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古拉一世原本打算依靠普、奥,与英国妥协,孤立法国,以此取得对土战争的胜利。但是这一打算完全落空。首先,英法两国不愿在近东争霸中向俄国让步;其次,德意志两大邦国的立场也让俄国失望。奥地利害怕俄国在巴尔干地区的扩张会阻断其东扩之路,也担心由此引发国内斯拉夫人的民族运动,因而对俄国采取了不友好的态度。俄土战争爆发后,它一方面要求俄国从两公国撤军,另一方面寻求普鲁士的支持。普鲁士因不久前受过“奥尔缪次之辱”,加上英法两国的压力,于1854年4月20日和奥地利缔结了攻守同盟。不过普鲁士很快就发现,这一同盟会使之成为奥地利政策的追随者,因此当奥地利12月2日与英、法签订攻守同盟条约,并于1855年1月提出动员德意志邦联军队时,普鲁士驻邦联公使俾斯麦坚决反对奥地利把德意志邦联及其成员绑到自己战车上的企图。他认为,普鲁士若参与英法针对俄国的战争,必将遭到俄国的忌恨。一旦拿破仑三世改变其政策,普鲁士就会陷于无助的境地并面临俄国的报复。因此,他把奥地利推动德意志邦联议会针对俄国的备战变成了针对一切外来威胁的武装中立。这一招不仅使普鲁士在德意志邦联中获得多数支持,而且使普鲁士远离针对俄国的敌意,从而为日后普俄友好打下了基础。
1855年3月2日,因战争进程不利而陷于内外交困的尼古拉一世自杀。9月俄国在黑海的重要基地塞瓦斯托波尔(Seol)被盟军攻陷。12月,已经占领多瑙河两公国的奥地利落井下石,向俄国发出最后通牒,提出极其苛刻的和平条件,包括取消俄国对两公国的保护权,黑海非军事化,俄国放弃对土耳其东正教的保护权等,并且宣称,如果相关要求遭拒绝,就向俄国宣战。新沙皇亚历山大二世(AlexanderII。,1818—1881,1855年—1881年在位)在败局已定的形势下,被迫求和。1856年3月30日,战争双方加上德意志两大邦国签订《巴黎和约》(FriedenvonParis1856),主要内容包括俄国撤回对土耳其东正教徒的保护权;黑海中立化和非军事化;俄国割让多瑙河口和比萨拉比亚(Bessarabien)给摩尔多瓦;多瑙河航行自由等。
克里米亚战争及其结局对欧洲国际关系格局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俄国结束了维也纳会议以来的霸主角色,国际地位大大下降;英法两国在地中海和土耳其的地位大大加强;法国改变了维也纳会议以来的不利国际地位,成为欧洲大陆的主宰。
克里米亚战争对德意志的政治发展而言,也具有根本性意义。俄、奥、普三个东方君主国自维也纳会议以来结成的“神圣同盟”彻底瓦解;更为重要的是,它彻底改变了俄国与德意志两大邦国之间的关系。普鲁士由于在战争中采取温和的中立态度,赢得了俄国的好感,继续与俄国保持着友好的关系;奥地利则由于“忘恩负义”、落井下石的行为而与俄国关系恶化。俄国原先扶奥抑普的态度发生根本性转变。这一变化为普鲁士争夺在德意志的霸主地位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后,欧洲国际关系格局继续朝着有利于普鲁士的方向发展。其一,俄国因战争失败而从欧洲霸权的顶峰跌落下来,元气大伤,使普鲁士统一德国的外部阻力大减。其二,英国的态度发生重要变化。由于法国取代俄国成为欧洲大陆的霸主,希望保持欧洲大陆均势的英国转而支持普鲁士,以抗衡和牵制法国。其三,法国在1862年—1867年间派大军远征墨西哥(Mexiko),无暇顾及欧洲事务。同时,拿破仑三世准备利用普鲁士统一德国的愿望,与之讨价还价,坐收渔利。其四,奥地利由于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开罪俄国而失去了重要的国际支持,1859年的意大利战争中又受到进一步打击。所有这一切,都为普鲁士统一德国提供了有利的国际空间。
(三)俾斯麦的统一战争与德意志帝国的建立
