。10月4日，奥皇下令解散匈牙利议会，驻扎维也纳的部分军队调往匈牙利。这时维也纳的革命势力认识到，如果匈牙利革命失败，维也纳革命也会遭到同样的命运。因此在10月6日，包括工人、学生和部分国民卫队在内的革命力量集结起来，阻止政府军，冲击国防部，打死了极端右翼的国防大臣拉陶尔伯爵（TherafBailletvonLatour，1780—1848），然后攻占军火库，控制了维也纳。奥地利帝国议会被迫迁往克雷姆西尔（Kremsier），皇帝也慌忙出逃。这就是所谓的维也纳十月起义（Wieand）。但是这一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10月23日，耶拉契奇和温迪施格雷茨率领的奥军开始包围并进攻维也纳，起义者进行了激烈抵抗，2000人战死，终因力量悬殊而失败。11月1日，奥军重新占领了首都。11月21日，实行强硬政策的费利克斯·楚·施瓦岑贝格侯爵（FürstFelixzuSberg，1800—1852）出任奥地利首相。12月2日，患有精神疾病的费迪南德一世退位，弗兰茨·约瑟夫一世（FranzJosephI。，1830—1916，1848年—1916年在位）成为奥地利新皇帝。1849年3月4日，奥地利政府强行颁布了一部中央集权主义（Zentralismus）的宪法，7日解散了帝国议会。封建专制统治在奥地利重新确立。

维也纳十月起义失败后，奥皇派温迪施格雷茨率军镇压匈牙利革命，并于1849年1月初攻克佩斯。此后，匈牙利革命力量曾多次击败奥军，并于4月14日宣布独立，推举科苏特为国家元首。然而，由于沙皇派兵进入匈牙利，协助奥军作战，匈牙利革命力量在腹背受敌的形势下，于9月最终失败。

三、法兰克福国民议会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Frai），也称全德国民议会（Deutsmlung），是1848年德国革命的又一重要舞台，也是德国资产阶级实践自由民主和民族统一双重理想的初次尝试。就当时的形势而言，法兰克福国民议会承担着两大历史任务：制定一部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宪法和建立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

1848年2月12日，弗里德里希·丹尼尔·巴塞尔曼曾在巴登等级议会上提出德意志邦联议会实现人民代表制，3月5日的海德尔堡大会（HeidelbergerVersammlung）则发出了召开预备议会的邀请。3月3日，德意志邦联议会在公众压力下宣布新闻自由，此后它又承认需要修订《德意志邦联文件》，并组成了以原核心委员会为基础的“十七人委员会”（Siebzehnerausschu），负责起草德意志宪法。3月31日至4月3日，由574名代表参加的预备议会（Vorparlament）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圣保罗教堂召开。会议代表多数来自各邦议会，其中141人来自普鲁士，奥地利则只有2人参加。会议代表主要由民主派和自由派组成。以施特卢威为代表的民主派要求废除君主制，建立以美国为榜样的联邦制共和国。但是这一主张遭到以加格恩、达尔曼和马蒂等为首的自由派多数的反对。在他们看来，人民主权与君主制并不矛盾。他们主张建立一个在普鲁士领导下的联邦制国家。最后，预备议会决定设立“五十人委员会”（Fünfzigerausschu），为选举和召开全德国民议会做准备。5月初，全德国民议会选举开始。选举基于普遍、平等的原则进行，每5万选民选举一位代表。包括石勒苏益格以及普鲁士所属东、西普鲁士和波森等省在内的非德意志邦联地区也选出了参加全德国民议会的代表。

5月18日，全德国民议会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圣保罗教堂开幕。议员实际人数为585名，其中受过大学教育者550人。从代表身份看，大多数是大学教授、法官、律师、官员、商人和工厂主，下层民众代表很少，只有1位农民和4名手工业者，没有工人代表，因此该议会又被称为“教授议会”或“绅士议会”。大多数议员在政治立场上为温和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其次为激进左派和保守派。自由派代表加格恩被选举为议会主席。

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中，议员们因政治立场的差异形成了民主主义左派（Diedemokratiske）、保守主义右派（Diekoe）和自由主义中间派（DieliberaleMitte，包括中间左派、中间右派）等议会党团，他们有各自的集会地点。

