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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威廉时代的帝国政治（第2页）

面对这样一种结局，卡普里维于1892年3月23日辞去了普鲁士首相之职，从而导致了帝国宰相兼任普鲁士首相的行政运作模式的分解。卡普里维的权力由此大大削弱。接替其出任普鲁士首相的是倾向于保守党立场的博托·楚·欧伦堡（BothozuEulenburg，1831—1912）。

1893年5月帝国议会又拒绝了政府提出的扩充军队提案，卡普里维政府再次受到打击。当时卡普里维政府认为，由于德俄两国交恶，两线作战的威胁与日俱增，有必要增加德国陆军人数，但相关提案遭到议会中多数议员的反对。卡普里维为此不得不解散议会。在新选出的帝国议会中，保守派政党借助于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获胜。新的扩军法案才在帝国议会中获得通过。

最终导致卡普里维垮台的是1894年的“防止颠覆提案”（Umsturzve）。随着博托·楚·欧伦堡接任普鲁士首相和保守派政党在帝国议会选举中获胜，普鲁士的政治气候明显右转。威廉二世对于社会民主党在国家推行积极的社会政策之下仍不放弃反对国家的态度颇为不满，决定采取新的斗争策略。1894年6月，法国总统卡诺（MarieFranoisSadiot，1837—1894）被无政府主义者谋杀，在担任普鲁士内政大臣期间曾制订过“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欧伦堡非常震惊，立即提出制订新的特别法令，用以镇压社会民主党从事颠覆国家的活动。威廉二世甚至考虑进行政变，解散帝国，废除普选制，然后在等级选举制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帝国。但是卡普里维认为欧伦堡提出的法令无法得到帝国议会多数的批准，因而加以反对，同时他也劝说皇帝放弃了政变计划。尽管如此，温和的帝国宰相与保守的普鲁士首相之间的矛盾已经无法调和。在这种形势之下，1894年10月20日，威廉二世同时解除了卡普里维和欧伦堡的职务。

（二）霍恩洛厄时期反社会民主党的“集结政策”

卡普里维去职后，威廉二世任命75岁高龄的霍恩洛厄侯爵（ChlodwigFürstzuHohenloheSgsfürst，1819—1901）为帝国宰相兼普鲁士首相。霍恩洛厄曾在1866年—1870年间担任巴伐利亚总理大臣，1848年革命时期属于资产阶级自由派，支持德意志的统一。但是，在出任帝国宰相和普鲁士首相后，这位老自由主义者在一种所谓的“迫切的爱国主义义务”压力下，基本上顺从了皇帝和内阁中占优势的保守派力量的意愿，推行保守的、反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在霍恩洛厄内阁中，反社会民主党政策的主要推动者是卡普里维时期“新路线”的推动者米克威尔等人。米克威尔认为，推进社会政策的“新路线”并没有促使工人阶级脱离社会民主党，也没有能够使社会民主党放弃与国家对抗的政策，反而把原先拥护国家的中等阶层变成了反对派。因此他放弃了“新路线”，转而实行所谓的集结政策（Sammlungspolitik），也就是集结一切力量来反对社会民主党。先后出任普鲁士内政大臣的恩斯特·冯·克勒尔（ErnstvonKoeller，1841—1928）和艾伯哈德·冯·德尔·雷克（EberhardvonderRecke，1847—1911）也都主张对社会民主党采取镇压政策。

因此，霍恩洛厄上任后，立即推动通过卡普里维时期没有完成的“防止颠覆提案”。1894年12月，他将提案呈递帝国议会。根据此提案，凡唆使犯罪、煽动阶级仇恨、侵犯家庭和财产、污蔑国家者，都将受到严厉惩处。但是，该提案遭到除两个保守党和中央党外的其他多数政党的反对，于1895年5月被帝国议会否决。反社会民主党的斗争只得从帝国层面转入各邦层面进行。在萨克森，为了打压社会民主党，1896年的议会选举仿照普鲁士实行三级选举制，使社会民主党原先在下议院中的席位丧失殆尽。普鲁士政府则试图用普鲁士版的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来替代没有通过的“防止颠覆提案”。据此，普鲁士警方有权解散一切危害公共安宁和国家安全的社团和集会。但中央党和各资产阶级自由党害怕相关规定会被用来对付自己，在邦议会中否决了这一法案。