普鲁士统一德国的进程是在俾斯麦策划的三次连锁反应式王朝战争中完成的。第一场统一战争是1864年德丹战争(DeutsischerKrieg)。如前所述,1848年德意志与丹麦之间曾因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问题发生冲突。为解决丹麦与德意志在两公国问题上的矛盾,欧洲列强曾于1852年签订《伦敦议定书》,规定两公国通过丹麦国王个人各自与丹麦联合,同时保证荷尔施泰因的德意志邦联成员资格以及两公国自古以来的不可分离。丹麦国王也答应不归并石勒苏益格。然而,1863年新即位的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九世(IX。,1818—1906,1863年—1906年在位)却在丹麦民族主义者压力下批准了议会提交的新宪法,将拥有独立地位的石勒苏益格改由丹麦政府直接管辖,从而违反了1852年《伦敦议定书》。对此,德国舆论一片哗然。德意志邦联议会在要求丹麦政府收回法令未果之下,于1863年派萨克森和汉诺威军队开进了荷尔施泰因。
两公国争端的出现,成为俾斯麦检验其“铁血政策”的良机。他毫不隐讳地表示要吞并两公国。此时国际关系格局也有利于俾斯麦推行自己的政策。在德意志内部,另一大邦奥地利不敢明确支持德意志在两公国争端中的要求,害怕因此引发本国非德意志地区的民族运动。俄国由于普鲁士支持其镇压1863年波兰起义(Poland1863)而心存感激,作出了不对普鲁士采取军事行动的保证。法国此时正兵陷墨西哥,自顾不暇,且俾斯麦在1863年底暗示可能将莱茵河西岸地区割让给法国,故而拿破仑三世对因两公国争端可能引发的冲突问题态度淡漠。英国虽然威胁要进行干涉,但没有大陆盟国的配合,仅凭自己的两万陆军难有作为,况且它还想利用普鲁士牵制法俄两国,故而没有全力介入。在这种有利的国际形势下,俾斯麦采取了明智的策略。其一,打出维护1852年《伦敦议定书》旗帜,从而可以堂而皇之地抵制各列强的干涉,避免“招致和其他强国的紧张关系”。其二,拉拢奥地利共同行动。这样既可防止英法的联合军事威胁,又掩盖了普鲁士吞并两公国的企图。当时各列强都不愿普鲁士吞并两公国而进一步壮大,因此,在它们看来,普奥共同行动是防止普鲁士吞并两公国的可靠保证。此外,俾斯麦与奥地利合作还另目的,即为日后对奥战争埋下伏笔。
经过周密策划,普奥两国于1864年2月初联合进攻石勒苏益格,迅速击败了丹麦军队。由于俄、法、英等列强作壁上观,丹麦政府求援无望,被迫于10月30日签订《维也纳和约》(Wierag),将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和劳恩堡三公国交给了普奥两国。
俾斯麦的第二场统一战争是1866年的普奥战争(Preuisch-sterreichischerKrieg),也称德意志战争(DeutscherKrieg)。俾斯麦担任驻法兰克福公使期间就已经认识到,奥地利是普鲁士的“天然敌人”,“德意志命运的难解之结,不能用执行双雄并立政策这种温和方式来解开,而只能用剑来斩开”。因此,他在结束对丹麦战争后就立即将还没冷却的枪口对准了盟友,准备利用在两公国问题上的矛盾向奥地利发难。1865年8月14日,普奥两国签订《加施泰因协定》(Gasteiiastein),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施泰因归两国共管,但行政分开,前者管理石勒苏益格,后者管理荷尔施泰因,劳恩堡以250万塔勒尔卖给了普鲁士。虽然两公国问题表面上获得了解决,但“共管两公国”实际上是俾斯麦有意埋下的纷争种子。荷尔施泰因远离奥地利本土,却完全处于普鲁士的包围之中,因此迟早会落入普鲁士手中。俾斯麦自己也称《加施泰因协定》只是“遮盖裂缝的糊墙纸”。1866年2月,俾斯麦在御前会议上表示:普奥战争已经只是时间问题。
