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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俾斯麦时代的内政外交（第2页）

中央党的社会基础并非存在于特定的社会阶层之中。最初它只是为了对付新教的普鲁士和日益强大的自由主义，捍卫天主教群众的利益，是一个宗教性的党派。因此它在政治立场上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混杂性，既有保守性的一面，又有类似社会主义的激进成份。从保守性方面看，中央党主张联邦制，反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所主张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形式，认为宗教信仰自由是公民的最基本的权利之一，每个个体的自由不应受到严格的限制；国家应该承认包括宗教团体在内的各种社团和协会的独立性。从激进层面看，中央党的社会主张中具有社会主义的成份。天主教工人运动（KatholischeArbeitnehmer-Bewegung）的创始人美因茨主教威廉·埃马努埃尔·冯·克特勒（WilhelmEmmaeler，1811—1877）认为，富人和穷人之间的鸿沟是由于经济自由主义对财产的放任态度造成的；为了消除社会的苦痛，“必须填平社会中巨大的鸿沟，消除贫富之间根深蒂固的敌对”。1864年，克特勒出版《工人问题和基督教》（DieArbeiterfrageunddastum）一书，其中特别强调必须关心工人阶级的社会和经济状况。

（7）社会民主党。社会民主党是德国工人阶级力量迅速壮大和工人运动飞速发展的产物，代表的是工人阶级的利益。它有两个来源：一是1863年在莱比锡成立的费迪南德·拉萨尔（FerdinandLassale，1825—1864）领导下的全德工人联合会（AllgemeischerArbeiterverein）；二是1869年奥古斯特·倍倍尔（AugustBebel，1840—1913）和威廉·李卜克内西（WilhelmLiebk，1826—1900）在爱森纳赫创立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SozialdemokratischeArbeiterparteiDeutsds）。1875年，两派在哥达合并为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ozialistischeArbeiterparteiDeutsds）。1891年爱尔福特大会上开始采用德国社会民主党（SozialdemokratischeParteiDeutsds）的名称。德国社会民主党与帝国时期其他政党的区别在于，其斗争更着眼于未来，要求建立新的社会制度。

帝国时期还存在一些地方性党派，诸如波兰人党、汉诺威人党、丹麦人党、阿尔萨斯洛林人党等。它们各自代表自己的地方利益，敌视新建立的帝国，甚至希望脱离帝国回归自己原来的国家。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项主张方面，它们一般介于中央党和民族自由党之间，没有自己的特殊纲领。

二、国内政治生活

在俾斯麦时代，帝国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就是以俾斯麦为首的帝国政府与天主教中央党和社会民主党两大“敌视帝国”的政党之间的斗争。众所周知，俾斯麦自出任普鲁士首相以来，与包括进步党在内的精英型旧党的斗争都取得了胜利。在德意志帝国建立以后，这位铁腕宰相出于巩固统一成果和维护统治秩序的考虑，又非常自负地对天主教中央党和以社会民主党为代表的社会集团发动了两次规模空前的政治战役。它们都是以轰轰烈烈开始，但都以失败告终。这是俾斯麦执政以来在政治上遇到的最强有力的两大对手，也是他在国内政治斗争中尝到的少有的几次失败苦果。

这一时期帝国的政治发展趋势也有两点新的变化：一是帝国政府在行政管理上的中央集权走向明显加强；二是议会政治有一定的进展。

（一）文化斗争；普鲁士省级行政改革

帝国建立后，俾斯麦发动的第一场国内政治战役是针对天主教的所谓“文化斗争”。俾斯麦发动这场斗争，主要出于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的考虑。

从国内方面看，俾斯麦特别担心以中央党为代表的天主教势力对新建立的帝国不利。作为宗教集团，天主教势力“从一开始就站在这个新国家和福音派新教皇权的对立面”。例如，中央党在1871年春天公布的纲领中就曾提出两大要求：各邦的独立和自决；保护宗教团体不受世俗立法的干涉。中央党的这些主张得到阿尔萨斯洛林人、波兰人、丹麦人等分离主义势力的支持。显然，对于这种可能危及来之不易的国家统一的举动，俾斯麦绝对不会坐视不理。