由于上述举措难以落实，帝国政府又准备通过限制结社权（Koalitio）来打击社会民主党的力量。1899年5月26日，在威廉二世的敦促下，新任内政部国务秘书波萨多夫斯基（ArthurvonPosadowsky-Wehner，1845—1932）向议会提出了一项加重惩罚强制结社的法律草案，旨在遏制包括自由工会（FreieGewerks）在内的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发展和社会民主党力量的壮大。根据该草案，凡以强制方式结社者要受到严厉惩罚，轻则处以最高达1000马克的罚金，重则处以最长达1年的监禁。因此该法案又被称为“长期监禁法案”（Zuchthausve）。政府本以为这一法案会得到资产阶级自由派等中间力量的支持，但是，由于该法案违背了法治国家的权利平等原则，因此再次遭到除保守派政党之外的其他政党的一致反对，也归于失败。

霍恩洛厄时期镇压社会民主党的各项政策的失败表明，强硬的压制政策无法在帝国议会中得到多数党派议员的支持，必须进行调整。

霍恩洛厄主政期间的重要功绩是，在法律方面进行了具有重要意义的改革。年老的霍恩洛厄虽然在许多方面顺从皇帝的意愿，但并不赞同后者“亲政”，因此两者之间也有激烈冲突。例如，在普鲁士军法改革问题上，一向谨慎的霍恩洛厄就呈现出坚强的一面。当时军法改革的目标是要向民法靠拢，引入公开原则。视军队为自己私有之物的威廉二世对此断然拒绝，而曾经在巴伐利亚主持过类似改革的宰相则坚决支持。两者形成了截然不同的立场并开展了攻防战。在1896年秋霍恩洛厄宣布相关改革的内容后，威廉二世欲施加预设规定，但是前者不顾皇帝的考虑，直接公布了自己的文本。这位老宰相表示，自己是帝国宰相而非办公顾问，必须清楚自己要表达什么。1898年，威廉二世不得不在相关法律上签字。

霍恩洛厄在法律方面的第二个成就是通过了作为统一的德国私法的《民法大全》（BürgerlichesGesetzbuch）。这部从北德意志联邦时期就开始编撰的私法数易其稿，于1896年8月18日颁布，1900年1月1日生效。该法克服了传统的等级法规，将18、19世纪以来的自然权利思想融入其中，在德国法制史上是一重大进步。

霍恩洛厄时期的第三项法律成就是在1899年12月11日通过了“霍恩洛厄法”（Lex-Hohenlohe），这是一部涉及结社问题的法律。根据该法，允许各类社团之间的相互联系，原先各邦禁止各种结社和集会之间联系的规定一律废除。这一规定显然有利于各政党和社团组织的扩大，有利于政治生活的活跃，因此具有进步意义。

（三）比洛时期从平衡政策向集团政策的转变

霍恩洛厄只是一个过渡性人物。在其出任宰相不久，即1895年，受到欧伦堡等人的影响，威廉二世就已经决定伯恩哈德·冯·比洛为霍恩洛厄的接班人。1897年10月，比洛出任帝国外交国务秘书。同时，阿尔弗雷德·冯·蒂尔皮茨（AlfredvonTirpitz，1849—1930）出任帝国海军部负责人。1900年10月17日，鉴于霍恩洛厄年事已高，加之“长期监禁法案”在帝国议会遭到否决，威廉二世任命比洛接任帝国宰相和普鲁士首相之职。比洛出身外交界，对国内事务没有经验，因此国内相关事务主要由1899年5月已经出任帝国内政部国务秘书的波萨多夫斯基负责处理，由此出现了1899—1906年的所谓“波萨多夫斯基时期”（raPosadowsky）。总体上看，比洛时期的国内政策可划分为两个阶段：和解性的社会平衡政策阶段和对抗性的集团政策阶段。

由于霍恩洛厄时期有关镇压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得不到帝国议会多数派的支持，在比洛出任宰相后，波萨多夫斯基转而推行平衡政策（Ausgleichpolitik）或所谓的和解路线（Vershnungskurs），希望争取议会多数支持，实现国内各派政治力量的和解合作。他通过颁布前文提到的“霍恩洛厄法”、废除《反耶稣会士法》中驱逐耶稣会士出境的规定以及1906年开始给议员发津贴等举措，博得了中央党等议会党团的好感，从而为取得帝国议会的支持创造了条件。中央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比洛政府的主要支持者。