民主主义左派主要聚集于德意志旅馆（DeutscherHof）和唐纳斯贝格（D）两处。前者约50人，代表人物为罗伯特·勃鲁姆（RobertBlum，1807—1848）等人，他们要求制定宪法，建立共和国；后者约50人，以施特卢威等为代表，要求建立德意志共和国和进行激进的社会改革。11月以后，从二者之中又分离出一部分相对温和的议员，形成了纽伦堡旅馆派（FraktierHof）。民主主义左派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中居于少数派地位。

保守主义右派约有40人，人数最少。代表人物是来自普鲁士的冯·芬克和约瑟夫·冯·拉多维茨（JosephvonRadowitz，1797—1853）等人，聚会地点为石房（SteinernesHaus）和米拉尼咖啡馆（i）。他们的主要目标是，在联邦制框架之下建立一个独立于议会的政府。

国民议会的第一个重要举措是，根据加格恩的建议于6月28日作出了建立起临时中央权力机构的决议。议会选举奥地利的约翰大公（Jvonsterreich，1782—1859）担任作为最高首领的帝国摄政。在内阁之中，则普鲁士的影响更大一些。内阁首相由倾向于普鲁士的英国女王维多利亚（Victoria，1819—1901，1837年—1901年在位）的异母兄弟、巴伐利亚将军卡尔·冯·莱宁根侯爵（KarlFürstzuLeinignen，1804—1856）担任；内政大臣由奥地利的安东·冯·施梅林（Antonv，1805—1893）担任；来自普鲁士的爱德华·冯·波伊克（EduardvonPeucker，1791—1876）和赫尔曼·冯·贝克拉特（Hermah，1801—1870）分别担任国防大臣和财政大臣。

但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和新建立的帝国中央政府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方面都明显软弱无力。在德意志内部，奥地利、普鲁士、巴伐利亚和汉诺威等重要邦国根本没有服从帝国政府的意愿，它们公开拒绝国防大臣于1848年8月发出的各邦军队效忠于帝国摄政的命令。在对外政策方面，国民议会和新建立的帝国政府同样软弱无力，这一点突出显示在石勒苏益-荷尔施泰因问题上。

1848年1月，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八世去世，新继位的弗里德里克七世（FrederikVII。，1808—1863，1848年—1863年在位）在以艾德尔丹麦人党（Eiderdnen）为代表的丹麦民族主义者的压力下，答应颁布新宪法，加强丹麦与石勒苏益格公国之间的紧密联系，并于3月在哥本哈根（Kopenhagen）召开制宪国民议会，制定包含石勒苏益格在内的丹麦新宪法。这一举动违背了1460年《里伯条约》关于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两公国“永不分离”的规定，因此立即引起两公国中的德意志人的不满，他们视之为脱离丹麦独立的机会，于3月24日宣布脱离丹麦，成立临时政府，并向德意志邦联议会和后来的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请求帮助。然而，德意志邦联议会以及后来的国民议会都不敢决定接受石勒苏益格加入德意志邦联，只是以德意志邦联名义命令普鲁士的弗兰格尔将军（FriedrichGrafvel，1784—1877）指挥由普鲁士、汉诺威和其他德意志邦国组成的军队进入两公国，向丹麦政府施压。但是英国和俄国都反对德意志邦联的干涉。结果，普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两国的压力下被迫让步，8月26日在马尔默（Malm）与丹麦签订停战协定，规定邦联军队从两公国撤退。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虽然极不情愿，但由于没有实际可控的军事力量，只好接受停战。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问题的结果使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认识到，德意志民族统一问题的最终解决必须具备两个条件：欧洲列强的认同和德意志大邦的支持。

