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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革命时代的思想文化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 一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与保守主义思潮（第1页）

第二节革命时代的思想文化；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一、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与保守主义思潮

革命时代的德国处于新旧交替的风云激**年代。各种思潮汹涌澎湃，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社会主义等思潮广泛冲击着思想文化界。多种社会思潮的涌现表明，政治已不再仅仅是宫廷和政府的事，不再仅仅是特权等级和教会的事，处于上升阶段的资产阶级以及开始登上政治舞台的无产阶级也要表达自己的愿望和看法。在这些思潮中，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是最强劲的政治思想运动。与此同时，作为与民族主义、自由主义相抗衡的一种思潮，保守主义也有充分的表达。在德国，由于特殊的政治和社会环境，这三大思潮呈现独特的发展趋势。1815年维也纳会议以后，资产阶级出于对现实的不满，在思想意识领域掀起了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波涛。封建保守势力则力图维护自己的统治和权威，祭出了保守主义的思想大旗，形成了强大的保守主义思潮。这三股思潮的较量及其结果对日后德国历史的走向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革命时代的德国，自由主义是最强大的一股思潮和运动。它给德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同时，它在德国发展的困难性和不断失败也向人们表明，作为德国近代社会政治发展核心问题的民主化进程为何一直处于进展缓慢状态。

自由主义是正在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的思想运动，其政治含义主要体现为自治、自主的原则；理性、自治、个人自由、私有财产不可侵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它的主要内容。它体现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和原则。这种思想首先来自于18世纪的启蒙运动。从自由主义角度出发，个体的自治、自由是生命观的核心，也应该是国家和社会的目标。自由主义也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思想的产物。根据自由主义思想，国家活动的内容和方法都应该受到限制，个人的自由在强大的国家优势面前应该得到保障。为此，必须保障人权和公民权，必须进行权力分工，建立法制国家。因此，自由主义是针对封建专制主义提出的，是一种反封建的思想。

自由主义在法国和英国的影响要大的多。但是德国人对自由主义有自己的独特看法，或者说，德国的自由主义可以解读为一种温和的、保守的自由主义。在大多数德国人的眼中，自由主义是一种“后革命性的运动”（postrevung）。其理由是，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Jakobierrorherrschaft；Ssherrschaft）已经使人们意识到，必须保障自由、权利和分权性的宪法，以便更有效地对付激进的多数派的危险。革命是无计划的，不幸的，因此人们更宁愿社会在改革和循序渐进地演变的基础上稳步前进。19世纪初的普鲁士改革就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的。普鲁士统治者实行自上而下改革的主要目的就是要防止法国革命在本国重演，使普鲁士通过“自由、和平的努力”而非革命性暴力，迈入资本主义现代社会。莱茵邦联的改革运动也是这种思想的体现。正是基于这种看法，德国的历史发展在通向自由主义王国的道路上明显不同于西欧。

德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发展有自己的特点。其一，19世纪上半期的德国社会与英、法等国相比，资本主义尚欠发达，资产阶级力量较弱。因此，自由主义并非体现为正在上升的经济资产阶级的运动，打头阵的不是经济资产阶级，而是一群思想意识方面资产阶级化的、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即文化资产阶级。其二，与英、法等国的资产阶级自由派不同，德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由于力量软弱，希望借助于国家力量实现自由主义的目标。在他们眼里，国家“有自我纠错的能力，是现代性、进步和自由的代理人”。对国家政权的这种特殊认识使德国资产阶级自由派在日后表现出对国家政权的高度信任和依赖，也使他们的自由主义仅仅停留于思想、理论和原则上，缺少危及现存国家和秩序的实际行动。正因为如此，德国自由主义的精神鼻祖康德在论及“自由”时将它划归理念和Sollen（应该）的范畴，表现出极大的温和性和软弱性。所以，当普鲁士政府施加压力时，这位哲学大师没有做出任何反抗的表示，而是选择了缄默。这种温和性和软弱性，使德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在各种事关国家前途的重大政治决定方面不可能有决定性影响力。