当时对普奥两国的较量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是德意志的两大强邻的态度。俄国原本在普奥争霸中是抑普助奥的,但奥地利在克里米亚战争中采取敌视俄国的举动,还与英法一道支持反对俄国统治的1863年波兰起义,都引起俄国的不满。普鲁士则相反。1863年2月初,普鲁士派阿尔文斯莱本将军(GustavvonAlvensleben,1803—1881)前往彼得堡,签订《阿尔文斯莱本协定》(Alvenslebeion),明确支持俄国镇压波兰起义。俄国因此转而亲普疏奥。对于法国,俾斯麦则施以诱饵。他向法国驻柏林大使馆秘书放风,表示将承认法国在世界上一切通行法语的地方扩张(暗示法国可以获得比利时)。拿破仑三世信以为真,明确表示不会支持奥地利。稳住法国后,俾斯麦又争取意大利的支持,以期在未来战争中使奥地利腹背受敌,分散其力量。意大利正盼着收复奥地利统治下的威尼西亚,故而与普鲁士一拍即合。双方于1866年4月8日签订了《普意同盟条约》(PreuisischerAlliarag)。
在一切准备就绪后,俾斯麦开始采取措施加剧与奥地利的冲突。《普意同盟条约》签订后的第二天,他便提出了一项改革德意志邦联的建议,要求按普遍、平等和秘密投票的原则选举全德议会,意在选出一个资产阶级自由派控制的亲普鲁士的全德议会,进而削弱奥地利在德意志邦联中的霸主地位。接着,他又向奥地利提出了貌似公允却难以被接受的解决普奥矛盾的条件:两公国由普鲁士亲王管理,但不得并入普鲁士;德意志军事领导权由奥普两国分享,普王成为北德意志军队的首领。显然,普鲁士要变相吞并两公国并确立其在北德意志的霸权。
为了化解普鲁士咄咄逼人的态势,压制普鲁士的称霸野心,奥地利于1866年6月1日提出将两公国的前途交由德意志邦联议会议决,目的在于争取中小邦国的支持,让普鲁士在两公国问题上与整个德意志邦联为敌。
奥地利的举动正中俾斯麦下怀。他立即宣称,奥地利将两公国前途交由德意志邦联裁决的决定破坏了《加施泰因协定》中有关奥普共管两公国的规定,遂命令普军于6月7日开进了奥地利管辖的荷尔施泰因。6月14日,德意志邦联通过反对普鲁士的议案,普鲁士宣布脱离德意志邦联。6月15日,普军侵入萨克森。意大利立即加入普鲁士一方作战。7月3日,普奥两军展开决定性的柯尼希格莱茨战役(Schlaiggrtz),双方投入的总兵力40万人以上,结果,奥军惨败。
奥地利在败局已定的形势下,请求法国出面调停。这时俾斯麦力排普王和将军们乘胜进军维也纳的主张,提出了温和的停战条件:解散德意志邦联;奥地利退出德意志并同意建立普鲁士为首的北德意志联邦。他之所以如此,除了防止法国可能的干涉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已考虑到日后对法国的战争。根据他的计划,在对奥战争之后,接踵而来的必然是对法战争,因此不能羞辱奥地利,以免其在日后普法冲突时不顾一切地站到法国一边复仇。1866年7月26日,普奥签订《尼科尔斯堡预备和约》(VorfriedenvonNic),8月23日又正式签订对奥地利而言相当温和的《布拉格和约》(PragerFrieden;Friedev):奥地利退出德意志;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施泰因两公国以及协助奥地利作战的汉诺威、黑森-卡塞尔、拿骚和法兰克福自由市并入普鲁士;建立以普鲁士为首的北德意志联邦;巴伐利亚、巴登、黑森达姆施塔特、符滕堡等南德四邦自主;威尼西亚归并意大利。
8月18日,即《布拉格和约》签订前5天,普鲁士就已经与北德诸邦间缔结了一系列条约,即所谓的“八月盟约”(Augustvertrge),形成了所谓的“八月联盟”(August-Bündnis),建立了北德意志联邦。1867年7月1日,俾斯麦起草的《北德意志联邦宪法》(Verfassungdessdes)正式生效。它包括21个邦和3个自由市,成为未来统一的德意志帝国的基础。根据宪法,普鲁士国王和首相分别兼任联邦主席和总理。联邦的军政和外交大权也由普鲁士掌握。