1848年7月初到12月底，国民议会首先用了近半年时间来讨论德意志人的基本权利，以便为日后建立资产阶级法治国家提供保证。12月27日，国民议会通过了名为“德意志人民的基本权利”（GrusVolks）的特别法（后来列入1849年3月28日通过的《德意志帝国宪法》第六部分）。该法规定：德意志人享有包括选举权、居住权和迁徙权等在内的公民权；取消各类特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身自由不可侵犯；私有财产不可侵犯；新闻、言论、集会、结社和信仰自由；学术自由；等等。这些规定虽然由于革命的失败而没有得到实施，但毫无疑问，它们向世人昭示了德国近代历史发展中的自由和民主的传统，表明日后从魏玛共和国到联邦德国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体制的确立和发展并非只是外部压力促成的结果，也有其内生的根源。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在讨论和制定宪法的过程中，有三个主要问题需要解决。其一是确定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的疆界。鉴于1815年确定的德意志邦联各邦疆界与德意志人实际居住地区不尽一致，因而存在疆界调整问题。在普鲁士东部，必须把德意志国家的疆界东移，以便把德意志人居住区纳入进来；在奥地利，则存在将非德意志居民纳入德意志国家的问题。其二是有关国家权力的分配问题。它涉及到立法、行政权力分配以及中央与各邦之间的相互关系。其三是设立国家元首的问题。

围绕着建立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问题，除了少数民主主义左派要求建立德意志共和国外，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中的主流意见是，在保存现有的多邦制的基础上，建立起类似美国的联邦制国家。而要建立这样一个新的德意志民族国家，核心问题是如何对待奥地利多民族王朝国家中的非德意志因素。为此，国民议会中出现了小德意志方案（Kleisg）和大德意志方案（Grodeutsg）之争。小德意志方案的支持者以历史学家达尔曼和德罗伊森等为代表，要求排除奥地利，建立普鲁士领导下的以普王为世袭皇帝的德意志民族国家；大德意志方案的支持者以法学家韦尔克等为代表，要求建立奥地利影响和领导下的德意志民族国家，但这一民族国家只包括德意志邦联德语区域以及波希米亚等与德意志有密切历史渊源的地区，匈牙利等非德意志人地区则将被排除在德意志民族国家之外。这意味着哈布斯堡家族统治下的奥地利帝国将被分解。起初，国民议会的多数代表支持大德意志方案。

在这种情况下，12月18日继任帝国首相的加格恩就德意志与奥地利的关系提出了所谓的“二元联盟”（Doppelbund）概念，即普鲁士领导下的紧密的小德意志邦联与奥地利建立一种“密不可分的同盟”。然而，奥地利对这一建议同样加以拒绝，因为这意味着它失去了在德意志的领导地位。施瓦岑贝格侯爵在给奥地利驻法兰克福全权代表的指示中表示，奥地利“仍然是德意志邦联的一员”，未来德意志国家的任何形态都不能将奥地利排除在外。1849年3月9日，施瓦岑贝格侯爵又提出了奥地利版的“大德意志方案”，即“施瓦岑贝格计划”（Sberg-Plan）：整个奥地利帝国加入德意志邦联；中央政府由七人组成的执政府（Direktorium，奥地利和普鲁士各3票，巴伐利亚1票）统治；各邦议会代表组成一院制国家议会，3年一届；帝国首脑由奥地利和普鲁士轮流担任。从本质上看，这一方案与1815年建立的德意志邦联没有什么差异，与人们期盼的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相距甚远。

奥地利的态度使许多原先支持大德意志方案的议员感到绝望，他们最终放弃了原来的立场。一直致力于大德意志方案的赫尔曼·冯·贝克拉特在1849年1月就寒心地表示：“对奥地利的等待就是德意志统一的灭亡。”在大德意志方案失去可能的情况下，包括法学家韦尔克在内的大德意志方案支持者纷纷转向小德意志方案。1849年3月27日，国民议会以267票对263票的微弱多数通过了帝国宪法，次日，国民议会以290票赞成、248票弃权的结果，选举普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为“德意志皇帝”（KaiserderDeuts）。

