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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人口日常生活和社会阶级结构 一人口运动日常生活（第1页）

第一节人口、日常生活和社会阶级结构一、人口运动；日常生活

（一）人口运动

1815年—1871年期间，德意志地区的人口一直处于一种较快增长的状态。德国在1816年以后才开始有人口普查的精确统计。根据有关统计，到1871年为止，若以1871年新建立的德意志帝国（包括阿尔萨斯-洛林）为界，德国的人口规模相应为：1817年为2500万，1831年为2964万，1841年为3298万，1851年为3562万，1861年为3800万，1871年为4099万。人口密度由1816年的每平方公里46人增加到了1870年的76人。大邦普鲁士的人口增长尤其迅速。1816年到1866年的半个世纪中，总人口从1034万增加到了1950万（1866年吞并汉诺威等邦后人口增至2397万），增幅高达90%。其他邦国的人口也有不同程度增长。其中，巴伐利亚人口在1816年到1871年间从360万增加到486万，符滕堡从141万增加到181万，巴登从100万增加到146万，萨克森从119万增加到255万。这一时期德国人口较快增长的主要原因在于：1815年以后农业经济的扩张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粮食的供给，提升了生存的机会；营业自由原则带来的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和第一次工业革命带来的工业化等，大幅度提高了农村和城市的人口吸纳能力；西欧地区工业化带来的经济繁荣也为德意志地区人口的增长提供了国际空间。

这一时期德国人口运动的重要特征还表现在：由于资本主义发展和工业化等因素的作用和影响，人口社会流动性增强，城市化进程加快，人口的地理分布状况开始出现重大调整。

德国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也是农业地区人口大规模流向工业地区、农村人口迅速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在于：各新老城市集中了德国的主要工商业，工业的迅速扩张和商业的繁荣为人们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工作机会；与此同时，工业和服务业等领域的劳动收入要大大高于农业领域的劳动收入，从而吸引着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此外，铁路等现代化交通的发展也为人口的社会流动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就此而言，工业化和交通事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德国城市化的两大动力因素。

普鲁士的城市发展是当时德国城市发展状况的一个缩影。1816年，普鲁士共有城市人口288。2万人，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为27。9%。到1840年，虽然城市人口增加到了406。6万人，但由于这一时期农业的扩张，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却下降到了27。2%。总的看来，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大规模开展以前，普鲁士的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一直徘徊于26%—28%之间。这实际上是原有农业型经济结构制约的结果。人们很难想象在一个工商业经济欠发达的农业社会中城市人口会出现大比例的增长提高。19世纪四十年代中期以后，随着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大规模展开，在工商业经济的神奇之手的招引之下，人们开始大规模涌向城市，普鲁士城市人口及其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开始出现双双上升的状况。1846年，普鲁士城市人口为450。9万人，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为28%，1852年城市人口上升到481。5万人，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上升到了28。4%，1864年城市人口为601。6万人，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为31。6%，1871年则分别上升到了800。1万人和32。5%。

需要指出的是，德国各地工业化程度进展不一，城市化发展也呈现地区性差异，工业发达地区的城市化速度较高，反之则较低。在普鲁士王国，工业发达的西部地区的城市化速度明显高于东部农业地区。1871年普鲁士东部地区的城市化率为24。2%，同期西部地区的城市化率为34。2%。

人口的增长和农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也使这一时期德国城市的规模迅速扩大。以大城市为例，1800年前后，整个德意志地区只有维也纳、柏林和汉堡3个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1850年，慕尼黑和布雷斯劳加入这一行列，到1871年时，已经有8个城市的人口规模超过了10万人。

