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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威廉时代的帝国政治（第1页）

第二节威廉时代的帝国政治

威廉二世时代的政治生态与俾斯麦时代不尽相同，无论是对内政策还是对外政策，都出现了明显的转向。在对内政策方面，不稳定和非连续性成了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在对外政策方面，推行“世界政策”和谋求世界霸权成了主导性的取向。

一、俾斯麦解职和威廉二世亲政

1888年是德国历史上的所谓“三皇之年”（Dreikaiserjahr）。是年3月9日，老皇帝威廉一世去世，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弗里德里希三世（FriedrichIII。，1831—1888，1888年在位）即位。但是这位新皇帝在位仅99天，还没有来得及挑战俾斯麦独断专行的政治地位，就驾鹤西去了。此后，弗里德里希三世与英国维多利亚女王（Viktoria，1819—1901）的长女维多利亚公主（Viktoria，1840—1900）婚生之子、年仅29岁的威廉二世（WilhelmII。，1859—1941）登上了德意志皇帝的宝座。

起初新皇帝与老宰相之间的关系尚算融洽。1888年6月25日，威廉二世在帝国议会发表登基演说时，两人不仅热烈握手，年迈的俾斯麦还弯腰亲吻新主人的手，以示躬顺之意。但是年轻气盛的新皇帝有着一种极强的权势欲，他希望能直接行使君主的权力，亲自治理国家，这势必会与擅权独断的俾斯麦发生冲突，无法长期共处。而根据俾斯麦一贯奉行的君主制原则，大臣是君主的奴仆，在与君主发生矛盾时只能选择后退。这就预示着这位三朝元老的最终命运。果然，威廉二世继位不久，双方在内政和外交方面出现了一系列的分歧和矛盾。

双方的一个重要分歧是关于解决社会问题的对策。1883年，为了打击社会民主党，拉拢工人阶级，缓和国内阶级矛盾，同时也是为了解决因工业化而带来的诸种社会问题，俾斯麦曾促使帝国议会通过了《疾病保险法》（Krankenversigsgesetz）、1884年和1889年又先后促使帝国议会通过了《事故保险法》（Unfallversigsgesetz）和《老年及残废保险法》（Alters-undInvalidittsversigsgesetz）等国家层面的社会保险立法。此后，当看到社会民主党并未因此被打垮，工人运动仍持续高涨后，老宰相便失去了继续推动社会保险立法的兴趣。但是新皇帝却希望进一步完善社会政策，以凸显自己的慈恩形象，因而对社会问题表现出“特别的兴趣”。1889年5月，鲁尔煤矿工人大罢工，威廉二世不仅亲自参与调解，甚至在柏林皇宫中接待工人代表，而且在罢工结束后还要求就进一步实施国家社会政策提出建议，并把这些建议写成了备忘录，于1890年2月4日以《二月公告》（Februarerlasse）形式颁布，提出要实施劳工保护。俾斯麦则认为，鉴于社会民主党的力量仍在发展，此时推出新的社会政策只会对社会主义工人运动起到鼓励作用，因而加以反对。

二者之间的另一个分歧是关于延续“反社会党人非常法”问题。俾斯麦对以和平方式争取工人阶级已经不存在幻想，因而主张采取更严厉的措施镇压社会民主党。他在1889年10月提交给议会的新的反社会党人提案中，加入了所谓的驱逐出境权力（Ausweisungsbefugnis）条款。这一条款遭到民族自由党等许多议会党团的反对，因为他们担心此遭会用到自己的身上。所以帝国议会在1890年1月25日以167票对98票否决了新的反社会党人提案。威廉二世也不赞成添加“驱逐出境”条款，他希望用和平手段来争取工人。结果，在1890年2月20日的新议会选举中，支持俾斯麦的卡特尔政党联盟大败，该联盟在议会中的议席由220个下降到135个；在野党则大胜，其中社会民主党虽然只获得35个议席，但赢得了150万张选票，支持者接近选民总数的20%，成为得票数最多的政党。这一切表明，俾斯麦的镇压政策已经失败。