积极推进社会政策是波萨多夫斯基时期的重要成就。1900—1903年间，在社会民主党的支持下，多个社会立法得到扩大。1900年，伤亡事故保险者范围扩大，寡妇和孤儿也纳入抚恤保险之列；1901年，开始在2万人口以上的市镇强行设立仲裁劳资纠纷的职业法庭，工业和建筑业领域的工人在星期日和节日期间休息；1903年又明确规定将禁止童工扩大到家庭工业，禁止夜工，延长疾病保险期限达13周；1901年起，国家每年投入数百万马克用于修建工人住宅，改善工人居住条件，等等。这些社会立法和措施在帝国议会中得到了社会民主党团的支持，也提升了波萨多夫斯基在社会民主党中的声望。

比洛政府在积极推进社会政策的同时，也注意照顾农业界的利益。它推行折中主义的关税政策，既促进工业产品的出口，又要给农业界更多的帮助，以便德国农业在外来竞争中能够立住阵脚。1903—1904年，卡普里维时期签订的贸易条约相继到期，农场主同盟提出了大幅度提高农产品进口关税的要求：每百公斤谷物税一律从当时的3。5马克提升至7。5马克，牲畜和肉类进口税提高300%。对此，比洛政府在考虑到工业界的反对和贸易条约缔约方接受意愿的情况下，做出折衷妥协，将谷物关税提高到了1892年时的水平。

根据1902年12月帝国议会通过的新关税法案，针对签订贸易条约国家的最低关税为：小麦为每公担6马克，黑麦和燕麦每公担5。5马克。最高关税相应为：小麦每公担7马克，黑麦和燕麦每公担6。5马克。其他农产品的进口税率提升幅度更大。与此同时，工业原料的进口给予免税待遇，初级产品进口给予低税待遇，制成品进口关税则大幅度提高，有的升幅高达50%。从中可以看出，比洛时期的关税政策特点是既要安慰农业界，又要保护工业界利益。这一标准在帝国议会中得到中央党、民族自由党和保守派政党中的温和派的支持。

在扩建中部运河（Mittellandkanal）问题上，比洛政府也采取了折衷方案。起初政府提出的方案是建设贯穿莱茵河、威悉河（Wesser）、易北河直到普鲁士东部的维斯瓦河（Weichsel，今波兰境内）的中部运河，但是农业界担心一旦这一方案得到实现，会更加方便进口便宜谷物，对德国东部农业造成冲击，因而在1899年和1901年两次否决中部运河提案。最后，比洛政府做出妥协，放弃了从汉诺威到易北河之间的中间段运河的建设，以消除农业利益集团的担忧。

比洛时期帝国政府面对的一个严峻困难是财政入不敷出。由于不断扩充陆军、建设海军，加之镇压中国的义和团起义（Boxeraufstand）等海外用兵的巨额投入，德国政府的财政出现了严重亏空。相关统计表明，1880年，德国政府债务为2。677亿马克，1895年为21。25亿马克，1905年已经达到35。43亿马克。

面对日益困难的财政状况，帝国政府本可以通过发行公债来弥补赤字。但是根据宪法，帝国政府的财政收入来源只能限于关税、间接税。俾斯麦时期曾希望通过对烟酒等奢侈品征收间接税和提高关税来增加帝国政府的财政收入，但是反对中央集权的中央党通过附加所谓的“弗兰肯施泰因条款”（FraeinscheKlausel）来限制帝国政府的财政筹措能力。据此，帝国政府通过提高关税和烟草税所获收入的最高限额为1。3亿马克，剩余部分必须分给各邦。到比洛时期，帝国政府债台高筑，该条款已经明显过时。因此1904年以后，中央党采取合作态度，提议废除了“弗兰肯施泰因条款”。但这仍无法满足帝国政府的财政需要，于是帝国政府又提出了征收直接税和提高间接税的要求。1906年，第一项帝国直接税即遗产税获得批准。

帝国的财政困难最终导致比洛政府与帝国议会的合作出现裂痕。1904年—1907年，德属西南非爆发赫勒罗人（Herero）和霍屯督人（Hottentotten）反对德国殖民统治的赫勒罗起义（Hereroaufstand）。德国政府在镇压相关起义的过程中花费甚巨。1906年秋，帝国政府提出追加经费以支持驻扎当地的德国守卫部队，中央党和社会民主党却想趁机扩大议会的影响力，对政府在殖民地管理方面的种种不当提出了批评，要求加以革除。结果，帝国议会以177票对168票的微弱多数拒绝了政府追加预算的要求，中央党与政府合作的密月期结束。比洛随之改变和解路线，于12月宣布解散帝国议会，转而向中央党和社会民主党开战。