这一时期德国人口运动的又一重要特征是，在大量的人口从农业地区涌向工业地区、从农村涌入城市的同时，还重叠着规模巨大的海外移民浪潮。实际上，几乎整个19世纪，德国一直在向海外输出移民。1816年—1869年，德国向海外移民总人数达到248万人。其间有两个移民高峰期：1850—1854年，出境移民人数达72。82万；1865—1869年，出境移民达54。25万人。从这两个移民高峰的形成看，前者与发生农业歉收有关，后者与美国内战后加强西部土地垦拓带来的吸引力有关。这些出境移民主要来自德国西南部、西部和南部农业地区。1830—1834年，来自符滕堡、巴登和普法尔茨等德国西南部地区的海外移民人数达到当时德国出境移民总数的98。8%，1835—1839年为36。8%。甚至到19世纪50年代中期以前，来自这些地区的出境移民仍占德国出境移民总数的28%以上。移民目的地主要是美国。1847—1860年，德国向海外移民共81。69万人，其中84。6%去了美国，4。8%去了加拿大，以澳大利亚和巴西为目的地者分别占2。9%和2。2%。大规模的海外移民对德国的人口状况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它使德国的人口过剩状况在整个19世纪都显得微不足道。在19世纪50年代，由于大规模移民的影响，符滕堡等一些地方的人口不仅没有增加，甚至还有所回落。

（二）日常生活

在革命时代，德国不仅经历着经济和政治领域各种新旧交替的冲击，德国民众的日常生活也出现了明显变化，这一点可以从收入和消费等层面的变化中窥见一斑。

总体上看，在这一时期，人们的收入有了一定的增长。以工人群体为例，1816年，德国工人的平均工资为283马克，1830年为288马克，1840年为303马克，1850年为313马克，1860年为396马克，1870年为487马克。若工资指数以1913年等于100计算，则名义工资指数在1816年为26，1870年为45；实际工资指数则从1816年的39增加到了1870年的65。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收入有了一定的增长，但各地区、各阶层和各行业之间收入差别较大，不平衡特征明显。整体而言，西部地区的收入高于东部地区，大城市的工资高于农村地区，工厂工人的工资高于手工业帮工的工资。

首先，地区收入差异非常明显。以普鲁士为例，东部的东、西普鲁士等省份明显要低于西部的莱茵、威斯特法仑等省份。如果以普鲁士总体收入指数为100计算，那么1816年、1837年、1867年三个年份收入指数分别是：东普鲁士：84、85、90；西普鲁士：96、94、94；莱茵：113、113、118；威斯特法仑：102、102、105。

其次，各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也相对较大。以魏玛为例，1820年，魏玛（Weimar）居民中收入超过6000马克者仅11人，其中国家、城市管理人员和警察官员占6人，宫廷事务人员1人，从事教会和教师职业的学者各1人，商人、店主各1人。年收入在2700马克以上者也都集中于这几类职业阶层。手工业者收入大多集中于300到900马克之间。手工业帮工则大多在300马克以下。

其三，不同行业收入状况也不尽相同。根据对1820年—1849年间一些地方的不同行业的工资情况进行的统计，埃斯林根（Elingen）泥瓦工在18201829年的周工资为6。5马克，184049年为8。5到10。5马克；同期克虏伯五金工人的周工资分别为5。4马克和8。25马克；在纺织业领域，符滕堡纺织工人的周工资分别为7。2马克和10。5马克，萨克森纺织工人工资为7。2马克和12马克；哈勒印刷工人的周工资在20年间基本没有变化，保持在8。8马克；萨尔煤矿工人的周工资则从9马克增加到了11马克。工业革命开始后，一些重要工业部门的收入增长明显高于其他部门。鲁尔采煤业的年平均工资从1850年的334马克增加到了1870年的829马克，同期纺织业领域的状况是：纺纱工人工资从345马克增加到435马克，织布厂工人工资从275马克增加到480马克。女工和童工的工资更低。在纺织等生产领域中，妇女工资要低于男性，有的甚至只有男性工资的一半。童工工资一般在男性工人工资的10%和妇女工资之间波动。

