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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普鲁士铁血统一德国（第1页）

第三节普鲁士“铁血”统一德国

虽然普鲁士统一德意志的尝试因奥地利的阻挠和俄、英等国的干涉而屡遭挫折，但19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经济和政治形势都朝着有利于普鲁士的方向发展，普鲁士日益成为德意志民族主义者期盼的对象。这种形势推动着普鲁士继续其统一德国的政策。

一、“新时代”的开端；普鲁士军队改革和宪法冲突

（一）“新时代”的开端

1858年10月7日，因普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患精神病，其弟威廉亲王，即日后的普王和德意志帝国皇帝威廉一世（WilhelmI。，1797—1888，1861年—1888年普鲁士国王，1871年—1888年德意志皇帝）出任摄政。11月，曼陀菲尔辞去首相职务。威廉逐步抛弃了曼陀菲尔内阁在五十年代推行的反动政策，放松了对政论和公共舆论的压制，开始了所谓的“新时代”（Neuera）。

威廉亲王思想保守，不喜欢自由主义，坚信君权神圣，曾在1848年柏林三月革命中率军镇压革命群众，并因此获得了“霰弹亲王”（Karttsz）的臭名。然而他为人注重实际。他从时代潮流中预感到，顽固坚持旧的统治秩序不会有出路，因此在执政以后，出人意料地释放出了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信号。这位摄政亲王在11月8日对新任命的国务大臣们的演讲中，对普鲁士政府的统治原则以及普鲁士在德国的角色进行了明确定位：在内政方面，普鲁士政府必须在教育、宗教和军事政策方面有更好的打算，要符合时代需要；在对外政策方面，突出普鲁士的独立性；普鲁士的未来角色定位要迎合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意见。他强调，在德国，普鲁士要博得人们在“道德上的欢心”，但必须“在政治上有强有力的态度”，要呈现出一个自由主义的，同时又是冷静、坚强的普鲁士，以迎合并承担起自由派资产阶级提出的关于“普鲁士在德国的历史使命”。这实际上暗示普鲁士要以实力为后盾来取得在德意志的领袖地位。他的这种“保守而自由主义的、温和的民族纲领”，加上奥地利在撒丁战争中宁愿割让土地求和也不愿让普鲁士主导德意志的态度，使得由普鲁士领导建立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小德意志方案”在德国得到空前的拥护。

1861年1月2日，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去世，威廉一世继任普鲁士国王。10月18日，他在柯尼斯堡举行了隆重的加冕典礼，其间为了强调作为国王的至高无上地位，仍不忘宣称自己的王冠“只来自上帝”。这预示着这位新国王开启的自由主义“新时代”不会有太多的“自由”。

告别反动时期的自由主义“新时代”的政治特征不仅出现在普鲁士，也出现在其他德意志邦国。在奥地利，由于在意大利的失败，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不得不结束新专制主义的统治，任命代表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安东·冯·施梅林为首相。施梅林于1860年开始了谨慎的自由化政策，但在次年即遭解职。在巴伐利亚，1859年的议会选举中自由派获得多数，出现了政府与议会的严重冲突，最后国王不得不决定与人民和解，组成了温和的自由派政府，与自由派占多数的议会合作。在巴登，以自由主义倾向著称的大公弗里德里希一世于1860年任命议会两院中的自由派多数领袖奥古斯特·拉迈（AugustLamey，1816—1896）和安东·施塔贝尔（AntonStabel，1806—1880）为内政和司法大臣，后者于1861年出任内阁首相。符滕堡也停止执行反动政策，转向温和的中间路线。萨克森、汉诺威和两个黑森邦国虽然仍坚持保守的旧统治体制，但已经变得更为温和。在这种趋势之下，反动法令逐渐停止实行，司法、自治管理、新闻、结社和教育领域的自由主义改革计划重新得到推行。和解和改革成了“新时代”的政治纲领，自由主义在德意志各邦出现了重大进展。