俾斯麦与新皇帝的关系也因其政敌的挑拨而受到损害。威廉二世受到俾斯麦的保守党死对头、宫廷传教士阿道夫·施特克尔（AdolfStcker，1835—1909）等人的影响。1888年8月14日，施特克尔以《薪堆书简》（Scheiterhaufenbrief）为名在《十字报》上发表文章，阐明了除掉俾斯麦的路径：让新皇帝确信不会从俾斯麦那里得到好的建议；放火烧掉俾斯麦赖以统治的卡特尔政党联盟。此后，施特克尔和日后成为普鲁士农业大臣的哈默施泰因（Ernstvoein-Loxten，1827—1914）等人又通过格弗肯事件（Geff-Affre）继续恶化俾斯麦与新皇帝的关系。格弗肯（FriedririchGeff，1830—1896）是弗里德里希三世的同学，他在1888年秋发表的1870年—1871年战争日记中谈到，弗德里希三世期望建立中央集权，他不信任德意志联邦内的诸侯们的作用。俾斯麦认为这些日记危害帝国的联邦建设，对格弗肯提出控告。尽管俾斯麦的担心不无道理，但其行为无疑有对弗里德里希三世不敬之意，因而影响到威廉二世与老宰相之间的信任。

新皇帝与老宰相在外交上也有分歧。俾斯麦把维持与俄国的友好关系视为其对外政策的基石之一，外交重点置于欧洲大陆。新皇帝则更倾向于亲近英国，以便在海外扩张中得到英国的帮助。他希望在殖民地问题上有所作为，以便为迅速工业化中的德国夺取所需的原料产地、商品和资本输出场所，并多次与俾斯麦谈及该问题，但后者总是充耳不闻。对此，皇帝非常不满。

威廉二世与俾斯麦彻底决裂的最根本的原因是两者之间的权力斗争。1890年3月2日的内阁会议上，俾斯麦要求大臣们严格遵守1852年9月8日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颁发的内阁指令，即除陆军大臣外，其他大臣在向国王直接汇报涉及内阁政策的问题时，必须事先通知首相。俾斯麦此时提出这一问题，目的在于牢牢控制内阁，防止内阁大臣在皇帝面前谈及对自己不利的政见。威廉二世认为该指令限制了他与其他大臣的自由交往，限制国王权力而有利于首相，要求加以修改。3月12日，俾斯麦在未事先请示皇帝的情况下就与中央党领袖温特霍斯特会面，商讨中央党在议会中支持政府的问题，威廉二世又视之为对君主的极端不尊重。3月15日，威廉二世与老宰相进行最后一次谈话，批评其未经皇帝同意就与议员谈判。他还批评俾斯麦在外交政策上没有向皇帝作详细的报告，没有将驻外使节的报告及时转呈给自己。17日，皇帝派人通知俾斯麦，要么同意废除1852年内阁指令，要么提出辞呈。倔强的俾斯麦不愿让步，只有递上辞呈。

3月19日，俾斯麦向威廉二世提出辞呈，3月20日，风云欧洲政坛近30载的俾斯麦被免去宰相之职。不过，威廉二世对这位为普鲁士和德意志民族作出过巨大贡献的宰相还是表示了极大的尊重。他不仅册封俾斯麦为劳恩堡公爵和陆军元帅，而且采纳其建议，任命卡普里维接任帝国宰相和普鲁士首相之职。事后威廉二世在其回忆录中也表示：俾斯麦作为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以及他对普鲁士和德国的不朽贡献是毋庸置疑的，对他有的只是“尊敬和崇拜”。这应该是发自威廉二世内心的想法。至于他逼迫俾斯麦辞职，显然是不想永远被笼罩在这位老宰相的权力阴影之下，迫不及待地希望能亲自作为一番。

早在俾斯麦下台前，就已经有舆论指出：“皇帝日后想自己做宰相”。俾斯麦下台后，威廉二世终于有了“亲政”（pers）的机会。德国历史由“俾斯麦时代”进入了“威廉时代”。威廉二世时期的帝国中央行政治理特点与俾斯麦时代截然不同。在俾斯麦时代，作为帝国创立者，俾斯麦凭借其巨大的影响力和过人的政治谋略，大权独揽，规范着帝国的政治生活。到了威廉二世时期，尽管皇帝也试图自己亲自治理国家，把大臣们当成自己的帮手，但他的治国之道通常带有即兴的特点，在政策方面缺乏俾斯麦那种连贯缜密的思考和全局意识。结果是，帝国的政治生活陷入了皇帝、宰相、国务秘书、普鲁士大臣、军队、宫廷待从、顾问、利益集团等多种力量的纠缠博弈之中，“摇摆不定”成了这一时期的主要政治特征。人们通常把威廉二世统治时期在政治、社会、文化和艺术领域所形成的这种典型特征和现象统称为“威廉主义”（Wilheminismus）。