1849年《德意志帝国宪法》（VerfassusReichs1849）虽然由于革命的失败而没有得到实施，但其中蕴含的一系列基本思想却对未来的德意志国家宪法产生了重要影响。宪法明确规定了“德意志人民的基本权利”，从而成为德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资产阶级自由和民主性质的国家宪法。立法方面：宪法规定帝国议会由国家院（Staatenhaus）和人民院（Volkshaus）两院组成。国家院是德意志各邦的代表，其成员由各邦政府和邦议会各派一半代表组成。人民院根据普遍、平等的原则选举产生。立法权由人民院和国家院共同拥有。行政方面：帝国中央政府是国际法意义上“唯一”的德国代表，具有全面的外交权、军队指挥权以及各种相关的立法和管理职能权限；帝国元首拥有“德意志皇帝”头衔，实行世袭制，在国际法上是帝国的象征，具有宣战、媾和、缔约、结盟之权；负责召集和结束帝国议会，有权解散人民院；掌握武装力量。司法方面：帝国法院（Reichsgericht）掌握帝国司法权，司法独立。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通过帝国宪法并推选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为帝国元首之后，国民议会主席爱德华·西姆松（EduardSimson，1810—1899）率领32名议员组成的代表团前往柏林，向普王敬献皇冠。但是出乎意料的是，普王在4月3日拒绝了这一份厚礼，4月28日又以书面形式确认了这一拒绝。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之所以拒绝帝国元首之衔，出于多层考虑。其一，作为正统的霍亨索伦王朝的继承人，不能接受革命赠予的皇冠。他曾在给普鲁士驻伦敦公使的信中指出：“这实非皇冠”，它带有“1848年革命的腐尸味道”。“一位受上帝恩宠的合法国王”决不会戴上“这样一顶用粪土烘制出来的、想像中的头箍”。其二，尽管20多个德意志小邦在4月14日批准了法兰克福国民议会通过的宪法，奥地利以及巴伐利亚、汉诺威、符滕堡和萨克森等四个王国却拒绝了该宪法。这意味着接受皇冠将会导致与奥地利及其他几个中等王国对抗，可能引发战争。其三，势力如日中天的沙皇也对普王施加压力，反对其接受这顶皇冠。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努力由于普王拒绝接受皇冠而付诸东流。新的帝国宪法的实施和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的愿望也因此化为泡影。此后，奥地利和普鲁士从法兰克福召回了他们的议员。5月30日，剩下的“残余议会”（Rumpfparlament）迁往斯图加特。6月18日，符滕堡政府应普鲁士的要求，强行解散了“残余议会”。

四、1848年德国革命的失败及其影响

1848年底，正当法兰克福国民议会里面在为大、小德意志方案争吵不休之时，普鲁士和奥地利革命已先后遭到失败，反动势力重新恢复了在两大邦国的统治。面对恶化的形势，资产阶级自由派和民主派试图尽可能地拯救这场革命。

1848年11月底，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中的左派为了反击奥地利和普鲁士出现的反革命潮流，成立了以中德和南德地区代表为主体的中央三月联合会（tralmrzverein），作为民主联合会的最高层组织。其核心成员有来自德累斯顿的威廉·阿道夫·冯·特吕奇勒（hvonTrützschler，1818—1849）、来自科隆的弗兰茨·拉韦奥克斯（FranzRaveaux，1810—1851）和来自维尔茨堡（Würzburg）的戈特弗里德·艾森曼（GottfriedEisenmann，1795—1867）等人。到1849年3月底，中央三月联合会已经拥有950个民主联合会，会员50万人。在普王拒绝接受帝国皇冠，特别是主要邦国拒绝接受宪法后，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科尔布（GeFriedrichKolb，1808—1884）和海因里希·赫尔曼·里曼等人又发起了以维护1849年德意志帝国宪法为目标的维护帝国宪法运动（Reichsverfassungskampagne），并且得到热烈响应。到5月，维护帝国宪法运动发展成为席卷许多邦的武装起义，整个德国境内出现了类似内战的状况。