德国的自由主义还表现为一种对国家进行改造、使之成为法制和宪法国家的努力和运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总是用自由主义的眼光来审视现行制度并提出批评，这必然与1815年建立起来的维也纳反动政治体系发生尖锐矛盾，导致自由主义者与坚持维护现状的各邦封建专制势力之间的斗争。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一些重要代表，如蒂宾根大学（Uübingen）教授、法学家罗伯特·冯·莫尔等人，通过国家法讲座鼓吹宪法自由主义，宣传“法制国家”（Rechtstaat）的概念，主张用自由主义的法制国家取代专制主义的强权国家（Machtstaat），甚至为此丢掉了在大学的职位。1834年开始出版的罗泰克和韦尔克等人反映自由主义国家政治观点和法律观点的著作在资产阶级自由派中得到广泛传播。此后，自由主义思潮逐渐从大学生和知识分子群体扩大到了整个中小资产阶级社会阶层，成为一种运动。1832年的汉巴赫大会、1837年的哥廷根七君子事件等，都是自由主义运动在德国广泛发展的体现。而赫尔曼·舒尔策德里奇在19世纪中期发起的合作社运动（Gesbewegung）则从社会层面反映了追求社会平等的社会自由主义运动。1847年，他建立了第一个针对木匠和鞋匠的“原料联合会”（Rohstoffassoziation），1850年又建立了“预先支付联合会”（Vorschussverein）。同年，在萨克森小城艾伦（Eilen），手工业者和工人们创办了德国第一个真正的消费合作社“生活资料联合会”（Lebeion）。

德国的自由主义思潮和运动收效甚微，其主要原因在于它的软弱性和对国家政权的严重依赖性。这种软弱性和依赖性使得德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在与封建势力斗争的过程中始终处于被动的地位。

在德国，民族主义是与自由主义相伴而行的另一股社会思潮。德意志民族意识的真正觉醒是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中。法兰西民族释放出的巨大能量以及包括普鲁士和奥地利在内的德意志各邦在对法战争中的失败，使许多德国人意识到，民族统一对一个国家的强大和一个民族的生存具有极端的重要性。因此，法国大革命是催生德国现代民族主义的“政治根源”，反对拿破仑统治的解放战争时期也成了“德国民族主义运动诞生的年代”。但是，1815年建立起来的德意志邦联实际上是由30多个主权邦组成的松散国际联盟，德国仍然处于分裂状态，人们建立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的愿望并没有得到实现。这种政治上的分裂严重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和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因此继续打出了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大旗，形成了广泛的民族主义思潮和运动。

与自由主义一样，德国的民族主义也首先表现为一批资产阶级化的、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的运动。一些著名学者，如赫尔德尔、费希特、阿恩特等，都是德意志民族主义思潮的积极推动者。这股由知识分子鼓动的民族主义思潮首先从文化领域开始，形成了一种与其身份相一致的文化民族主义（kulturellerNationalismus）。这种文化民族主义思潮在古典浪漫主义文学中得到最集中的体现。浪漫主义强调从各民族的生活中搜集文化经历的重要性，强调从过去的历史中找到一个民族未来的发展道路。因此当德意志各邦在法国军队的铁蹄面前溃败，法军横行于德意志大地时，德意志文人们开始从过往的历史中去寻找民族的慰藉，德国文坛出现了浪漫主义的潮流。人们沉湎于中世纪德意志的辉煌历史，不仅将曾经雄霸欧洲的神圣罗马帝国当作光荣的历史象征，而且还看成德国的伟大未来的预兆。在这一思潮推动下，德国文坛推出了一大批充分反映德意志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

文化领域的民族主义思潮还体现在哲学、历史学和经济学等领域中。在哲学领域，黑格尔以历史哲学为名，把德国的民族主义哲理化，强调历史是国家的历史，国家是民族精神的现实化。德意志民族必须重新组织成一个国家，建立起君主统一领导下的国家政权力量。在历史学领域，著名史学家兰克从历史角度出发，提出要强化德意志民族自己的语言、风俗、内在一致性和共同的生活方式的期望。在经济学领域，著名经济学家李斯特则出版了著名的《政治经济学的民族体系：国际贸易、贸易政策与德意志关税同盟》（Dasemderpolitisie。DeriionaleHandel，dieHaikuscheZollverein），明确提出了建立统一的德意志关税和经济区，保护民族利益的经济民族主义（wirtschaftlius）主张。