从国际方面看，有两个重要因素促使俾斯麦对天主教采取打击措施。一是反对罗马教廷对德国国内事务的可能干涉。1864年，教皇庇奥九世（PiusIX。，1792—1878）发表《谬说汇编》（SyllabusErrorum），从天主教信仰的立场出发，批驳了政治、文化和经济上的自由主义原则，把一切反对教皇统治的学说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统统列入了“谬说”。1870年7月18日，梵蒂冈宗教会议（Vatikaniszil）明确确认了“教皇无谬误”（Ppstlifehlbarkeit）的信条，据此，教皇就教义和伦理学方面所作的决定没有谬误。罗马天主教会的这些举动在德国资产阶级自由派和新教世界中引起广泛的愤慨，他们希望建立脱离罗马教廷的民族教会。“脱离罗马”因此成为“‘文化斗争’的主要目标”。

俾斯麦起初认为，《谬说汇编》和“教皇无谬误”信条是天主教会内部事务，因而在1870年时仍要求普鲁士驻罗马教廷大使哈里·冯·阿尼姆伯爵（HarryvonArnim，1824—1881）采取中立态度。甚至1870年9月20日罗马被意大利占领后，他还表示愿让教皇在德国享受庇护权。但是，后来天主教会对德国内部事务的干涉最终迫使他无法再保持超然的态度。

事情起因于70年代初德国天主教集团的分裂。当时由著名神学家、慕尼黑教会历史学家伊格纳茨·冯·德林格尔（IgnazvonDlinger，1799—1890）等组成的天主教反对派——老天主教徒（DieAltkatholiken）拒绝接受“教皇无谬误”的信条。天主教会为此不仅将他们逐出教门，解雇反对派教师，而且要求德国政府将其中的一些人清除出国家机关。这是干涉德国境内世俗事务的明显举动，也违背了普鲁士政府一贯遵循的宗教宽容和平等政策。此外，普鲁士境内波兰语地区的一些天主教会传教士不仅不传布德语，反而鼓励波兰语，有使波兰民族运动复兴的危险。这一切都是**裸的教权主义（Klerikalismus）的体现。它们使俾斯麦认为，必须调整国家与天主教会的关系，以杜绝天主教会对国家事务的影响。

促使俾斯麦打击天主教势力的第二个国际因素是当时的国际形势。帝国建立后，俾斯麦对外政策的重点是孤立法国，防止其复仇。1873年，法国共和派的梯也尔政府由于国民议会内部危机倒台，主张复仇的保皇派麦克马洪（PatricedeMa，1808—1893）当选为总统。这意味着法国可能出现君主制复辟。由于前法国国王是正统天主教徒，俾斯麦担心他重返王位后会与天主教的奥地利走到一起对付德国。而且当时反对教权主义的意大利和信奉东正教的俄国都与罗马教皇关系不佳。因此俾斯麦想通过打击天主教势力来确保和俄、意等国的友好关系，孤立教权主义的法国。

出于上述原因，俾斯麦开始了反天主教的文化斗争。1871年6月30日，普鲁士政府在一份呈文中向威廉一世建议，取消文化部的天主教处。与此同时，在俾斯麦授意下，保守党的喉舌《十字报》也发起了一场反对教权主义的宣传运动。文化斗争随之大规模展开。1871年12月10日，帝国议会通过《布道条例》（Kanzelparagraph），禁止宗教人员在行使其职责时“以危害公共安宁的方式”处理国家事务。1872年1月22日，对教士和所有宗教机构都带有自由理性主义仇恨的民族自由党法学家阿达尔伯特·法尔克（AdalbertFalk，1827—1900）出任普鲁士文化大臣，俾斯麦给他的任务就是“恢复国家对教会的权力”。

1872年3月11日，根据文化大臣法尔克的建议，普鲁士颁布了《学校监督法》（Schulaufsichtsgesetz），以确立国家对学校的监督权。这一法令取消了教会向地区或县级学校派遣视察员的制度，将所有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都置于国家监督之下。7月4日，联邦议会和帝国议会也通过《反耶稣会士法》（Jesuitez），禁止耶稣会（Jesuitenorden）在帝国内活动。1873年1月9日，法尔克又提出一系列的反天主教法令，并于当年5月颁布，这就是所谓的“五月法令”（Maigesetze）。据此，在德国担任教职人员必须具有德国高级文科中学毕业文凭，在德国大学学习，并须通过哲学、历史和德国文学等学科的国家“文化考试”，从而把教士教育完全置于世俗国家政权的控制之下；国家对教士的授职拥有否决权，教会任命教职时有义务向普鲁士省长报告，省长则有权提出异议；教会对下属的惩戒权只限于教会机关；设立负责教会事务的王家法庭，以处理不服教会机构纪律裁决而提出上诉的案件等。相关法令激起了天主教会的强烈不满。天主教会的主教们在富尔达集会，明确宣布不承认这些法令。

