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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人口日常生活和社会阶级结构 一人口运动日常生活（第2页）

但是，受资产阶级革命和改革的冲击，贵族阶层的传统地位和构成状况毕竟有了一些新的变化。

变化最大的是小贵族。他们大部分居于农村，由于在改革中失去了许多特权，状况较之从前更为窘迫。二十年代的农业危机则进一步使他们在经济上陷于入不敷出的境地。许多小贵族不得不拍卖自己的庄园。到1829年，东普鲁士888个庄园中有510个换了主人，波莫瑞1311个庄园中有507个被拍卖，波森1405个庄园中有172个被出卖，西里西亚则有369个庄园换了主人。甚至从前根本就无权拥有土地的犹太人（Juden）也开始购置土地。到1835年，已经有51个犹太庄园主。1845年—1867年，易北河以东地区的11771个骑士庄园的负债额从10840万塔勒尔增加到了18660万塔勒尔，地产抵押债务也从1837年的550万塔勒尔增加到了1857年的1110万塔勒尔。在这种艰难的形势下，小贵族地主为生存之际，不得不改变原有经营方式，或从事资本主义经营，即所谓的贵族资产阶级化，或依附于宫廷，在高层管理机构和军队中谋得一官半职。

与小贵族相比，大贵族因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和较高的社会地位，在以改革方式和缓地迈入资本主义现代社会的进程中应裕自如。他们之中的许多人积极实现经营转型，通过投资开矿或建立农产品加工企业，成为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的重要参与者。相关研究表明，在西里里亚的冶金业中，贵族出身的企业主就占据了支配地位。西里西亚原先许多种植亚麻的庄园主也成了亚麻纺织厂企业主。他们由此实现了向资产阶级化贵族的华丽转身。

这一时期贵族阶层的另一重要变化是，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部分社会和经济地位突出的资产阶级加入贵族集团的行列，即所谓的资产阶级贵族化。一些富有的商人、资产阶级庄园主、犹太银行家和实力雄厚的工业企业家通过册封形式加入贵族行列。

德国开始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转变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传统贵族阶级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即通过主动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防御性政治现代化，牢固地控制着国家政权。贵族阶层因此而充分自信，视自己为国家的政治精英，并一直坚持自己的生活方式。贵族的这种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吸引着处于上升中的资产阶级向他们看齐。各邦君主则根据传统对此加以利用，授予一些成就突出的资产阶级以贵族特权和社会威望，使他们为自己的统治服务。于是，那些已经进入上层管理机构的资产阶级都几乎无一例外地贵族化，从而使德国在整个19世纪始终存在着一个贵族化的资产阶级官僚集团。每一个高层管理职位都成了资产阶级贵族化的实验点。在资产阶级贵族化方面，南德地区的巴伐利亚和符滕堡甚至超过了1848年革命前的普鲁士。在这些邦国中，除了世袭贵族外，君主们还册封了许多资产阶级出身的终身贵族。在普鲁士，1807年—1848年间，包括95名军官、82名官员、50名大地产所有者、10名商人和4名其他身份者在内的241人贵族化。

这些资产阶级新贵族给旧的贵族阶层起到了输送新鲜血液的作用。一些资产阶级还通过联姻方式加强与旧贵族集团的联系。在普鲁士，存在许多小贵族与资产阶级的联姻，二者通过通婚而互补长短，前者得到后者财力上的支持，后者则得到前者政治和社会地位上的扶持。当然，两者的结合也与小贵族的资产阶级化倾向有一定的关系，经济上的资产阶级化使他们与资产阶级在思想观念和经济利益上逐渐趋向接近。

（二）资产阶级

19世纪中期前后是德国资产阶级迅速崛起和发展的时期。工业革命、现代交通运输的爆炸性扩张以及资本主义贸易规模的扩大等，是资产阶级发展壮大的经济前提。从整个德国资产阶级群体看，大致可划分为经济资产阶级（Wirtschaftsbürgertum）、文化资产阶级（Bilduum）、小资产阶级（Kleium）等几个阶层或类型。

经济资产阶级即所谓的工商业资产阶级。其成员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来自原先的手工工场主和传统商业城市的大商人；二是第一次工业革命中发迹的重工业巨子、工厂主、大商人和银行家等。他们主要来自较发达的工业区和经济中心。例如，曾经出任普鲁士财政大臣的大卫·汉泽曼就是1837年建立的莱茵铁路公司的股东；曾经出任普鲁士首相的鲁道夫·坎普豪森则是科隆商会的主席。经济资产阶级的发展壮大主要依赖于迅速扩张的亚麻、毛纺、酿酒等轻工业和随着机械制造、铁路建设等发展起来的煤、铁等重工业。根据对1830年到1870年期间的120个到150个柏林企业家的统计，78%出身于工厂主、商人和银行家，12%出身于神甫和教师，10%出身于手工业者、小商人、旅馆老板和租地农场主。