民族主义思潮还外化为一种政治运动。1815年以后，人们开始采取各种实际性活动来推进民族统一进程。全德性的大学生协会的出现、汉巴赫大会的举行等，都深深地打上了这一时期民族主义思潮的烙印。前文提及的各种全德性的民族主义社团的成立则表明，文化民族主义思潮和运动已经向民族主义政治运动转变。1848年法兰克福全德国民议会则成了德国人争取民族统一的象征，是德意志民族主义思想的最大胆实践。因此，尽管在19世纪中期以前德意志民族统一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但是，民族主义作为一股强大的思潮、一种运动，已经使德国各邦统治阶级中一些有识之士大受触动，从而为日后普鲁士领导的德意志民族统一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

在19世纪中期以前的德国，除了要求改变现状的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潮外，还有一股被人们所忽视的要求维持现状的保守主义思潮。它之所以受到忽视，主要原因在于其不太醒目或缺乏新鲜色彩，因为在历史研究中，人们通常只关心一些激烈的、对社会变化有较大作用力的思想和运动，对于那些扮演保持社会相对稳定角色的思想和力量似乎不太注意。

保守主义是以自由主义对立面出现的。法国大革命使德国社会原有的各种传统和原则受到极大冲击，仍然抱着旧传统和社会秩序不放的各种势力必然会对此做出回应，由此形成了保守主义的思想和政治运动。这是德国保守主义思潮泛起的根本动因。保守主义认为，1789年革命带来的不是自由，而是恐怖、军事独裁和混乱。因此自由主义本质上就是一种危险。有鉴于此，保守主义提出了自己的基本原则：传统、秩序和稳定。

根据保守主义的观点，没有自由，只有秩序。只有保持秩序，才能防止混乱。因此，秩序才是真正的自由。要保持秩序，必然离不开稳定。要保持秩序和稳定，就必须树立权威，而不是根据多数人的意志行事，因为多数意见往往会处于一种摇摆不定的状态，不利于社会的稳定。所以，“权威而不是多数”成了保守主义者的战斗口号。权威必须统一，不能分享，否则会造成社会各种因素的冲突。于是君主的权威就成了必然性的选择。君主的权威是通过正统主义原则（通过出身和世袭）来确立的。同时，君主的权威还要借助于神学理论，即“君权神授”论。因此宗教就必不可少，“王冠和圣坛联合”的状况也就不足为奇。正是针对这种状况，著名诗人海涅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天堂出现造反，地上就不会太平”。由此可见，19世纪上半期保守主义的逻辑思想体系可以概括起来表达为：在宗教基础上确立起君权神授原则，根据君权神授原则建立起正统主义的君主制权威，在君主制权威下保持社会的稳定和秩序。

作为保守主义思想核心的传统、秩序和稳定，也是1815年以后梅特涅在德意志邦联内部所推行的各种政策的出发点。《卡尔斯巴德决议》以及以正统主义自居的神圣同盟的各项举措，无不以维持既有秩序，防止改变现状为其根本宗旨。

德国的保守主义思想最初出现于普鲁士改革运动中。19世纪初的普鲁士改革运动是要在最大限度保存现有社会秩序的前提下，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发展资本主义，但是这仍免不了会损害传统贵族的某些利益。于是，一些贵族起而反对政府的改革政策，特别是农业改革政策。1810年底开始，以马尔维茨（FriedrichAugustLudwigvoz，1777—1837）为代表的贵族首先发出了反对的声音。他们认为，将农民从农奴制度下解放出来并不能带来真正的自由。农民摆脱贵族的控制会使国家增添更多的管理官员，农民走出庄园也会使人际关系更趋疏远。更重要的是，农奴制改革意味着摧毁贵族阶级，而没有贵族阶级，仅靠君主是“管不住大众的”。马尔维茨还反对1812年3月11日给予犹太人平等权利的“关于犹太人公民待遇的敕令”（EdiktüberdiebürgerliVerhltnissederJuden），认为犹太人是“地地道道的唯物主义和贪财的体现”。