在住房方面，富裕的资产阶级家庭的住房条件有明显提高，建筑风格向舒适、实用和美观方向发展。在这类家庭中，各家庭成员通常有自己的房间，还有集睡觉、玩耍和生活于一体的儿童用房。一些大企业主则开始修建带有围栏的别墅，其特点是简洁、坚实、持久、实用和舒适。室内布置也呈现时尚和现代的特点。豪华窗帘使居家与外界隔开；沙发和椭圆形桌子置于客厅的中央；室内橱柜陈列着各种金银和玻璃器皿、瓷器等；书柜、地毯、绘画则成了不可或缺的装饰。

一般民众的居住情况各有不同。城市中的普通民众的住房状况有一些新的变化。一是原先那种生产和生活结合在一起的居住状况得到改变。由于现代工厂制的发展，住家与生产的分离成为一种趋势。住家日益成为下班后休息和生活的私人场所。二是租房居住成为一种主流。不仅下层工人租房居住，一些市民也成了房客。起初是一些房主将自己住宅的一部分出租，到19世纪60年代则出现了专供出租用的纯租房。三是受益于工业和技术的进步，屋内生活设施得到改善，人们的生活也变得更加便利。煤饼的使用方便了冬季取暖；节约型的小火灶开始用于厨房；菜油灯、煤油灯和煤气灯取代蜡烛和油脂灯成为照明工具；卫生条件也得到改善，冲水厕所在19世纪60年代开始得到推广。在农村地区，人们基本上还保留着老式的居住传统，只有部分富裕的农民才钟情于资产阶级的新式住宅。贫穷雇工的居住条件则很差，他们通常居于简陋、阴暗、缺乏卫生条件的单间茅屋中。

19世纪中期前后，随着闲暇时间的增加，娱乐和社交等休闲活动开始成为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射击比赛、游艺、各种博览会和诸如嘉年华等地方民间节日成为休闲的主要方式；拥有较高社会地位的人们和有教养的人士除了参加上述各类节庆外，还出席各类假面舞会、球类竞技和交谊舞会。绅士阶层则现身于各类咖啡馆、饭店，应酬诸多的宴请；各类社交场所、剧院、即兴诗会和音乐会也是他们的休闲去处。

此外，随着铁路和公路交通的发展，旅游开始成为中上层社会休闲活动的重要内容。上层社会的主要休闲去处通常是诸如卡尔斯巴德、埃姆斯、基辛根（Kissingen）等设施齐全的温泉度假地。巴登巴登（Baden-Baden）、威斯巴登仅1850年就各自接待了3万来访者。海滨洗浴和山地旅游也开始发展起来。为了适应旅游业发展的需要，相关经营公司和组织开始出现。186364年德国出现了第一家旅游公司。1862年奥地利阿尔卑斯联合会（sterreichisverein）建立，1869年则成立了文化资产阶级登山联合会（BildungsbürgerlicherBergsteigerverein），即当今世界上最大的登山联合组织——德意志阿尔卑斯联合会（Deutsverein）的前身。

饮食结构和饮食文化也在发生变化。随着工业化、城市化以及生产的统一和标准化，在19世纪初仍占主导地位的以“自给”为特征的饮食，到19世纪中期前后逐渐向以“购买”为主要特征的饮食取向转变。19世纪六十年代，虽然农村地区的主要食品如面包等仍然有23在家中烤制完成，但购买的现成食品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1800年左右，诸如大米、蔗糖等域外产品对于普通百姓而言还是望而却步的奢侈品，如今却越来越多地摆上寻常人家的餐桌。香肠等肉类制品也开始了工业化生产。土豆、咖啡开始成为主流食品和饮品。重要食品的消费量也在发生重大变化。以肉类消费为例，19世纪30年代，德国人均肉类消费量为40公斤，五十年代中期降到34公斤，60年代后又上升到38—39公斤。糖的消费量等也有所上升。从食物结构看，植物类食物从185054年的45。1%下降到了187074年的41。4%，动物类食品则相应地从54。9%上升到了58。6%。

此外，随着经济技术的发展，烹饪也日益精致和现代化。在原先的宫廷饮食和农民饮食之间又形成了资产阶级的烹饪文化。这种资产阶级的烹饪文化表现为中上层资产阶级家庭良好的餐桌礼仪的形成以及盘子、刀、叉等餐具的普遍使用。