经济资产阶级和国家政治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不仅与上层官僚机构的官员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许多人因在经济领域的巨大成就而加入了贵族的行列，享有贵族的社会地位。而这种社会政治地位反过来则有利于他们的经济能量的释放和经济力量的进一步扩张。不过这一时期的经济资产阶级只是在莱茵、威斯特法仑、萨克森等工商业发达地区以及科隆、亚亨、莱比锡、柏林等少数工商业发达的城市中起着领导作用。他们更多地关注经济领域，把实行资本主义经济方式和工业化当作主要目标。

文化资产阶级的发展始于19世纪初的现代化改革运动，主要是指为国家服务的受过高等教育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时各邦都需要大量拥有专业知识和能力的官僚机构来帮助从封建社会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转型，管理拿破仑战争中以及后来因领土调整并入的大量异邦人口，而仅仅依靠传统贵族显然无法满足国家在教育、税收、法律裁决等专业性很强的领域中进行管理的需要。于是，受教育程度较好的资产阶级开始进入管理、教育等领域。但是，19世纪20年代以后的“贵族回潮”一度使资产阶级进入管理等部门受到阻碍，以至于以阿诺尔德·鲁格、卡尔·瑙威尔克（KarlNauwerck，1810—1891）等为代表的许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非常不满，走上了激烈批评时政的道路，以表达自己的不满。哥廷根的一些编外讲师甚至还领导和参加了1830年的革命起义。

从事自由职业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属于文化资产阶级的范畴，但他们与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资产阶级官员和学者有所不同，通常是作家、诗人、新闻记者、编辑、律师、医生、药剂师以及没有职位的受过高等教育者。代表性人物有海因里希·海涅、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黑克尔、古斯塔夫·冯·施特卢威等人。这一部分人生活没有保障，因而对社会下层的困苦生活有更多的感受，并试图解决各种社会问题。1847年9月的奥芬堡大会上，这部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就提出了新闻和结社自由、平等选举和工作的社会保障等要求。这些要求实际上成了1848年德国革命的主要努力目标。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现实的需要，文化资产阶级群体也在不断发展壮大之中。以1871年德意志帝国疆域估算，1850年德国约有23万到27万人隶属于文化资产阶级社会群体，到1871年，这一社会群体则已经增加到24万至30万人。

关于小资产阶级的概念和范围，学界还有一些分歧。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划分，自由职业的知识分子也应在小资产阶级队伍之列，因为他们曾将法兰克福议会中的少数民主派也归于其中。我们这里所指的小资产阶级主要是指那些独立的手工业工匠和小商人，也即用自己的生产工具进行生产的小规模经营者。在19世纪中期以前的德国社会中，他们仍然是传统意义上的城市资产阶级的核心。他们很少涉猎所居住的城市以外的地方，在邦议会中也几乎没有自己的代表，不过他们在本地、在社区议会中拥有强大的势力和影响力。

就这一时期小资产阶级的社会状况而言，由于工业革命带来的机器大工业的竞争，他们的境况日益恶化，生活艰难。以巴登为例，1844年要缴纳营业税的独立经营者中，约80%的人没有营业资本，还有11%的人不得不免去营业税，有营业资本者仅占9%。在60560名独立的手工工匠中，89%无资本，5。9%免去营业税。还有一大半的独立工匠没有帮工。同一时期，虽然普鲁士的手工业发展相对较快，工匠和帮工人数的增长均超过了总人口的增长，但其实际收入并无多大增长。营业自由原则的实施一方面刺激了工商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则使更多的人们进入手工业和商业领域，也带来了更加激烈的竞争，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手工业工匠等小资产阶级的困境。19世纪30年代开始的工业革命更使他们雪上加霜。40年代以后，在有些地方，多数手工工匠已经与无产者无异。

（三）农民群体

19世纪中期前后，德国仍然是一个典型意义上的农业国家。1848年，德意志邦联境内仍有60%的人口从事农业生产，从事包括工业、手工业、采矿、交通等在内的工商业生产的人口占25%，剩余15%的人口或从事服务行业，或是退休人员和受救济的穷人。重要的是，经过19世纪初的农业改革和1848年革命的冲击，德国农业最终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而且自1825年以来总体上保持着繁荣发展的局面，形成了所谓的“黄金年代”。农业的改革和繁荣极大地动摇了传统的农村社会。1850年左右，农民群体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分化，形成了多个阶层，他们可划分为：不用再亲自劳作的极少数大农（农场主）；仍需亲自参与农事劳作的中农；拥有小块土地但仍需接干其他农活以增加收入的小农；拥有农舍和少量家畜、通常依附于某一农庄的临时工以及极少数偶尔才拥有工作或以乞讨为生的贫穷者。

以大邦普鲁士为例，经过19世纪初的农业改革，农村中出现了几个层次的农民。

首先是一些通过农奴制改革获得人身自由的富裕农民。他们经过精耕细作，积极经营，逐渐发展起来，成了大农或中农。随着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他们对劳动力的需求也不断增加。因此在工业革命开始前，许多寻找工作的人们不断从人口相对过剩的西部地区涌向东部，这种状况与工业革命开始后的人口流向截然相反。不过，这部分富裕农民人数不多。在东普鲁士，勃兰登堡（Brandenburg）、马格德堡、萨克森王国、汉诺威等地，他们通常只占农村生产人口的15，最多占14。在其他地方，诸如帕德博恩（Paderborn）、施瓦本和西里西亚的大部分地区，这类富裕农民更少，只占农村生产人口的6%—17%。他们在农村中势力很大，可以优先利用公共草地和森林，是自己所在地区行政管理方面的特权享有者，成为村长或乡长，继而“垄断了地方政治权力”。