此后，普鲁士政府和帝国政府又出台了一系列旨在打击天主教势力的措施和法令。1874年3月，普鲁士开始实行强制的非宗教婚姻，规定只准举行世俗婚礼。出生、结婚和死亡等户籍登记工作也从教会转到了新成立的户籍机关。5月，帝国政府通过法令，规定各邦政府有权限制传教士住在特定的地区，甚至将他们驱逐出境。7月，天主教帮会成员爱德华·库尔曼（EduardKullmann，1853—1892）刺杀俾斯麦未遂，进一步激化了反天主教运动。12月德国驻梵蒂冈大使馆完全停止了活动。1875年4月22日和5月31日，普鲁士又相继颁布“面包篮法令”（Bresetz）和“寺院法令”（Klesetz）：停发国家给天主教会的补助款；取消一切教团在普鲁士的住所，只有纯粹照顾病残者的教团除外。到1876年，普鲁士所有的主教或被逮捕，或被驱逐出境，天主教教士职位的空缺接近14。

然而，相关斗争收效甚微。1875年2月5日，教皇庇奥九世发布通谕，宣布“违反教会神圣制度”的普鲁士各项法令一概无效，并威胁要将所有遵守这些法令的人逐出教门。同时，中央党经过这场斗争不仅没有被打垮，反而愈加壮大。德国的天主教徒都团结到了中央党的周围，抵制政府的各项反天主教法令和措施。中央党因此发展成群众性大党，在议会中的势力也迅速壮大。1871年议会选举中，中央党的得票数为72。4万多张，占选票总数的18%，拥有63个议席；1874年选举中的得票数达到134。1万多张，得票率上升为27。9%，拥有91个议席，与帝国议会第一大党民族自由党的差距明显缩小。

中央党之所以能顶住普鲁士和帝国政府的强大压力而发展壮大，原因主要有二。一是严厉的文化斗争激发了天主教中央党领袖们的战争精神。中央党领袖温特霍斯特与俾斯麦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激烈斗争，以至俾斯麦对其恨之入骨。这位宰相曾说过：“恨和爱一样，都是生命的伟大动力。我的生命是由两个人维持着并给予愉快的——我的妻子和温特霍斯特。一个活着让我爱，另一个活着让我恨。”二是中央党采取了正确的斗争策略。在这场斗争中，中央党的口号是，宗教自由是普鲁士宪法规定的最基本权利之一，如今普鲁士国家却在威胁着一切大的宗教团体。就此而言，《布道条例》的打击目标虽然是天主教教士，但该条例的内容也让其他宗教派别为之不安。因此，正统路德教的保守派分子担心这种对天主教的进攻会殃及一切传统宗教，也转而支持中央党。

俾斯麦文化斗争失败的根本原因则在于，他低估了德国社会的天主教传统力量。他试图在短期内通过国家政权力量强行清除天主教会势力的做法显然是行不通的，因为人们对天主教的信仰已经深深植根于德国人的思想意识和文化之中。因此，迫害天主教教士只会促使多数的天主教徒带着本能的反抗心理团结起来，在议会选举中一致地投中央党的票。

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国际国内形势最终迫使俾斯麦结束文化斗争。在国际上，法国已经确立了共和体制，并且成了反教权主义的国家，因此通过打击天主教会来孤立法国的最初目的已经失去了依据。在德国国内，形势也已经发生了新变化。一方面，中央党的不断壮大使俾斯麦认识到，文化斗争已经没有前途；另一方面，他看到了更可怕的社会主义工人运动正在迅速发展壮大。与天主教会仅仅威胁国家的统一不同，这股力量威胁的是整个现有社会秩序和统治阶级的利益。因此俾斯麦决定先集中一切力量来对付这股洪水猛兽。在这种形势下，视社会主义工人运动为敌人的天主教会和中央党就成了俾斯麦可以联合的力量。出于以上原因，俾斯麦在1876年以后开始转向，罗马教廷和中央党也逐步停止了与俾斯麦政府的对抗。