巴登是1848年德国革命的起始处，也是革命的最后失败地。早在1848年4月，为了建立共和国，资产阶级激进民主派的黑克尔就曾组织过从康斯坦茨（Konstanz）向卡尔斯鲁厄的“黑克尔进军”（Heckerzug）；9月，施特卢威也在勒尔拉赫（Lrrach）发动过革命起义。维护帝国宪法运动开始后，巴登再次出现革命风暴。与其他邦不同的是，巴登革命除了要求维护帝国宪法外，民主派提出的建立共和国的要求一直是革命的重要目标。1849年5月9日至11日，在起义浪潮中，巴登军队纷纷调转枪口，转入起义者一边。13日，起义者在第二次奥芬堡大会上提出包括承认帝国宪法和成立资产阶级自由派政治家劳伦茨·布伦塔诺（Loreano，1813—1891）为首的新政府等在内的16点纲领，但遭到巴登政府拒绝。巴登大公从首府卡尔斯鲁危逃往科布伦茨（Koblenz）。起义者于是在拉施塔特成立了革命的邦委员会，14日又成立了劳伦茨·布伦塔诺为首的执行委员会，接替逃亡的巴登大公政府。但是反动势力迅速组织力量对革命政府进行围攻。由普鲁士、巴登和普法尔茨军队组成的干涉军以及由黑森和符滕堡组成的同盟军队逐渐取得了战场优势。7月23日，革命政府所在地拉施塔特被攻陷。1848年德国革命最后失败。

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也积极支持1848年德国革命，甚至参加了起义。1848年革命爆发后，马克思和恩格斯于4月初回到德国。6月1日，马克思担任总编辑的《新莱茵报》（NeueRheiung）在科隆出版，该报大力支持德国的民主共和运动，成为1848年德国革命期间左派的重要舆论阵地。1849年5月19日《新莱茵报》被封闭后，马克思和恩格斯来到巴登首府卡尔斯鲁厄。他们积极向布伦塔诺政府献策，主张乘胜向法兰克福进军，以推动全德起义，但是相关建议没有被接受。

海涅曾说过，“一场革命是一次不幸，但更大的不幸是一场失败的革命”。1848年革命的失败对德国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和后果。

首先，1848年革命的失败“改变了德国历史的航程”。在法国和美国等国，资产阶级革命是成功地将民族运动与民主进步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在德国，1848年革命的失败则使得资产阶级自由派与民族主义者之间的联盟出现了破裂。实现德国统一的目标逐渐与建立自由宪政政府的梦想剥离开来。于是，德国历史的发展开始打上民族运动与民主运动分离的二元主义烙印，越来越呈现出与西方国家不同的“德意志独特道路”（Deutsderweg）。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大、小德意志方案的争论则加剧了普鲁士与奥地利之间争夺德意志主导权的斗争，预示着一个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最终将建立在武力之上，通过“铁血”来见分晓。

革命的失败也使德国在随后出现了一个所谓的“反革命”（Gegeion）的“反动时代”（Reaktionsra），这一时期从1848年革命结束到1858年威廉出任普鲁士摄政开启“新时代”（Neuera）为止。在此期间，旧的反动势力力图卷土重来。

不过，尽管1848年革命失败了，革命后的德国社会却已经无法完全回复到梅特涅时期的那种状态，革命后的反动更多地仅仅表现为恢复旧的法律的努力和逆潮流而动的倾向。革命期间开展的废除诸如农奴制等封建制度的社会解放进程，在革命失败后并没有停止，而只是放慢了速度。在司法领域，复辟时期的秘密审讯制度逐渐被公开的刑事审判制度所取代。尽管一些邦议会失去了革命期间获得的权力，特别是作为大邦的奥地利于1851年12月31日取消了革命期间颁布的钦定宪法，但另一大邦普鲁士毕竟仍然保留了邦议会，于1849年5月30日颁布了三级选举法（Dreiklasse），而且在1851年1月31日颁布了一部重新修订的钦定宪法。

1848年革命的一个重要政治后果是，德国开始出现“现代意义上的政党”。革命期间新闻检查的取缔、集会和结社自由等权利的实施，法兰克福国民议会、普鲁士邦议会以及奥地利帝国议会中各种思想的政治代表的活跃登场，为不同政治立场和思想倾向的人们组成政治联合创造了条件。这种政治联合首先表现为议会内部各种派别的存在。如前所述，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中就形成了各个政治派别，他们的政治倾向已经非常明显。这种政治联合也表现为议会外各种政治势力的汇集，如1848年9月在柏林成立的全德工人兄弟会（AllgemeischeArbeiterverbrüderung）等。一些重要报刊则成为重要政治派别的标志。柏林的《新普鲁士报》（NeuePreuisg），即所谓的《十字报》（Kreuz-Zeitung）是普鲁士保守势力的喉舌，科隆的《新莱茵报》则在一段时间内成了资产阶级民主左派的代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