从消费角度看，到19世纪中期前后，尽管日常生活有了上述各方面的进步和品质的提高，但是由于收入较低，德国居民生活的恩格尔系数（E）仍然较高。居民的食品开支虽然在总收入中所占比重有所下降，但仍然较大。根据相关统计，185054年，德国私人消费结构状况是：食品60%，住宅11。5%，家具、取暖和照明4。3%，服装等10。9%，卫生保健2。4%，家庭服务4。3%，教育和休闲0。5%，交通0。2%，到187074年，相应的比重分别为：食品58。9%，住宅11。5%，家具、取暖和照明4。6%，服装等14。6%，卫生保健2。0%，家庭服务6。9%，教育和休闲0。7%，交通0。8%。在下层家庭中，这类情况尤其突出。以纽伦堡的工人家庭为例，1849年食品类支出占到总支出的65%，1857年时仍占到64%。在汉堡和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这两个大城市中，1837年—1847年间工人家庭的食品类支出分别达到了家庭支出总额的70。2%和63。3%。可见，食品的开支在整个消费结构中依然占据主要地位。健康、教育和交通等费用的支出仍然较低。

二、社会阶级结构

受法国大革命的冲击、各邦统治阶级守势现代化政策和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经济发展等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和影响，19世纪中期前后的德国社会阶级结构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这些变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由国家通过法律确认的不平等的传统等级社会带着残余慢慢地进入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二是靠出身等级门第来确定社会地位的传统观念逐渐被根据成就和职业来确定社会地位的现代原则所取代，开始形成职业和成就的社会；三是财产拥有量、经济地位、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和社会威望等共同构成了社会阶层的认定基础。与这些变化相适应，德国社会的阶级结构开始出现一些调整。

（一）贵族阶级

经过法国大革命的冲击和19世纪初的改革运动，虽然德意志大部分邦国逐步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但是作为封建等级制度残余的特权贵族并未因社会的转型而退出历史舞台。从政治和社会角度而言，贵族作为一个阶级或阶层继续存在。虽然贵族的地位受到强烈冲击，他们在政治等领域的影响力仍然非其他社会阶级或阶层可以相比。如前所述，从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到1848年革命前夕，德意志处于政治上的复辟和反动时期。在德意志各邦，部分贵族特权不仅被保留下来，甚至还得到加强。各邦君主仍然高高在上，他们周围是权势显赫的宫廷贵族。在乡村，贵族庄园主仍保留着司法权，并拥有自己的法庭。在诸如县、省和各邦议会以及日后的普鲁士上议院中，贵族霸占着最重要的职位。所有这些，都是传统贵族特权在新时期的新表现。普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1840年以后甚至想赋予那些新的大地产占有者们以新的特权，并惩罚那些进入资产阶级阵营的贵族，后来因为激起资产阶级的强烈抗议而作罢。此外，贵族还独占或垄断着一些重要的教育机构。其中，普鲁士军官学校（Kadettenanstalten）就是贵族的天下。在南德地区，那些在拿破仑战争中被废除的失去领地的贵族，在新的邦国中又重新获得了特殊地位，身份是所谓的等级贵族（Standesherren）。直到1848年革命以后，这种倒退性的特权化倾向才得到遏制。1849年的普鲁士钦定宪法以及1850年经过修改的宪法都明文规定：所有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取消贵族特权。

贵族的传统特权社会地位也一直保留着。不论在宫廷、邦议会和高层官员中，还是在军队中，升迁都一如既往地与出身、继承、婚姻以及相关的社会地位联系在一起。贵族在这些部门中的比例甚至比以往有所增加。以普鲁士为例，在省级行政机构中，贵族占据的职位由原先的14上升到了13，19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更是一度上升到50%。1858年，78%的省长和82%的县长职位掌握在贵族手中。在军队中，1820年时贵族军官占军官总数的54%，到1860年则增加到了75%。1855年—1865年间，步兵中贵族担任的团级军官的比重由87%上升到了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