1880年7月14日普鲁士政府颁布第一个《和缓法令》（Milderuz），免除主教对帝国法律宣誓的手续，把取消的国家对教会的财政拨款重新发给教会。罗马教会也作出妥协，允许德国主教在教会授职前把神甫的名单报给政府。1882年5月和1883年7月，德国政府颁布第二个和第三个和缓法令，允许被国家免职的主教返回原任职教区，限制帝国法庭对教会事务的管辖权。俾斯麦还特请教皇出面调解德国与西班牙在加罗林群岛（Karolinen；Karolineninseln）问题上的纠纷，以示对教皇的恭敬。利奥十三世受桃报李，于1885年12月授予俾斯麦教会最高荣誉——基督勋章。1886年5月德国政府发布第一个《和平法令》（Friedez），承认教皇有惩戒下属之权，撤销管辖教会事务的国家法院，取消文化考试。1887年4月又颁布了第二个《和平法令》，弱化教会向政府报告的义务和给教士授职时国家的抗议权，允许除耶稣会以外的所有教团存在。利奥十三世则将反对俾斯麦最激烈的科隆大主教梅尔歇斯（PaulusMelchers，1813—1895）调往罗马，以为报答。1887年5月，利奥十三世在一次红衣主教会议上宣布文化斗争结束。

俾斯麦发动的文化斗争是失败的。但是，作为一名精明的政治家，俾斯麦在原则上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在与罗马教会和解后，一些涉及国家安全和世俗权力的措施，诸如《布道条例》、取缔耶稣会、取消普鲁士文化部的天主教文化处、强制非宗教婚姻等依然保存着。正因为如此，中央党对这场斗争的结果很不满意。但是俾斯麦将他那圆滑的外交手腕运用于文化斗争的撤退战略中。他避开中央党而直接与罗马教廷打交道，并利用后者对中央党施加压力，从而避免了彻底投降。

19世纪70年代的反天主教文化斗争其实与宗教、文化的关系不大。很显然，反天主教文化斗争的根本目的不是出于维护宗教信仰的需要，而是更大程度上出于世俗因素的考虑。从这次斗争中采取的手段和斗争的结果看，都呈现强烈的世俗特征和倾向。罗马教廷的妥协态度也再次表明，它在文化斗争中坚持和争夺的是世俗权力，而非宗教信仰的原则。

俾斯麦还利用文化斗争之际对普鲁士各省进行了有利于现代国家管理的行政改革。1872年法尔克出任文化大臣后，曾提出有关国家对学校进行监督的立法，但遭到普鲁士上议院容克们的反对。这使俾斯麦认识到，必须削减贵族专断独行的权力。同年秋天，俾斯麦提出实行针对贵族特权的行政改革，又遭到上议院容克的反对。针对这一状况，俾斯麦请求威廉一世任命25名非保守派议员进入上议院，为政府在上议院赢得多数，其目的才得以实现。1872年12月13日，普鲁士通过了主要由内政大臣欧伦堡伯爵（FriedrichAlbrechtGrafzuEulenburg，1815—1881）拟定的东部6省行政机构改革的法令。据此，取消地主在村社和乡区中的世袭警察和司法权；乡长和村长由选举产生；县长和区长分别由各省省长从地方选举会议提出的候选人中选拔委任。

（二）社会主义工人运动与《非常法》

文化斗争之后，俾斯麦又发动了对另一群众性政党——代表工人阶级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战役。德国工人运动是随着工业化和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发展起来的。1848年革命前，德国工人总数还不到60万，而且主要是手工业学徒和作坊工人，19世纪60年代初则已经发展到了150多万人，其中产业工人所占比重因工业革命的深入而快速增长。起初，工人运动作为资产阶级自由民主运动力量的一部分而存在，主要斗争目标是封建势力。60年代后，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影响，德国工人运动开始以自觉的面貌出现，发出了自己的政治呼声和要求。