德意志各邦在19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转向自由主义“新时代”的原因很多。王位和权力的交替是一个重要因素。一些新君主目睹了资产阶级力量的壮大，感受到自由主义思想的冲击，有意识地调整自己的政策方向；同时，1848年革命失败后确立反动政策的过程中，统治阶级内部本身就存在分歧，从而为自由主义的重新崛起留下了空隙；1859年撒丁战争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各邦统治者在反动政策方面的统一步调，加剧了奥地利和普鲁士的竞争。普鲁士为了在争霸中取得先手，赢得民心，首先在政治上“与人民和解”，打出自由主义旗帜也就不足为奇。

（二）普鲁士军队改革和宪法冲突

普鲁士统治者在几经挫折后认识到，要称霸德意志和统一德国，必须有强大的武力作后盾。威廉亲王在1849年后就已经得出结论：“谁要统一德国，就必须征服德国”。然而，在1815年到1858年间，普鲁士人口从1100万增至1800万，军队规模却没有扩大。根据普遍义务兵役制（Allgemei）原则，1815年普鲁士每年应召40700人入伍，1858年应召65000人入伍。但是由于财政方面的原因，普鲁士军队的征召人数一直未超过原先规模。此外，19世纪五十年代几次大规模的欧洲战争也表明，军事现代化进展迅速，只有进行军队改革，才能保障德意志和普鲁士的安全，使普鲁士的国际政策能够获得强大军事实力的支持。因此，1858年出任摄政的威廉亲王决定实行彻底的军事改革，建立一支强大而有威望的军队。

但是普鲁士国内政治在19世纪60年代初出现了戏剧性的转变。普鲁士政府与议会中的资产阶级自由派之间在军队改革方面出现了矛盾，形成了所谓的普鲁士宪法冲突（PeuischerVerfassungskonflikt）或宪法纠纷（Verfassungszwist），使普鲁士国家陷入一场深刻的政治危机之中。这场冲突的政治根源在于普鲁士资产阶级政治力量的崛起。1858年11月的议会选举中，保守派在众议院仅获得47席，作为老自由派的格奥尔格·冯·芬克领导的芬克派（FraktionVincke）和路德维希·艾米尔·马蒂斯（LudwigEmilMathis，1797—1874）领导的马蒂斯派（FraktionMathis）却获得了195席，从而使资产阶级自由派在众议院中占据了多数优势。这意味着，普鲁士政府推行相关政策时，必须面对众议院中自由派多数的挑战。

早在1859年，威廉亲王就已经宣布要进行军队改革。1860年2月，新任国防大臣阿尔布莱希特·冯·罗恩伯爵（AlbrechtGrafvonRoon，1803—1879）提出了一项军队改革草案。根据这一方案，普鲁士和平时期的军队人数将通过两个途径得到相应增加：一是将每年征召的新兵人数从4万人增至6。3万人，二是将服役期从两年延长到三年。普鲁士现役军事力量将因此从15万人增加到22万人。与此同时，普鲁士军队结构将进行调整，取消自解放战争以来作为军队重要组成部分的民兵和战时后备军。

在众议院中占多数的普鲁士资产阶级自由派“出于民族政治的考虑，对提高国家的军事力量自然有兴趣”，本应支持罗恩提出的军队改革草案。但是，三大原因使他们成为这一改革的反对者。第一，改革将大大增加军事方面的支出费用。普鲁士政府每年将新增军费950万塔勒尔，税收因此将大大提高。第二，军事改革是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根据宪法，军队掌握在国王手中。军队的加强势必增强以国王为代表的传统贵族阶级的力量。而取消与资产阶级关系较为密切的民兵和战时后备军则意味着进一步削弱军事力量与资产阶级的关系。这是资产阶级所不愿意的。第三，国防部内部对服役期延长到3年是否有必要存在分歧。因此，众议院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决定利用手中的预算权阻止军队改革，争取议会对军队的控制权。他们拒绝批准增加预算。于是围绕军队改革问题，普鲁士政府与议会之间出现了长达数年之久的冲突。

由于无法与议会达成一致，普鲁士政府收回了草案并要求议会仅批准一年的“临时性”改革费用。议会于1860年5月批准了900万塔勒尔的预算，希望以此与政府达成妥协。1861年，普王再次要求增加军费预算500万塔勒尔，以推进军事改革，议会中犹豫不决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再次批准了相关预算。此后议会与政府的政治斗争日趋尖锐化。

