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小说网

第二 新的社会阶级结构和社会关系（第1页）

第二节新的社会阶级结构和社会关系

由于工业化的猛烈冲击，帝国时期的社会阶级结构和社会关系都出现了重大变化和调整。主要表现为：处于转型之中的传统社会阶级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经济发展改善了人们的生活，消费活动和消费水平出现了明显变化，社会消费结构向小康型转变；同时，为了缓和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诸种社会问题，德国政府开始尝试调整社会关系。由于拥有悠久的社会保险传统，同时又受到特殊的社会阶级结构和现实政治等诸种因素的影响，德国率先迈出了向社会福利国家转变的步伐。

一、新的社会阶级结构和政治力量格局

帝国时期，随着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原有的社会阶级结构出现了调整，新的社会阶层和阶级力量出现，并且由此带来了各种社会利益集团的重新组合和政治力量对比的变化。

（一）新的社会阶级结构

帝国时期，社会阶级结构正处于传统向现代转型期，可谓复杂多变。由于深切感受到德国社会阶级状况较之以前有了巨大的变化，著名经济学家古施塔夫·施莫勒（GustavSchmoller，1838—1917）在1897年曾根据财产、受教育程度和职务等标准对当时社会各阶层进行新的尝试性划分，列出了四个阶层。一是上等阶层，包括贵族、有影响力的大土地所有者和大企业主、高级官员和军官、受过教育的医生、艺术家和有年金的收入者等；二是中上阶层，包括中等土地所有者和企业家、受过高等教育的较高层官员和自由职业者、军官等；三是中下阶层，包括中层官员、小农、小商人、手工业者、职员、工厂主、收入较高的专业工人、下级军官等；四是下等阶层，包括工人、低层官员、贫困的手工业者和小农等。实际上，德国工业化时期的阶级状况与其他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有共性的一面，亦即除了农民、手工业者等传统阶级，工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正在成为社会的主体。同时又必须看到，由于德国特殊的政治发展道路，其社会阶级构成状况又有自身的特点，封建残余色彩浓厚，呈现传统与现代交融重叠的特征。

1。资产阶级化贵族阶级

贵族阶级仍然是社会的强势群体。德国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而非革命方式实现了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改革过程中最大限度地保留了贵族的传统特权，而且国家的统一也是在普鲁士贵族阶级领导下实现的。作为这种特殊政治发展道路的结果，德国在进入现代工业社会后，传统贵族阶级仍保留了许多政治特权，在社会中拥有极强势的地位。

贵族作为德国社会的统治阶级，在帝国以及各邦的上议院中都占有完全的优势。除了各种法律上的特权外，贵族还拥有许多实际特权。国家政权中的一些最高层职位都把持在贵族手中。大臣职位大多由贵族担任。1871—1914年间，德国各个邦中只有巴登政府的资产阶级大臣人数比贵族大臣人数多。在外交领域中，帝国政府的外交国务秘书、驻各重要国家的大使都无一例外地由贵族担任。在行政管理领域，贵族同样占有大部分高层职位。以普鲁士为例，1910年11个高级行政官员职位有10个把持在贵族手中。64%的行政专员和57%的县长也由贵族担任。在军队中，贵族的优势地位更加明显。迫于受到本阶层人数所限，贵族虽然在军官总数中不能占有多数，但在高级军官中占有绝对优势。1913年，德国军队中已有70%的军官来自资产阶级，但贵族在高层军官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25个集团军的指挥将领中有22人出身贵族，只有3位来自资产阶级，而且也已经贵族化。师级军官中，贵族也占23以上。此外，也有部分贵族化资产阶级加入贵族行列，使贵族队伍得到进一步补充和加强。在德意志帝国时期，普鲁士贵族总数中有9%是新贵族。

尽管如此，此时的贵族毕竟已经不是从封建制度下移植过来的旧贵族，他们之中许多人从事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农业经营，在经济、文化和家庭类型方面已经“现代和资产阶级”化，实现了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对接。许多贵族面对工业资本主义的冲击，纷纷采取适时而进的策略，在经济上加入工业资本主义生产行列，投资开矿办厂，而且取得了巨大成就。例如，霍恩劳厄—厄林根家族（HausHohenlen）就拥有很多大企业，涉足工业界很深。

贵族力量分布具有明显的地区性差异。贵族势力的根基主要在东部较落后的农业地区，在西部发达的工业地区则相对较弱。1914年，普鲁士东部波莫瑞地区的县长职位90%被贵族占据，而在西部莱茵地区，贵族出身的县长则仅占40%左右。贵族内部也处于分化之中，既有地位较高的贵族大庄园主，也有贫困化的任职贵族。