其次是那些按规定不能赎免封建义务或在赎免相关封建义务之后已经身无分文的农民。1800年左右，普鲁士的这种贫困和无地的农民几乎占农业人口的23。农业改革后，这一数目继续增长。在梅克伦堡，1820年—1850年间大约有25%的农民卖掉了手中50%的土地或干脆卖掉全部土地。这些农民实际上成了资本主义农业生产的后备劳动力。1846年普鲁士农业生产中的固定工人、雇农和佃农数量近67万人，临时工87万多人，按照当时平均5口之家的规模计算，这一阶层在农村中达800万之众。

在德国的其他农村地区，尽管不断开垦新土地，但由于人口增长较快，许多农民的境况依然非常恶劣，他们甚至无法养活自己的子女。如前所述，在德国南部和西南部地区，这些过剩的人口最后不得不向海外移民，或流向东部地区，或加入开始启动的工业化所需要的产业后备军的行列。

在农民群体中，小农数量较大，而且发展较快。1816年，整个德国大约有53。3万户小农，他们拥有土地通常在15摩尔根以下，到1849年前夕，其数量达到了139。2万户。在西里西亚的农业生产中，规模在5摩尔根以下的小农户达到44%以上。小农数量的这种扩张主要得益于公有土地的分配和一些庄园的解体等因素。其中也不乏一些小农通过辛勤劳作、联姻等途径上升到了中农行列。

（四）工人阶级

在德国，到19世纪中期前后，除了贵族、资产阶级和农民等社会阶层外，已经形成了更下层的工人阶层。这一时期的工人并非完全现代意义上的大机器生产的附属者，他们还包括前工业革命时期的手工业工人群体，其共同特征是“经济上的非独立性”。他们缺乏独立经营农业和工商业的经济基础，只能靠打工挣取工资为生。整个工人阶层可划分成六大群体：手工业帮工；采矿和冶金工人；依附于企业主和包卖商的家庭手工业者；工厂工人；手工业工人；临时工、城市和农村雇工。这些群体按照工作类型和职业特点又可以分为手工业工人、工厂工人和前文已经提到的农业工人。

手工业工人队伍的扩大是与营业自由原则的确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以普鲁士为例，1816年—1840年间，普鲁士人口增长不足40%，手工业领域帮工和学徒的数量却增加了93%，远远高于工匠师傅人数的50%的增长速度。当然，并非所有德意志邦国都与普鲁士的情况相同。在南德地区，由于人口增长较慢，经济发展和缓，手工业领域人数的增长就比普鲁士要低。在巴伐利亚，手工业领域中的工匠师傅和帮工人数的增长甚至低于总人口的增长。在开始工业化的萨克森王国地区，手工业发展水平则比普鲁士更高。

尽管手工业从业人数有所增加，但是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冲击下，手工业工人日益陷入窘境。例如，在大机器生产的竞争面前，德国西北部和西里西亚的亚麻纺织业工人就不得不直面工资回落、工时延长和大量使用童工的情况。大量手工业者由于破产和失业被迫加入无业人员行列。加上人口过剩、缺乏工作机会等，一些大城市中的乞丐、流浪者等无业人员猛增。在汉堡，此类人员占到10—12%，在科隆则超过20%。正是在这种困境和压力下，出现了包括1844年西里西亚织工起义在内的工人抗争。

现代工厂工人在工人阶层中所占的比例是逐步上升的，并且随着工业化的进展日益占据主导地位。在普鲁士，工厂工人之中有许多人是来自东普鲁士地区出来的小农，为生计所迫，离开家园，迁往上西里西亚或柏林等地。与手工业工人或临时工相比，工厂工人一般工资增长较快，工作更稳定。但是19世纪三十年代末以后，由于劳动力供过于求，企业主趁机压榨工人，不仅工资回落，甚至许多人失去了谋生的机会。从整个德国看，到19世纪中期前后，在大型企业中工作的工人人数仍然微乎其微。一些著名的企业当时规模并不大。克虏伯在1846年时只有大约140名工人，博尔西希机器制造厂也只有120名工人。因此，这一时期的德国还谈不上存在强大的现代工人阶级队伍。

至于整个德国的工人人数，此时还找不到精确的统计数据。据估计，1847年时柏林有1万名工人，占当时柏林人口的140。普鲁士至多有约50万工人，萨克森有约25万名工人，整个德国有约100万名工人。但是随着工业化的迅速进展，工厂工人的数量增加很快。到1871年时，德意志帝国境内工业、采矿、冶金和建筑领域的从业人员已经达到571万人，其中绝大多数属于现代工人阶级行列。工人阶级群体的迅速壮大，为德国工人运动的兴起奠定了社会阶级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