1861年6月6日，反对向政府让步的一部分资产阶级自由派议员从老自由派多数中分离出来，成立了德意志进步党（DeutscheFortschrittspartei）。该党要求建立普鲁士领导下的统一的德意志国家，发展普鲁士法制国家。在军队改革问题上，它明确要求保存地方民兵和两年服役期。1861年12月的众议院选举中，进步党取得明显胜利，获得104个议席，成为议会中最强大的势力。保守派议席则下降到14个。从议会中的整个力量对比看，不支持政府的反对派议席数为245个，多达23。于是，资产阶级议会反对派试图利用自己的优势改变普鲁士的政治权力结构。他们不仅反对政府的军队改革方案，而且提出了新的要求，即政府必须使国家预算专门化，以便无法利用其他预算补充军队改革所需开支。可见，所谓的宪法冲突，实际上是国王为代表的普鲁士传统贵族统治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为争夺国家领导权进行的斗争。

面对议会的反对，国王和政府并不准备屈服，坚持认为只有国王才有权决定军队的组成，议会的职能只是表决通过所需预算，因此转而试图通过解散议会重新选举来寻找突破口。但是1862年春天的新选举中，保守派席位进一步下降到12个，反对派席位却增加到284个，其中进步党议席上升到133个。普鲁士国家政治陷入危机之中。鉴于资产阶级不愿让步，陷于绝望之中的威廉一世在1862年9月已经考虑让位给他的儿子。这时，罗恩力荐其密友、普鲁士驻法公使俾斯麦出任首相。普王虽然对此并不乐意，但又别无选择。9月22日，俾斯麦临危受命，出任普鲁士首相，不久又兼任外交大臣，承担起挑战自由民主运动和稳定普鲁士君主专制政体的任务，他也因此获得了“冲突大臣”（Konfliktsminister）的名号。

俾斯麦1815年4月1日出生于易北河畔舍恩豪森庄园（SbeiderElbe）一个资产阶级化的贵族世家。其父费迪南德·冯·俾斯麦（FerdinandvonBismarck，1771—1845）是一位贵族庄园主，母亲威廉明娜（WilhelminevonBismarck，1789—1839）则来自资产阶级学者和高官家庭。俾斯麦因此既沿袭了传统贵族的倔强保守，又继承了学者的缜密和资产阶级的圆滑等多种因子，形成了集统治权欲、坚强意志和无穷智慧于一身的独特天赋。他在后波莫瑞（Hinterpommern）瑙加德（Naugard）的克尼普霍夫庄园（GutKniephof）长大成人，先后在哥廷根大学和柏林大学学习法律。1839年以后曾在克尼普霍夫和舍恩豪森度过他的庄园主岁月。

但是小小的庄园无法容纳俾斯麦的雄心壮志。1847年5月俾斯麦成为波莫瑞（Pommern）联合省议会的代表，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在温和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占多数的这一议会中，他好斗善辩，竭力维护各种封建特权和君主制度，成了“铁杆”的保守派政治家。1848年革命期间，他甚至准备组织勤王军前往柏林解救国王。1849年他当选为普鲁士邦议会议员。在这一时期，他反对德意志的统一，也反对拉多维茨的“同盟政策”，甚至为“奥尔缪茨条约”辩护，认为德意志的统一只是幻想。1851年8月，在利奥波德·冯·盖拉赫的力荐下，俾斯麦开始了长达8年的普鲁士驻德意志邦联公使的生涯，这是当时普鲁士最重要的外交职务。其间，切身的感受使他从保守主义转向现实主义，主张在国家利已主义原则下，通过强权政治来实现普鲁士在德意志的霸主地位。1859年1月俾斯麦出任驻俄公使，1862年春又被派任驻法公使。与俄法两国宫廷交往的经历也成为他日后制定外交政策的重要依据。这一时期，俾斯麦作为一名优秀政治家的特征开始展示出来。他有坚定而明确的政治目标：对外扩大普鲁士的力量，对内稳定君主的权力；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清楚了解各种力量对比，并善于利用他们来为自己的目标服务。