强大的贵族阶层的存在，使帝国时期的政治发展呈现保守性特点，严重影响了德国社会的资产阶级民主化进程。其结果是，一方面是发达先进的资本主义工业经济，另一方面却是拥有封建特权的贵族主导下的的政治体制。因此，德意志帝国也被人们戏称为穿着工业国服装的农业国。

2。资产阶级集团

在向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资产阶级乃各社会集团中流动性最大的群体，是由多个不同阶层构成的阶级集团。

经济资产阶级是资产阶级中力量最强大的阶层。包括大工业家、大银行家和大商人等在内的大资产阶级处于这一阶层的顶端。他们的力量随着国家高速工业化越来越强大，在经济上已经处于呼风唤雨的地位。随着大工业的发展，除了克虏伯、蒂森（AugustThyssen，1842—1926）、施图姆、维尔纳·西门子等大企业主和布莱希罗德、奥本海姆、罗特希尔德等大银行家外，还出现了一批新型企业家，他们通常是一些大型企业的总经理，如格尔森贝格的基尔道夫，也有银行界经理，如德意志银行的格奥尔格·西门子等。这些人虽缺乏经济上的独立性，但他们在重要生产领域拥有支配性权限，因而与大企业主无异。

强大的经济力量没有成为大资产阶级向贵族阶级抢班夺权的筹码，而只是成了他们与贵族攀比的条件。因此，从19世纪末起，大资产阶级中出现了一种贵族化的趋势。这种贵族化突出表现在社会性和政治性两个方面。从社会角度看，大资产阶级的贵族化主要表现为逐步接受贵族的生活方式，诸如在住房方面由原来靠近工厂的工厂主类型房屋改住别墅和乡间的地主庄园，谋取各种勋章和头衔等，甚至完全贵族化。施图姆和维尔纳·西门子等都被册封为贵族。当然，并非所有的大资产阶级都对加入贵族群体感兴趣。阿尔弗雷德·克虏伯、蒂森、基尔道夫等都拒绝贵族化。这说明大资产阶级毕竟与贵族有区别。大资产阶级与贵族之间还通过联姻加强关系。在帝国时期，12%的大企业家之子娶了贵族之女为妻，大企业家之女嫁入贵族豪门的比例则更高。大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贵族化尤其体现在他们与贵族之间逐渐形成了利益共同体，出现了“贵族大地产和高炉之间的联盟”。二者作为既得利益者，都竭力维护带有较浓厚封建残余的现存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敌视威胁现存社会制度的工人运动。正是因为这种政治取向的存在，代表大资产阶级的民族自由党的政治立场在19世纪80年代以后与代表贵族阶级的保守党愈来愈接近。

另一个资产阶级阶层是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较高层官员和自由职业者，即文化资产阶级。在这一群体中，有富有的律师，也有收入较低的文科中学教师。他们通常因为所受的教育而非经济收入而受到社会的尊敬，并因此进入较高社会阶层。由于德国正处于向现代工业国家和管理型国家的迈进阶段，国家和社会日益法制化，教育事业和卫生医疗事业发展迅速，所有这些都需要大量的高层次受教育人才。于是，律师、学者、科技人员、教师、高层次管理官员的人数不断增加。文化资产阶级也因此扩张迅速，力量不断增强。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德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文化资产阶级中也存在某种程度的贵族化倾向，希图跻入社会声望较高的贵族阶层或接近这一圈子，最突出的体现就是他们谋求加入预备役军官队伍。由于普鲁士军国主义传统的影响，在德意志帝国时期，一个男人的声望往往取决于其是否是预备役军官，而预备役军官又往往是贵族的代名词，所以文化资产阶级跻入预备役军官行列，显然有向贵族圈接近的意图。

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这样一种新旧交替的社会结构中，小资产阶级社会集团分成了新、旧两大群体。旧的小资产阶级群体主要是指前工业社会时期业已存在的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由于现代工业的大机器生产和大型商业经营组织严重挤压着小手工业和小商业活动，这一群体受到的冲击和竞争压力特别巨大。于是，为了保障自己的生存，他们成了现代社会面前“抵抗力最强的社会核心集团”。由于所受教育和职业的限制，他们无法上升进入更高社会阶层，又不愿落入劳工队伍之中，所以坚持原有阵地就成了一种最稳定的选择。以威斯特法仑为例，帝国建立时，有60%以上的手工业工匠出身于手工业家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这一比例不仅没有下降，反而上升到了80%以上。