德国工人阶级的第一个全国性组织是全德工人联合会。1862年秋，参观伦敦世界博览会（WeltausstellungLondon1862）归来的德国工人发出了建立独立的工人组织的呼吁，产业工人相对集中的柏林、汉堡、莱比锡等城市的工人开始筹划召开全德工人代表大会。12月4日，筹备全国工人代表大会的莱比锡委员会致函由于发表《工人纲领》（Arbeiterprogramm，1862）而在工人中有重要影响力的费迪南德·拉萨尔（FerdinardLassalle，1825—1864），请求领导工人运动。拉萨尔出生于布雷斯劳一个犹太丝绸商之家，是一位激进民主派，曾与马克思在《新莱茵报》合作。他接受了莱比锡委员会的邀请，并于1863年3月发表《公开答复》（Offes），阐述了有关德国工人运动的观点。他认为德国工人阶级应当摆脱对资产阶级政党的追随，建立自己的独立政党，争取普选权；同时又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的贫困是由“铁的工资规律”造成的。要废除这一规律，必须通过和平和合法的宣传争得普选权，获得议会多数，由此取得国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使工人成为自己企业的主人。最后，莱比锡委员会以6比4的多数票通过了将《公开答复》作为工人运动纲领。

1863年5月23日，全德工人联合会在莱比锡召开，来自德国11个工业中心城市的代表参加了大会。拉萨尔被推选为联合会主席。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成立是德国工人运动的重大进步，拉萨尔有其不可抹杀的功绩。他的活动对于德国工人阶级摆脱资产阶级的影响，建立独立的政治组织，显然是有益的。正是从这一意义上马克思给予了他高度评价：“在德国工人运动沉寂了十五年之后，拉萨尔又唤醒了这个运动，这是他的不朽的功绩”。但是，拉萨尔有一种机会主义倾向。为了得到政府帮助和实现普选，他从1863年起曾与俾斯麦进行多次通信和会谈，保证工人将支持普鲁士以王朝战争方式统一德国。他甚至向俾斯麦透露全德工人联合会的组织状况和计划。拉萨尔的这些举动在全德工人联合会内部引起越来越多的反对声音。生性高傲的拉萨尔决定退出工人运动，移居国外。1864年8月，在瑞士疗养的拉萨尔与情敌决斗，死于日内瓦。此后，他的继任者贝克尔（BernhardBecker，1826—1882）、施韦泽（JohannBaptistvozer，1833—1875）等继续推行其机会主义路线，支持俾斯麦政府的政策。他们形成了德国工人运动中的拉萨尔派。

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成立，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德国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史上都具有重大意义。它是第一个按照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一国范围内组织起来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也是德国工人运动发展到新阶段的重要标志。

德意志帝国建立后，由于工业快速发展，工人阶级力量迅速壮大。到1875年，德国已经有118家200—1000名工人的大型企业。但是工人的实际工资却由于经济危机而一度出现下降。1874年—1879年间，工人实际工资下降了17。5%。工人运动因此趋于高涨。1871年11月开姆尼茨机器制造工业的8000名工人举行声势浩大的罢工。次年夏天，鲁尔地区1。6万名矿工举行大罢工，要求实行8小时工作制和提高工资。同年纽伦堡、莱比锡和柏林等地都发生了罢工运动。不断高涨的工人运动要求有统一而强有力的政治组织的领导，建立统一的工人政党的任务提上日程。

俾斯麦政府的镇压政策也要求工人运动团结对敌。在第一届帝国议会上，议会中唯一的社会民主党议员倍倍尔曾发出“对宫廷战争，对茅屋和平，消灭贫困和寄生现象”的号召。这一演说使当时的统治阶级大为震惊，俾斯麦因此决定采取镇压政策。1873年夏，德国国家检查官特森多尔夫（HermannTessendorf，1831—1895）开始对工人运动进行迫害。仅1874年头七个月，就有87名拉萨尔派成员被捕，爱森纳赫派也有成员被判刑。当年6月全德工人联合会被查封，不久爱森纳赫派也遭到了同样的厄运。

严峻的形势要求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共同对敌。1875年5月22—27日，73名拉萨尔派代表和56名爱森纳赫派代表在哥达召开合并大会，正式成立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大会选举了由三名拉萨尔派和二名爱森纳赫派组成的领导机关执行委员会，通过了《哥达纲领》（Gramm），要求“用一切合法手段争取自由国家和社会主义社会”。合并使德国工人阶级在一定程度上结束了分裂局面，壮大了工人运动的力量。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人数在一年内从2。4万人猛增到3。8万人，党办的各种报刊达23种。1871年帝国议会选举中，有12。4万人投票给社会民主党，1874年和1877年，支持者增加到35。2万人和49。3万人。1874年的帝国议会选举中，社会民主党获得9个议席，1877年增加到12个议席。