在俾斯麦看来，宪法冲突无关保守派或自由派的问题，而是首先涉及到是国王统治还是议会统治的原则问题。因此在出任首相之后，面对国王和议会不可调和的对立，他决定采取果断措施来解决二者的纠缠，实现国王的意志。他巧妙地利用了半官方《星报》（Sterung）8月14日提出的“漏洞理论”（Lütheorie）来为自己的政策服务。根据“漏洞理论”，在国王和议会没有能够就预算达成一致的情况下，宪法并没有明文规定该如何处理。面对这一“宪法漏洞”，作为政府首脑和国王的代表，有责任采取行动，以防国家生活陷入停顿状态。于是，他无视议会的预算批准权，擅自筹集资金，强行推进军队改革，为普鲁士称霸德意志做军事准备。

“宪法冲突”的历史意义在于：它表明，就国家政权的性质而言，普鲁士已经是一个贵族地主和资产阶级实行联合统治的国家。在这一联合统治政权中，以国王为代表的贵族地主仍然保持着支配地位，维持着自己的政治特权。与此同时，日益强大的资产阶级虽然处于配角地位，但已经不满足于这样一个角色。于是就出现了贵族地主和资产阶级争夺对军队的控制权（实际上也是国家领导权）的斗争。而在普鲁士增强军事实力统一德国的政策中，虽然包含着贵族地主将自己的统治扩及整个德国的期望，但是这一政策在客观上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符合资产阶级建立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的愿望，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体现的是一种资产阶级的国家政策。

二、“铁血政策”与德国的统一

（一）俾斯麦的“铁血政策”

虽然19世纪初以来的资产阶级改革使普鲁士逐步从封建社会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普鲁士国家政权已经踏上了为资产阶级服务的道路，尽管普鲁士通过关税同盟和第一次工业革命已经确立了在德意志的经济领导权，但所有这些并不意味着普鲁士就可以顺利地实现德意志的统一大业。进入近代以来，德意志问题就一直受欧洲国际因素的制约，换言之，普鲁士要统一德国，还必须有合适的欧洲国际环境，“奥尔缪茨之辱”和1859年撒丁战争中的碰壁就是最好的说明。因此，普鲁士在改革军队增强武备的同时，必须在外交上做好充分的准备和制定正确的策略。

担任驻邦联代表和俄法两国公使的亲身经历使普鲁士新任首相俾斯麦对当时的形势有了充分的现实主义的认识：一方面，他意识到德国统一已经是无法阻挡的历史潮流，认为普鲁士掌握统一运动的领导权是顺应这一历史潮流的最有利的方式，它可以保证普鲁士君主政体和贵族的特权地位。因此普鲁士要学会“向前逃跑”，主动承担起统一德国的历史使命。另一方面，他也清楚地认识到，无论德意志各邦统治者还是相邻的俄国和法国，都不愿看到德国的统一。前者担心因此丧失自己的独立政治特权，后者则将保持德国分裂当作“使自己在欧洲事务中取得政治优势的重要条件”。有鉴于此，俾斯麦特别欣赏著名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Clausewitz，1780—1831）的观点：“德国实现政治统一的道路只有一条，这就是用剑，由一个邦支配其余各邦。”（DeutsdkannnuraufeinemWegezurpolitisheitgeladasSaatenalleaerjocht。）从此，他致力于德意志的民族统一事业，并且因其实绩而成为19世纪下半期德国乃至欧洲最著名的政治家。

俾斯麦决定给议会中作梗于军队改革的资产阶级多数派议员们迎头痛击，向他们指明德意志问题的最终解决之路。1862年9月30日，这位新任首相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发表了著名的“铁血演说”（Eisen-und-Blut-Rede）。他声称，当代的重大问题并非靠演说和多数人的决议所能解决的，而是必须靠实力和战争来决定：“德国所注意的不是普鲁士的自由主义，而是它的强权；巴伐利亚、符滕堡、巴登愿意尊重自由主义，对此它们却无法得到普鲁士的角色。普鲁士必须积聚自己的力量以等待有利的时机，这样的机会我们已经错过多次了；当代的重大问题不是通过演说和多数人的决议能够解决的——这正是1848年和1849年的错误——而是要通过铁和血。”俾斯麦此次演说，一方面向议会中的资产阶级反对派展示了强硬的态度，另一方面也试图将话题转向民族问题，以博取资产阶级的支持，淡化宪法冲突。同时这一演说也表明，他决心用武力来实现普鲁士雄霸德意志的目标。此后，史学界一直将这一演说当作俾斯麦统治的一种最明显的特征。而他推行的武力统一德国的政策也因此被称为“铁血政策”（“Blutuik；Blut-uik）。