二、威廉时代国内政治的发展

与老宰相俾斯麦不同，威廉二世在国内政治生活中表现出极具时代特点的形象。一方面，他与19世纪末德国经济文化的高速发展相契合，特别关心德国工业界的利益和德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希望通过与工业界建立一种亲密的关系来树立自己的现代君主形象。另一方面，他在骨子里又继承了霍亨索伦王朝传统的君主统治理念，将自己的君主权力凌驾于人民之上，惘顾宪法，强调君主权力高于议会，表现出一种孤傲的独裁意识。这种集现代和传统于一身的矛盾性使得威廉二世时期的政治生活呈现一种摇摆不定和无重心的特征。

威廉二世时代的德意志帝国国内政治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时期：卡普里维时期（1890—1894）、霍恩洛厄时期（1894—1900）、比洛时期（1900—1909）和贝特曼·霍尔维格时期（1909—1917）。

（一）卡普里维的“新路线”

卡普里维接任俾斯麦之后，在内外政策方面都出现了转向，推行所谓的“新路线”（NeuerKurs）。“新路线”的主要内容是：在对内政策方面，为了适应德国向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形成的新型社会结构，一反俾斯麦的强硬镇压政策，试图通过进一步推进社会政策来实现社会的全面和解。其口号是：“凡与国家福祉有关的，无论何处何人，都要予以善待。”在对外政策方面则转向亲英疏俄，开始了“世界政策”的前奏曲。

为了顺利推行新路线，原俾斯麦时代的多数重要官员都被替换。在新政府中，新任商业大臣汉斯·冯·贝尔莱普施（HansvonBerlepsch，1843—1926）、新任财政大臣冯·米克威尔、内政大臣恩斯特·路德维希·赫富特（ErnstLudwigHerfurth，1830—1900）和留任的帝国内政部国务秘书兼普鲁士副首相冯·伯蒂歇尔（KarlHeinriBoetticher，1833—1907）成为核心人物。

卡普里维的“新路线”在对内政策上有明确的目标，亦即用和解政策（Vershnungspolitik）取代俾斯麦的对抗政策。用卡普里维自己的话说，他的任务就是要让“德意志民族在经历了伟人和伟业之后回归日常层面”，实现社会各阶层的平衡和安宁。其和解政策有两大核心内容：一是积极介入社会冲突，在俾斯麦的国家社会保险立法的基础上继续推进社会政策，博取工人阶级对现存制度的支持；二是抛弃俾斯麦在议会中推行的分裂政策，不仅要依靠保守派政党，还要积极争取中央党和资产阶级自由派政党等在野政党的支持，实现各政党之间的和平。

在社会政策方面，基于1889年鲁尔工人大规模罢工斗争的教训，新政府决意进一步推行社会政策，缓和社会矛盾。《二月公告》是新的社会政策的发端，也是新路线的开始。1890年3月，由威廉二世亲自发起的第一届国际劳工保护会议（ErsteiionaleKonferenzfürArbeiterschutz）在柏林召开。1891年，帝国议会又相继通过了《职业条例修正案》（Gewerbesnovelle），增加了《劳工保护法案》（Arbeiterschutzgesetzgebung）等劳工保护立法。相关法令规定：禁止星期日工作，取缔14岁以下童工，未满16岁青年每天工作不得超过10小时，女工每天工作时间不得超过11小时；设立职业法庭处理劳资纠纷，加强对劳工保护的监督，规定对劳工的生活和健康的保护等。这些法案的通过和实施，彰显了德国社会政策的巨大进步，也是德国向现代社会国家转型的重要标志。

“新路线”也涉及普鲁士。同样基于社会调和和平衡原则的考虑，财政大臣米克威尔在普鲁士推行了税制改革，取得了明显成效。1891年6月24日，普鲁士引入新的所得税法，改变了过去实行分级征税的办法，代之以累进所得税，人们根据收入的多寡纳税，一些最低收入的人群获得了免税待遇，从而使纳税更趋公平，政府税收也有所增加。1892年，普鲁士政府又将土地税、房产税和营业税等转给社区，从而改善了城市和乡镇的财政状况。从实现公平税收、提高征税效率和改善普鲁士国家财政状况的角度来看，新的税制改革具有明显的进步意义。