在保守主义思潮中，浪漫的保守主义（romantisservativismus）引人注目。其代表人物有亚当·米勒（Müller，Adam，1779—1829）、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等人。1807年，亚当·米勒曾在德累斯顿的萨克森宫廷作“治国之术之要素”（Elemeskunst）演讲，并于1809年以书的形式出版。他反对经济自由主义，反对市场和竞争，反对农村经济的商品化，鼓吹财产应该是感情的、个性的东西，是“延伸的肢体”。在他看来，“中世纪时期的国家、等级社会和宗教的统一”才是一种理想化的状态，一切改革和进步都是背离理想的，一切新事物都是不可接受的。出于这种看法，亚当·米勒等在政治上一直站在力主改革的普鲁士哈登贝格政府的对立面，坚持主张建立“一种基督教的、等级的秩序”。

出身瑞士伯尔尼的卡尔·路德维希·冯·哈勒尔是保守主义的另一著名理论家。他主要从非浪漫主义的自然主义的立场出发，针对现代的社会契约（Gesellschaftsvertrag）和人民主权理论，提出了建立基于宗教之上的等级世袭国家的观点。他认为，国家是拥有地产的各家庭的组合，权力是与财产相对应的，所有的公共权力都基于财产、个人权利和契约之上。君主是最大的财产所有者，因此他是当然的国家主宰，国家是他的“世袭领地”，除了上帝之外，他不对任何人负责。然而，如今他的权力却受到契约、权利、财产和自治等因素的限制。就此而言，诸如税收、兵役义务和义务教育等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与臣民之间的关系都是“无耻的”。

保守主义者在反对自由主义的同时，也反对民族主义。民族主义要建立统一的现代德意志民族国家，就必然要反对传统的东西，反对正统主义，反对历史上形成的分裂的诸侯邦国和君主，要求改变现状，危及现存秩序。因此，民族主义在保守主义者的眼中同样是一种革命思潮，民族主义者就是革命者，是保守主义者所不能接受的。因此，直到俾斯麦时期，普鲁士保守派著名人物恩斯特·路德维希·冯·盖拉赫等人还称民族主义就是“抢劫王冠和民族骗局”。普鲁士的保守派还反对普鲁士统一德国的政策，认为它有悖于正统主义原则。

由此可见，保守主义代表的是传统贵族阶级的立场，维护的是贵族的特权地位、既得利益和既有社会秩序，总是反对一切新的东西，怀念旧的事物。但是，加入保守主义阵营的并非只有贵族等既得利益者。诸如农民和手工业者等一些旧的社会阶层，由于现代化进程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的冲击，在经济和社会等方面陷入困境，也时常怀念传统的社会秩序。结果，他们也成为保守主义思想的拥护者。因此，保守主义思想在德国同样拥有较大的市场。

上述三股思潮及其倾向对日后德国的政治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由于自由主义思潮的温和、保守特性以及对国家政权的依赖性，与西欧的英、法等国相比较，德国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更强烈地表现出国家“自上而下”地进行引导的特征。19世纪上半期的资产阶级改革和1871年德意志帝国建立以后推出的各项发展资本主义的措施等，都充分地体现了国家政权在发展资本主义过程中的作用；思想文化领域的民族主义思潮和运动则为19世纪中期以后的德意志统一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渴望稳定、秩序的保守主义思潮的涌动则反映了德国传统保守势力的强大和顽固性，这种强大而顽固的保守主义思潮是德国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政治发展长期滞后、传统统治阶级长期把持国家政权的重要思想根源。

二、思想、文化领域的新趋势

思想文化是一定时期政治和经济发展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在革命时期的德国，因应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思想和文化领域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和发展趋势。政治上的反动滞后和经济上的发展进步都对这一时期德国的思想文化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哲学与史学