新的小资产阶级群体是指随着生产技术进步和企业经营变化而出现的新的职员（Ae）阶层，如会计、审核、工程师、部门经理、车间主任，等等。他们在企业中从事的工作与一般工人明显不同，不仅需要较好的培训，而且掌握着企业内部的许多信息，因此企业常常会给以较高的待遇，以保证他们的忠诚。德意志帝国建立初期，这些职员被称为“私人官员”（Privatbeamte）。此后，由于“官员”一词范围过窄，人们才逐渐用“职员”一词予以替代。1897年古斯塔夫·施莫勒首次将职员定为“新中等阶层”。作为现代工业社会的产物，职员阶层随着社会的现代化转型而呈现迅速扩张之势。1882年职员在就业人数中的比重仅为1。9%，其中在农业领域占0。8%，在工业领域占1。6%，在商业和交通领域占9%；1895年职员在就业人数中的比重上升到3。3%，在农业、工业、商业和交通领域所占的比重分别为1。2%、3。2%和11。2%。工商业和交通领域的职员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农业领域；1907年就业人口中职员比重增加到了5。2%，其中农业领域中职员比重下降为1。0%，工业、商业和交通领域则分别上升到了6。1%和14。6%。

资产阶级各阶层之间的流动性相对其他阶级要高。经济资产阶级与文化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流性很大。在工业化早期，企业主和商人大多靠经验和勤劳起家，此后随着科技和科学管理重要性的不断上升，越来越多的企业主和商人迈入大学殿堂，以便获取更多的理论知识来支持自己的事业。据统计，到1907年时，已经有近13的企业主接受高等教育，受过高等教育的企业经理更是高达34。同时，随着技术的进步，知识对于企业的创立和发展日益重要，企业主中来自文化资产阶级的比重也越来越大。1890—1914年间，约有10%的大企业主和几乎25%的企业经理来自受过大学教育者家庭；出身于小官员家庭的经理中，有近15是通过大学学习而得到提升的。同一时期，企业主子弟也大批涌入文化资产阶级群体中。36%的独立经营者、22%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官员和职员来自企业主家庭。1864年，有4%的教授来自企业主家庭，1910年这一比例提高到了10%。在法官和行政官员中，企业主家庭出身者更是高达15。经济资产阶级和文化资产阶级还通过联姻互补长短，17%的企业主之子的婚姻对象是受过高等教育者的女儿。

中下层资产阶级也处于对流之中。1870年左右，文化资产阶级中仅有14来自低级官员等中下阶层，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这一比例已经达到13到25。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在于，工业化带来的社会繁荣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使许多中下阶层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增多。甚至相对稳定的手工业者群体也不断从农民、中下层官员和工人子弟中吸纳新的成员。

3。工人阶级成为最大社会群体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人阶级（包括工业生产领域工人和农业生产领域工人）日益成为德国社会的主体。在农业领域中，由于农业资本主义普鲁士式道路的发展，农业工人数量不断增加；在工业领域中，工业无产阶级作为工业化大生产的产物，成了人数最多的一支阶级力量。据统计，1882年，各类工人在德国就业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为66。1%。其中，在农业生产领域中工人占就业人数的71。4%，工业领域中工人占就业人数的64。0%，商业和交通领域中工人占就业人数的46。3%。到1907年，就业总人口中的工人所占比重已经达到72。5%，其中，在农业领域，工人在就业总人数中的比重增加到73。7%，在工业领域，工人所占比重进一步上升到76。3%，商业和交通领域中相应的比重也上升到了56。3%。

由于处于社会最底层，工人阶级面临着其他阶级和阶层少有的失业、工伤事故、住房条件恶劣等艰难困境。工人问题因此成为帝国时期最主要的“社会问题”。他们为了摆脱恶劣的工作和生活状况而不断抗争，最终迫使德国政府不得不通过国家社会立法等形式来改善他们的处境，以缓和紧张的社会关系。

工人阶级也是一个处于流动状态的阶级。工人阶级提升自己社会地位的途径主要是通过当手工学徒和参加技术培训来提高自身的含金量，然后升入手工业者和小职员阶层。据统计，1890年以后，有25%以上的手工业师傅和30%以上的职员来自工人家庭的子弟。与此同时，工人群体也不断地从破产的农民、手工业者和小商人中吸纳新的成员，成了其他一无所有者的汇聚群体。

（二）利益集团

工业化的一个重要后果是社会分工愈加细化，新的行业部门和新职业不断出现，由此形成了多种利益群体和利益差异。早在19世纪六十年代以前，德国已经出现了代表不同职业、经济部门和社会集团的利益组织。他们从维护自身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出发，向社会提出各种意见和要求。这些组织在形式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国家授权的、拥有官方权力的组织，另一类则是社团性质的群众性协会组织。这些组织也是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关系的实质性反映。