1907年1月举行第12届帝国议会选举，又称“霍屯督选举”（Hottentottenwahlen）。在这次选举中，保守党、民族自由党和左派自由党等组成反对中央党和社会民主党的选举联盟，依靠对大城市不利的选区划分，在所得选票数低于对手的情况下，仍取得了帝国议会中的多数席位，形成了所谓的“比洛集团”（Bülow-Block），成为政府在帝国议会中的支柱。但是，由于保守党反感波萨多夫斯基推行积极的社会政策，自由党又讨厌波萨多夫斯基与中央党合作，波萨多夫斯基的国内政策因此失去了政治基础。1907年6月24日，波萨多夫斯基下台，普鲁士内政大臣贝特曼霍尔维格（TheobaldvohmannHollweg，1856—1921）接任其职。

此后，比洛政府推行依靠保守党人和自由党人的集团政策（Blockpolitik）。但是，诚如比洛在新的帝国议会中指出的那样，由于这两派只是在民族主义问题上有共同话语，因此它们之间的合作不会长久。

比洛政府推行集团政策的目标是，依靠“比洛集团”在帝国议会中的有利多数，继续保护一切民族性劳动，对各行业利益一视同仁；继续推进社会政策，将社会保障从工人阶级扩大到中等阶层等。基于这些目标，1908年实行了结社和集会法改革，通过了新的《帝国结社法》（Reisgesetz），在更为自由的意义上确定了全国统一的结社权和集会权。新的结社法甚至一改往日禁止妇女参加社团和集会的规定，允许社团和集会向女性开放。

然而，随之而来的几个事件使比洛的地位受到彻底动摇，并使比洛集团最终崩溃。

一是所谓的《每日电讯》事件（Daily-Telegraph-Affre）。1908年10月28日，英国《每日电讯》发表采访德皇威廉二世的文章，其中报道，皇帝声称他是英国的朋友，由于这种态度，他在德国属于少数派。在布尔战争（Burenkrieg）期间，他不仅阻止了建立反英大同盟，而且给维多利亚女王送去了对布尔人（Bure，在南非的荷兰人后裔）的作战计划。文章发表后，英国、法国和俄国以及德国国内都对威廉二世不满。英国人不仅从中看到了大部分德国人的反英态度，而且认为威廉二世关于英国对布尔人的胜利得益于威廉二世的作战计划的说法是一种傲慢的表现。法俄两国则认为，关于建立反英大同盟的说法是在挑拨它们与英国的关系。国内的泛德意志主义者则批评皇帝从背后袭击了作为“德意志同胞兄弟”的布尔人。帝国议会和新闻界也对于皇帝“亲政”而破坏德国对外关系的做法提出了严厉批评。面对巨大压力，比洛不仅不敢为威廉二世辩护，反而加以推脱。他在帝国议会中表示，如果皇帝不克制自己，今后宰相无法对帝国的政策负责。威廉二世视比洛的这种行为是对自己的背叛，因为他曾在文章发表前征求过宰相的意见。此后，他就寻找时机让比洛下台。

二是围绕改革普鲁士选举法进行的斗争。当时自由党人主张加强帝国议会并取消普鲁士的三级选举，比洛出于平衡的考虑，于1908年10月宣布改革普鲁士选举法，但他拒绝把选举帝国议会的平等、普选的原则照搬到普鲁士。其结果是，自由党人因为要求没有得到满足而不满，保守党人则由于反对修改普鲁士选举制也对比洛不满。双方因此都对比洛产生了不信任感。

三是在帝国财政改革问题上出现的矛盾。尽管德国在1906年进行了财政改革，但力度太小，根本无法满足帝国的财政支出需要。帝国国债到1908年时已经增至42。5亿多马克。为了解决财政方面的困难，帝国政府打算把遗产税扩大到子女遗产和夫妇遗产，同时提高和征收各种消费税。对此，部分资产阶级自由党人和社会民主党坚持反对提高会使日用品价格上涨的消费税，保守党和中央党则反对可能增加继承土地成本的遗产税。结果，政府的征税提案在帝国议会闯关失败。保守党和自由党组成的集团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