俾斯麦的第三场统一战争是1870年—1871年德法战争(DeutszsischerKrieg)。1866年战争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德国统一问题。美因河以南的巴伐利亚等四个邦国由于法国的阻挠仍滞留于北德意志联邦之外。拿破仑三世宣称:德意志应划分为三块,永远不得统一。如果俾斯麦要把南德诸邦拉进北德意志联邦,法国的大炮就会自动发射。俄英两国也反对普鲁士强行吞并南德地区。沙皇亚历山大公开表示反对普鲁士“侵犯”该地区,英国外交大臣克拉林顿也表示不能容忍普鲁士以压力政策克服美因河界线(Mainlinie)。因此,要最终完成德国的统一,还必须克服法国的阻挠,并寻找可为英俄接受的时机。俾斯麦为此又开展了一系列外交活动。
首先,加强德意志内部的团结。1866年8月13日、17日和22日,俾斯麦以宽大和约为交换条件,同时利用法国对南德地区的领土要求所造成的压力,促使符滕堡、巴登和巴伐利亚与普鲁士缔结了抵御法国进攻的秘密攻守同盟(SdTrutzbündnisse),次年4月11日又与黑森-达姆施塔特签订了攻守同盟条约,从而使南德四邦在军事上和军事体制上普鲁士化。
其次,设置外交陷阱,为孤立法国作准备。普奥战争结束后,法国大使贝内德梯(Vii,1817—1900)向俾斯麦提出将比利时并入法国作报酬。俾斯麦一面让法国大使提出有关书面材料供普王研究,一面却暗中促使英俄出面制止法国的要求。当英国向法国问及比利时问题时,拿破仑三世慌忙表示“不想用武力或威胁取得任何领土”。结果,法国不仅一无所得,有关领土野心的证据还落到了俾斯麦的手中。此后法国又将目光转向驻扎有普军的卢森堡,但俾斯麦以卢森堡是“古老的德意志土地”为由予以了拒绝,由此形成了所谓的“卢森堡危机”(Luxemburg-Krise;LuxemburgerKrise)。最后,1867年5月的伦敦会议上,卢森堡被各大国保证为中立国,但“经济上卢森堡仍保留在‘德意志关税同盟’中,并因此而继续属于德意志关税区域”。法国的补偿要求再次落空。
当时欧洲其他大国的态度也对普鲁士有利而于法国无益。英国将法国视为海上及殖民争霸的强敌,把俄国当做争夺中亚(Mittelasien)的主要对手,因而“总是欢迎加强中欧以反对其周边两大强国的发展”。俄国则对于法国反对俄国肢解土耳其的政策并支持波兰民族运动而大感不快。相反,普鲁士推行媚俄政策。俾斯麦在普奥战争结束不久即提出支持俄国修改关于黑海非军事化的1856年《巴黎条约》,得到俄国的欣赏。1868年3月,俄国甚至提出与普鲁士结盟的主张:一旦普法开战,俄国陈兵奥地利边境,以防奥法结盟;普鲁士则应同意终止黑海中立化,并阻止奥地利在巴尔干地区扩张。俾斯麦虽无心与俄结盟,但此时已知俄国不会站到法国一边。奥地利则还没有从1866年战争的惊恐中恢复过来,针对法国的结盟建议,它竟然表示普法开战6周后才能加入战争,实际上是要等到法军胜利时参加分享胜利果实。意大利则明确提出,只有法国军队撤出罗马(Rom),才能考虑结盟问题。法国在欧洲已陷于形影相吊的孤立境地。
1868年9月,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二世(IsabellaII。,1830—1904,1833年—1868年在位)被废黜,逃往法国,新上台的西班牙军政府决定寻找一位新君主。俾斯麦认为这是刺激法国、挑起冲突的良机,遂派人往马德里活动。1870年2月,西班牙政府提出将王位献给霍亨索伦-西格马林根家族(Hmaringen)的利奥波德亲王(PrinzLeopoldvonHmaringen,1835—1905)。俾斯麦力主利奥波德接受王位。其理由是:这意味着霍亨索伦家族将从东南两面包围法国,必然遭到法国反对;与此同时,一旦爆发战争,法国将被迫分兵比利牛斯山一线,从而减轻普军压力;此外,它还可以促进德国与西班牙殖民地的贸易,使德国在经济上受益。