1。古典哲学的终结；唯意志论哲学的出现

德国古典哲学到哲学大师黑格尔时发展到了顶峰。黑格尔出生于斯图加特，1788年进入蒂宾根大学学习神学。1801年他来到其好友、著名哲学家谢林（FriedrichWilhelmJosephSg，1775—1854）所在的耶拿大学，在那里第一次发表论文《费希特与谢林哲学体系的差异》（UnterschiedderPhilosophisSystemeFidSgs）。1805年在歌德和谢林的推荐下，被聘为耶拿大学的编外教授。1816年获得海德尔堡大学（UHeidelberg）哲学教授职位。1818年应普鲁士文化大臣阿尔滕施泰因男爵（KarlFreiherrvonSteiein，1770—1840）的邀请，到柏林大学任教，1829年出任柏林大学校长，1831年因病去世。

黑格尔是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他建立了欧洲哲学史上最庞大的唯心主义（Idealismus）哲学体系，全面、系统地阐明了辩证法（Dialektik）。1807年，他发表第一部重要著作《精神现象学》（Phnomees），阐述了他的哲学体系的基本轮廓。它将人类意识的发展划分为意识、自我意识、理性（主观精神）、精神（客观精神）、绝对精神等五个阶段。1812年—1816年，他又发表三卷本《逻辑学》（WissenschaftderLogik），即《大逻辑》，在客观唯心主义的前提下，以辩证法为主线，把本体论、认识论和逻辑结合在一起，表达了主客统一体自我展现的整体过程，标志着黑格尔客观唯心主义的形成。其庞大、严谨的辩证法体系在日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MarxistischePhilosophie）中被加以改造和利用，成为辩证唯物主义的合理内核。1817年出版的《哲学全书》（EnzyklopdiederphilosophisWissens），其中包括《小逻辑》（WissenschaftderLogik）、《自然哲学》（Naturphilosophie）和《精神哲学》（PhilosophiedesGeistes），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哲学体系。1821年出版的《法哲学原理》（GrundlinienderPhilosophiedesRechts）则集中阐明了他的社会政治观点。黑格尔去世后，他的学生相继整理出版了他的《哲学史讲演录》（VenüberdieGeschichtederPhilosophie）、《历史哲学》（VenüberdiePhiloseschichte）和《美学讲演录》（Veik）等著作。

黑格尔哲学的基本出发点是唯心主义的思维和存在同一论，精神运动的辩证法及其发展过程的正反合三段式，认为思维和存在统一于绝对精神，绝对精神是万事万物的本原和基础，它的辩证发展经历了逻辑、自然、精神三个阶段。他的哲学就是对三个阶段的描述，相应地由逻辑学、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三个部分构成。根据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从精神中派生出来的。绝对理念由于自身的发展而外化为自然界，又通过进一步发展克服了外化，在人类的精神生活中回到自身，最后在精神发展的最高阶段绝对精神中认识了自身。恩格斯高度肯定了黑格尔哲学：“近代德国哲学在黑格尔的体系中达到了顶峰，在这个体系中，黑格尔第一次——这是他的巨大功绩——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于不断运动、变化、转化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

19世纪20年代，黑格尔哲学已经完全主导了德国哲学界。但是，黑格尔哲学本身包含着方法与体系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使各种政治势力从各自的立场出发来解读黑格尔哲学。黑格尔学派因此出现了分裂。主张在现行制度下进行改革的保守派，抛弃了黑格尔哲学中的辩证法，只抓住其唯心主义部分，为现存国家辩护，形成了老黑格尔派（Althegelianer）。在政治上公开反对封建专制制度、要求变革的激进派则利用黑格尔哲学中的革命因素，批判宗教神学和专制制度，组成了黑格尔学派的左翼，即青年黑格尔派。