但是议会中的资产阶级进步党并不甘心就此丧失自己的预算批准权。政府与议会之间的妥协变得遥遥无期。于是，在没有通过1863年预算的情况下，俾斯麦干脆在10月13日关闭了议会，开始了普鲁士没有预算的时代。他根据“漏洞理论”，强制实行军事改革，使用军费开支，为武力统一德国作准备。在他看来，双方在统一德国问题上的意见是一致的，只要政府满足资产阶级最迫切需要的国家统一，他们最终会改变态度。事实证明，俾斯麦的判断是正确的。1866年普鲁士战胜奥地利后，欢呼雀跃的资产阶级议会反对派立即放弃了原先的抵制立场，追加预算，拜倒在这位铁血宰相的脚下。

（二）欧洲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

19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上半期，欧洲国际关系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变化对普奥两强争霸德意志产生了重大影响，使原本对奥地利有利的国际局势发生了有利于普鲁士的逆转。

首先对欧洲国际关系格局造成重大冲击的是克里米亚战争（Krimkrieg）。1848年革命中，俄国成为欧洲宪兵。它不仅帮助奥地利镇压匈牙利起义，而且以仲裁者角色调解1850年普奥之间的冲突，压制普鲁士争霸德意志的要求。俄国的国际地位空前加强，沙皇尼古拉一世的自负也达到了顶点。在他看来，普鲁士已经成为俄国言听计从的小伙伴，奥地利为了报答俄国帮助镇压匈牙利革命，也有义务协助俄国，因此俄国有足够向外扩张的国际空间。于是，自彼得大帝（PeterI。derGroe，1672—1725，1682—1725年在位）以来的肢解土耳其，控制黑海海峡，进入地中海和夺取巴尔干的扩张目标再次提上俄国对外政策的日程。1853年1月和2月，尼古拉一世连续四次与英国驻俄大使谈话，提出瓜分土耳其方案：俄国控制巴尔干和黑海两海峡，英国获得埃及等地。但是这一方案遭到英国的反对。它不愿俄国自由出入地中海，威胁其在地中海东部和通往印度的交通线，因此明确主张维护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完整，维持现状。

在遭到英国的拒绝后，尼古拉一世决定利用耶路撒冷（Jerusalem）圣地保护权问题独自向土耳其这位“博斯普鲁斯海峡边的病人”发难。1740年法国曾与土耳其签订条约，使法国及其保护下的天主教教士获得了圣地的保护权。但是18世纪七十年代以后，俄国通过对土战争获得了保护土耳其东正教徒的权利，有关圣地的管理和保护权也落入东正教教士手中。

1848年路易·波拿巴（LouisBonaparte）当选为法国总统，1852年12月2日又发动政变，登上法国皇帝宝座，称拿破仑三世。他为了赢得国内天主教徒的支持，于1850年要求土耳其苏丹恢复天主教在圣地享有的特权，1851年又再次向土耳其施压，甚至出动舰队恐吓，迫使土耳其政府同意将圣地的钥匙交给天主教徒掌握。对此，俄国立即向土耳其提出抗议。1853年2月底，俄国派特使缅希科夫侯爵（FürstAlexasschikow，1787—1869）前往君士坦丁堡，要求恢复东正教对圣地的管辖权，并且发出威胁，如果谈判破裂，将兵戎相见。但是土耳其在英法两国的支持下拒绝了俄国的要求。俄国于是断绝了与土耳其的外交关系。5月30日，俄国决定出兵占领多瑙河两公国摩尔多瓦（Moldau）和瓦拉几亚（Walachei）。7月3日俄军占领两公国。土耳其遂于10月16日向俄宣战。11月30日俄国舰队在锡诺普港（Sinope）歼灭了土耳其舰队。土耳其正式请求英、法参战。1854年3月13日，英、法与土耳其签订同盟条约，并于27日和28日先后向俄国宣战。9月，英、法、土三国联军登陆克里米亚半岛。此后形势向不利于俄国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