俾斯麦不愿意挑起法国发动战争的如意算盘因普王的忍让而落空。当他从普军总参谋长毛奇(HelmuthKarlBernhardvonMoltke,1800—1891)那里得到“迅速爆发战争比推迟对我们更加有利”的结论时,立即将埃姆斯电文加以删节和压缩,使原来表示委屈和解的电文在含义上变为:法国提出了令人难以接受的、侵略性的要求;普王拒绝了法国大使的无礼要求。这一电文果然成了引逗“高卢牛”的红布。原来听起来是退却的信号,在俾斯麦的笔下却瞬间转换成了回答挑战的号角。7月14日,经删节的埃姆斯电文刊登于《北德总汇报》(scheAllgemeiung)。法国政府在一片“打到柏林去!”的呼声中于7月19日正式向普鲁士宣战。
此时欧洲国际形势更有利于普鲁士。沙皇对法国强加于普王的要求非常不满。以“比利时中立保护人”自居的英国则由于俾斯麦公布了暴露法国对比利时领土野心的贝内德梯文件而大为愤慨。奥地利和意大利也先后于7月20日和25日宣布中立。法国陷入形影相吊之中。
政治和军事形势也对普鲁士有利。政治上看,法国主动宣战,具有侵略性和阻挠德意志民族统一的非正义性特征,德国方面客观上具有防御性和民族统一战争的正义性质。在军事上,初看起来,法国是欧洲霸主,拥有40万经过克里米亚战争、撒丁战争和墨西哥战争的经验丰富的老兵,而普军只有30万人,而且大多是新兵,力量对比有利于法军。但是普鲁士实行的是全民皆兵(Volksbewaffnung;VolkinWaffen)体制,除了常备军外,还有40万预备役军人和50万民兵,动员后的普军总兵力可以达到120万人,占有明显的数量优势。此外,普军还得到南德诸邦的军事支持。正因为如此,一位普军军官曾对他的法国同行说:“你们可以在上午占有先机,但我们将在下午用预备部队取得胜利。”更重要的是,法军的总体军事部署和战略明显不利。当时法军分散驻扎于世界各地,其中阿尔及利亚(Algerien)6。3万人,墨西哥2。8万人,罗马8000人,印度支那(Indoa)还驻扎了2000人。拿破仑三世手中立即能够投入战场的作战兵力只有10万人。
随着战争的胜利,整个德意志的民族主义情绪迅速高涨。南德四邦代表陆续到达普军占领下的凡尔赛(Versailles),开始加入北德意志联邦的谈判。11月25日,南德四邦与普鲁士签订了联合条约。1871年1月18日,普王威廉一世在凡尔赛宫(SchlosszuVersailles)镜厅加冕为德意志皇帝(DeutscherKaiser),发表皇帝宣言,宣告德意志帝国成立。普鲁士领导下的德意志民族统一大业终于完成。
1871年1月28日,长期被德军围困的巴黎宣布投降。2月26日,以梯也尔为首的法国临时政府与德国政府签订《凡尔赛预备和约》(Friedens-PrlimiragvonVersailles)。5月10日,两国正式签署《法兰克福和约》(FriedevonFrankfurt)。根据和约:法国割让阿尔萨斯和洛林;支付战争赔款50亿法郎,三年内还清;德军占领法国东部地区至1874年,直到法国付清赔款为止。显然,和约具有明显的对法国掠夺的性质。
(四)德国统一的历史地位和国际影响
从历史的角度看,德国的统一是一个进步的历史事件,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它结束了中世纪以来德意志的长期分裂割据局面,使德意志民族不再受欧洲强邻的逼迫和欺压。国家的统一也有利于德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这一点在德国统一后的强劲经济增长中充分显示出来。就此而论,俾斯麦领导的德国统一运动是一次“自上而下”的“革命”或所谓的“白色革命”。