费尔巴哈曾经是青年黑格尔派的杰出代表。他1804年出生于纽伦堡附近的赖兴贝格（Reberg），著有《论哲学和基督教》（überPhilosophieuum，1839）、《黑格尔哲学批判》（ZurKritikderHegelsPhilosophie，1839）等，从唯物主义立场出发，对以康德和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进行了尖锐批评，成为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者。他批判康德的不可知论，认为思维和存在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物质世界客观存在于人的意识之外，人的认识和思维是客观世界在头脑里的反映。物质世界在原则上是可以认识的，人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他也批判了黑格尔的思维和存在同一说，认为黑格尔把精神、思维看成脱离人脑而独立自在的东西，把自然和人都说成是精神、思维的产物，颠倒了思维和存在、精神和自然的关系。他认为人是自然的产物，是灵魂与肉体的统一；人是认识的主体，主体和客体通过感觉达到统一。费尔巴哈由此创立了人本学的唯物主义哲学体系。但是，费尔巴哈在批判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的同时，连同其辩证法的合理内核也抛弃了。

19世纪中期前后，自然科学和技术进步迅速，物质生产不断发展，社会分化加剧。所有这些变化引发了德国哲学界新的思考。原先由唯心主义主导的德国哲学界开始呈现多元化的趋势，出现了一些新的流派。其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吸取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的合理内核的基础上，形成了辩证、历史的唯物主义，揭示了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决定的社会规律，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以阿图尔·叔本华（ArthurShauer，1788—1860）为代表的新哲学流派则致力于对传统的思辩的理性主义（Rationalismus）进行批判，把人类冲动的意志作为认识和解释世界的出发点，形成了非理性主义（Irrationalismus）的哲学。

阿图尔·叔本华生于但泽（Danzig），1809年进入哥廷根大学学习医学，但其兴趣在于哲学，因而在1811年进入柏林大学学习哲学，受教于费希特。但他很快就对费希特的哲学失去了兴趣，称之为“蒙昧主义、难以理解和极其无法置信”。1819年，他出版第一部重要著作《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DieWeltalsWilleundV），但是发表后无人问津。1820年他开始在柏林大学举办哲学讲座，但其思想始终无法得到学生的认同。1831年柏林发生霍乱，他与坚持留守在柏林的黑格尔不同，去了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并最终定居于此。此后他在长期的孤寂中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著作：《论自然中的意志》（überdenWilleur，1836）、《论意志的自由》（überdieFreiheitdesmensWillens，1839）、《论道德的基础》（überdasFuderMoral，1840）、《附录与补遗》（ParergaundParalipomena，1851）等。

叔本华哲学是一种唯意志的哲学，它抛弃了古典哲学的思辩传统，力图从非理性方面寻求新的出路。它把意志当作世界的本原和发展动力。意志独立于时间、空间，所有的理性、知识都从属于它。意志的要义在于求生存，谋求生存是自然物的基本特征。人生也是意志，即生命意志（WillezumLeben），它为欲望所困扰，由于欲望得不到满足，生命意志的本质就是痛苦。生命意志论因此带有浪漫主义的悲观主义色彩，认为意志的支配最终只能导致虚无和痛苦。

叔本华的著作在1850年以前一直无人问津。尽管如此，他却执着于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1851年，为《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所写的《附录和补遗》发表后引起巨大反响，年逾花甲的叔本华终于赢得了该有的声望。他的非理性主义哲学和唯意志论一时大行其道，《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到1891年为止再版了18次。虽然哲学领域并没有形成一个真正的“叔本华学派”，但他影响了一大批现时乃至日后的思想家，其中包括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ietzsche，1844—1900），因此在思想史领域具有重要的地位。他也因此成了19世纪下半期和20世纪早期欧洲文化界的宠儿。

2。史学的骄人成就

19世纪是西方历史学繁荣发展的世纪，它的中心就在德国。在19世纪的前七十年中，德国史学取得了骄人的成就。其间，如果说尼布尔（h，1776—1831）通过采用新的批判性研究方法把历史学研究引入了科学的殿堂，那么利奥波德·冯·兰克则把德国史学送上了巅峰，并且在特奥多尔·莫姆森（TheodorMommsen，1817—1903）等人的努力下持续辉煌。普鲁士历史学家学派则是历史研究关照现实、与现实需要结合的典范，它以史学为武器，在思想文化领域为德国的统一做出了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