5月24日，俾斯麦向帝国议会提出一项反对社会民主党的非常法（Ausz）草案。由于议会中的资产阶级自由派担心因此而破坏法治国家原则，该草案遭到议会的否决。于是他利用第二次谋刺皇帝事件敦促联邦议会解散帝国议会，然后选出了保守派力量占优势的新议会。10月19日，新帝国议会通过了联邦议会提出的《反对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治安的法令》（GesetzgegendiegemeingefhrliBestrebungenderSozialdemokratie），即所谓的“反社会党人非常法”（Sozialistez），简称“非常法”。据此，凡社会民主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的活动，旨在推翻现存政府和社会秩序的各种组织，应一律禁止；参加被禁止的团体、继续出版和散布已被查封的出版物等，都将被处以巨额罚金或重刑；警察当局有权撤销出版商、书商、租书人和店主的营业执照；对因社会民主党活动而使治安受到威胁的地区，各邦有权实行至少一年的小戒严。为了消除帝国议会中民族自由党对该议案的担忧，获得他们的支持，俾斯麦作出让步，同意“非常法”实施期限为两年半（1881年3月31日止）。但是此后这一镇压法令一再延长，直到1890年。

“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出台后，全国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到1879年年中，政府共发出了627项禁令，有217个协会、5个互助会、127种定期刊物和278种不定期刊物被禁止。在非常法施行的12年间，共有1300多种社会主义刊物被禁止，332个工人组织被解散，900多人被放逐，还有1500多人被判处监禁和劳役。

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领导人显然对俾斯麦的镇压措施缺乏思想准备，在突然来临的高压政策下陷入一片混乱。在非常法生效的当天，党的执行委员会和议会党团竟决定党自行解散，并要求地方党组织也作出相应决定。1879年，流亡于瑞士苏黎世（Zürich）的卡尔·赫希贝格（KarlHchberg，1853—1885）、爱德华·伯恩斯坦（EduardBernstein，1850—1932）和卡尔·奥古斯特·施拉姆（CarlAugustSchramm，1830—1905）等在《社会科学与政治年鉴》（JahrbuchfürSozialwissensdSozialpolitik）上发表《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RückblickeaufdiesozialistischeBewegusd）一文，认为非常法是党的“过火行为”的结果，要求党声明“走合法的改良道路”。以约翰·莫斯特（JohannMost，1846—1906）和威廉·哈赛尔曼（WilhelmHasselmann，1844—1916）为首的左倾激进派则要求采取个人恐怖策略，反对合法斗争，甚至策划组织新党。

此后，社会主义工人党将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有机地结合起来。一方面，他们用“教育俱乐部”、“互助储金会”等合法组织掩护活动，把在瑞士出版的《社会民主党人报》（Sozialdemokrat）偷运到德国散发，鼓动民众斗争；另一方面，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等利用议会进行斗争，扩大党的影响。由于以上活动，德国社会主义工人运动不仅没有被《非常法》打垮，反而愈加壮大。

工人罢工斗争达到空前的规模。1885年柏林爆发1。2万建筑工人罢工。1889年5月鲁尔区9万矿工举行大规模罢工，卷入这次斗争的还有萨克森、萨尔和上西里西亚的矿工，参加人数达13。4万。仅1890年发生的罢工就达到200次之多。

社会主义工人党的议会斗争也取得了巨大成就。1881年，由于非常法的冲击，社会主义工人党所获选票曾一度下降，只有31万多张，获得议席12个，1884年开始回升，得选票近55万张，获议席24个，1890年赢得近143万张选票，获议席35个。社会主义工人党成为帝国议会中的大党之一。在德国工人运动史上，社会主义工人党反对“非常法”斗争的历程以德国工人运动的“英雄时代”载入了史册。

俾斯麦也深知仅靠镇压手段不能摧毁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因而从19世纪八十年代初起又试图通过实行国家社会保障制度来缓和工人阶级的不满情绪。但是这一切并不能掩盖他镇压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败绩。1890年，帝国议会以169票对98票否决了延长“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提案。同年9月30日，“非常法”被正式废除。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恢复了合法地位。10月12—18日，为了适应新形势，建立新的组织，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在哈勒召开代表大会，改名为德国社会民主党。1891年10月14—20日的爱尔福特代表大会根据新面临的形势制定了新的“爱尔福特纲领”（ErfurterProgramm），其中明确表达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