不可否认,由于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德国的统一带有明显的保守色彩。在政治上,普鲁士支配下的德意志国家成了普鲁士的放大版,专制主义君主政体被保留下来;普鲁士贵族地主的统治随着统一的进程扩张到整个德国,他们因此实力大增,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德国资产阶级民主改革的进程;三次王朝战争的胜利以及统一过程中激起的民族主义情绪使新建立的德意志帝国充斥着军国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的喧嚣,不利于德意志民族的健康发展。
德法战争的结果也对欧洲国际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德国的角度出发,50亿法郎战争赔款的获得是对胜利者的奖赏和对失败者的惩罚;通行德语的阿尔萨斯洛林的获得也只是对黎塞留(HerzugvonRichelieu,1585—1642)和路易十四(LudwigXIV。,1638—1715,1643年—1715年在位)时代霸占德意志土地的一种历史纠正。大量赔款的获得和富有铁矿资源的阿尔萨斯洛林的割占,为德意志帝国时期的经济飞速发展提供了极大的推动力。但是,对法国而言,大量赔款的支付,特别是阿尔萨斯洛林的丧失,则是永远无法忘怀的耻辱。它必然寻找机会进行复仇。甘必达就是主张对德复仇的代表,其名言是:“始终想着,但不要说出来。”(Toujoursypenser,jamaisenparler)就此而言,1871年的《法兰克福和约》“给法德关系留下了一块难以愈合的溃烂的炎症”,为日后新的战争埋下了祸根。
法国的失败使俄国获益匪浅。首先,俄国利用法国战败和普鲁士在战前所做的保证,于1870年10月31日宣布中止1856年《巴黎和约》有关黑海中立化条款。对此,法国已经无力顾及,英国则仅作出了一种象征性的敌对反应。英国驻普军指挥部的代表曾向俾斯麦表示,为了捍卫条约,英国即使没有盟友也不惜一战。其实,格拉斯顿(WilliamEwartGladstone,1809—1898)政府知道修改《巴黎和约》已经不可避免,只是希望通过国际条约来对相关修改加以规范。这时,俾斯麦担心德法之间的战争会演变一场欧洲列强之间的战争,急忙出面调停,建议召开有关黑海问题的国际会议。1871年1月至3月在伦敦举行了俄、英、土、德、法、奥、意参加的国际会议。会议最终决定废除1856年《巴黎和约》规定的黑海中立化条款,恢复俄国在黑海设防和部署舰队的权利。
意大利也是德法战争的获益者。作为德法战争的副产品,意大利利用法兰西第二帝国(ZweitesFranzsischesKaiserreich)垮台和法军撤走的机会,派兵进入罗马,最终完成了国家的统一。
俾斯麦通过小德意志方案解决德国统一问题的又一国际后果是,1866年被逐出德意志的奥地利在法国被打败后完全放弃了重返德意志的念想,开始将注意力集中于其多民族国家问题。鉴于1848年革命以来帝国境内非德意志人地区特别是匈牙利人持续不断的动乱和自治要求,帝国政府于1867年于2月18日和27日分别恢复了匈牙利内阁和匈牙利王国议会,并且与匈牙利议会就匈牙利的特殊地位问题达成协议,即所谓的“奥匈平衡”(sterreigarischerAusgleich)。根据该协议,帝国由两个平等且独立的部分构成。这两个部分通过统治者个人和对外交、国防和财政等共同事务的管理而相互联合。1867年6月8日,奥地利皇帝兼匈牙利国王弗兰茨·约瑟夫加冕。由此,哈布斯堡帝国变成了奥匈二元君主国(Doppelmoerrei)。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奥地利被排挤出了德意志,但是,传统的帝国思想使新建立的德意志帝国与奥匈二元君主国之间有着一种无法割断的情结,这种情结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日后两国结成同盟的历史、思想和文化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