与税收改革相对应，普鲁士还进行了三级选举制改革。原本的三级选举制一直按照纳税额的多少划分为三个等级。由于新的税制改革将土地税、房产税和营业税等转给了社区，并且取消了分级征税制，国家征收的税种只剩下累进所得税和财产税，第一和第二等级的选民因此大幅减少。在这种情况下，新的三级选举采用了选区制，也就是将等级的划分直接放在初选选区中进行。如此一来，在乡镇，由于选区与乡镇范围一致，改革对选举影响不大，但在城市中，相关改革对选情冲击很大。它意味着，住在富人区者，即便纳税额较高，也可能被纳入第三等级，住在穷人区者，即使只交较少的税，也可能进入第一或第二等级。以柏林为例，1893年时穷人区的第一等级纳税额只需12马克，而居住于宰相官邸所在的弗斯大街的人，即使纳税额高达2。7万马克，也只能列入第三等级。宰相卡普里维和他的8个大臣都属于第三等级，只有三位大臣位列第二等级。因此，在所在居住区的社会经济地位成为划入选举等级的决定性因素。

对外贸易政策的转变是“新路线”的重要内容之一。卡普里维政府在对外贸易中推行新的贸易条约政策，即通过与相关国家订立贸易条约，降低农产品等关税来换取别国更多地进口德国商品，特别是德国的工业品，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俾斯麦自19世纪70年代末以来实行的贸易保护主义。1891—1893年间，德国分别与奥匈、意大利、比利时、瑞士、塞尔维亚、罗马尼亚等国签订了贸易条约，以降低德国从这些国家进口的农产品和原料的进口税为条件，换取它们降低德国工业品的进口关税。甚至从俄国进口的谷物也于1894年获得了“最惠国待遇”。

卡普里维政府的新贸易政策兼具社会政策和外交政策双重目的。就社会政策层面而言，到19世纪90年代，德国已经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工业的迅速发展要求促进工业品出口，降低农产品和原料的进口关税，以便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降低工业生产成本和工人购买面包等所需生活费用，进而缓和工人阶级的斗争情绪。关于这一点，卡普里维在帝国议会中说得非常明白：“我们必须出口，要么出口货物，要么输出人口。面对增长的人口，没有一个稳定增长的工业，我们就无法继续生存。”从外交层面看，与奥匈、意大利签订相关贸易条约，进一步巩固了三国同盟的关系，1894年德国与俄国贸易协定的签订则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了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

在与各政党的关系方面，卡普里维并不想过份依赖各右派政党，而是希望与其他政党或政治势力也保持友好关系。他给天主教会补发了在文化斗争中被扣留的国家补助金，归还了被没收的汉诺威居尔夫家族的财产，停止了1886年开始的压制波兰人的措施，通过社会政策缓和了与工人阶级的关系。但是，所有这些平衡政策都有一个限度，那就是不损害君主和国家的权威。就此而言，卡普里维的政策是一种开明的保守主义。

但是卡普里维在实施国内“新路线”方面并不顺畅。首先，卡普里维政府对外贸易政策的转变直接导致了他与保守党之间的冲突和决裂。新的贸易政策侧重于关注工业界的利益而忽视了对农业的保护，导致农产品价格下跌，因而遭到以大庄园主为核心的保守党的强烈反对。他们把降低农产品关税视为对德国农业的极大威胁。正是在这一背景下，1893年2月18日，大庄园主成立了旨在保护德国农业界利益的“农场主同盟”，抵制政府的新贸易政策。

其次，卡普里维在缓和与在野党的关系方面也出现了挫折。1892年春，普鲁士文化大臣策德利茨特吕奇勒（Robertvorützschler，1839—1914）向邦议会提出新的学校法草案（Schulgesetzentwurf），据此，普鲁士各城市的混合教派学校的校理事会将由教派理事会接替，教会有权考察老师讲授的宗教课程是否合理。这一草案迎合了中央党的口味，却遭到资产阶级自由党人和科学界、教育界的强烈反对。策德利茨最终被迫辞职，草案也因此撤销。结果，卡普里维两边都不讨好，自由党人批评其支持草案，中央党人则对于撤销草案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