德意志帝国建立以前，德国就已经出现了一些利益组织。在商业领域，早在19世纪初，美因茨、科隆和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等城市开始建立自己的商会。1820年后，普鲁士东部各省也建立了商人同业组织。1848年，普鲁士政府颁布法令，确定商会有义务根据官方的要求汇报，并有权监视商业和手工业组织，商会因此有了官方色彩。1861年成立的全德商业议会（Allgemeisdelstag）则是19世纪中期以后建立的全德性重要商业利益组织。在工业领域，19世纪中期也出现了一些旨在促进工业和交通发展的利益组织，诸如1858年成立的多特蒙德矿务局专区采矿利益联合会（VereinfürdiebergbauliteressesbezirkDormund）等。手工业者则于1862年成立了德意志手工业者同盟（Deutsdwerkerbund）。在农业界，19世纪三四十年代也出现了一些利益组织，诸如1833年成立的的莱茵普鲁士农业协会（LandwirtschaftlicherVereinfürRheinpreuen）和1862年成立的威斯特法仑农民联合会（WestflischerBauernverein）等。政治领域则出现了德意志民族联合会、德意志改革联合会等民族主义的先驱性团体。

帝国时期，利益组织得到进一步发展。1873年爆发的大规模经济危机使德国经济遭到沉重打击。各个利益集团为了在严酷的经济形势面前捍卫自己的利益，纷纷建立起自己的利益组织。九十年代后，随着经济的繁荣，经济和社会竞争加剧，利益相同或相近的部门和集团又开始组成特定的代表性组织，以期从繁荣的经济中争取最大利益。从政治方面看，帝国建立以后出现了中央集权化趋势，国家干预力度加强。由于干预政策不可能对帝国各个社会经济和政治集团产生均衡的利益影响，因此各种利益集团也积极行动和组织起来，希望能对政府的决策施加有利于自己的重大影响。

帝国时期的经济利益组织发展迅速，规模扩大，出现了金字塔型的组织结构。以工业、手工业和商业领域为例，1869年共有27个利益组织，1879年为47个，1907年猛增到522个，分支组织则达到5000个。

大型的经济利益联盟首先出现在工业领域。1871年，第一个大规模的地区性企业主协会莱茵兰和威斯特法仑保卫共同经济利益联合会（VereinzurWahrungdergemeischaftliteresseninRheinlafalen）成立。1874年，第一个全国范围行业协会德国钢铁工业家联合会（Vereis-undStahlindustrieller）建立。1876年2月，主张保护关税的钢铁、纺织等行业又组织成立了德国工业家中央联合会（tralverbasdustrieller）。1895年，中、小型加工工业企业组成了工业家同盟（Buriellen）。手工业者则先后建立了独立手工业者和工厂主联合会（VereindigerHandwerkerundFabrikanten，1873）、全德手工业者同盟（Allgemeisdwerkerbund，1883）和联合手工业同业公会协会中央委员会（ZentralaussigterInnungsverbnde，1884）等组织。农业领域则出现了1893年建立的农场主同盟等。

在形成全国性经济利益组织的过程中，往往小的利益组织加入大的利益组织，进而组成金字塔结构的大型利益集团。以工业领域为例，九十年代以后实际上已经只有德国工业家中央联合会和工业家同盟两个巨大的顶级性利益组织。工业家中央联合会在1881年时拥有38个联盟会员，1916年增加到了216个。工业家同盟在1897年有12个联盟会员，1916年时增加到了204个联盟会员。这种发展不仅加强了利益集团的力量，而且它们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

经济利益组织的斗争目标很明确。莱茵兰和威斯特法仑保卫共同经济利益联合会起初明确提出了将改善交通运输作为主要努力目标。七十年代经济危机爆发后，该组织又将目标转向宣传保护关税。德国钢铁工业家联合会等组织的努力目标是为了促进和捍卫以钢铁、煤炭等重工业界为代表的经济利益。德国工业家中央联合会则要在贸易保护主义旗帜下捍卫其成员的经济和社会政治利益。商业利益组织从本身利益出发，主要目的在于促进自由贸易。但是1876年以后，由于经济危机的影响，德国政府转向贸易保护主义，商业利益组织的自由贸易主张往往受到忽视。例如，1897年成立的贸易条约联合会（Haragsverein）等组织虽然提出了加强自由贸易的要求，但无济于事。手工业者建立全德手工业者同盟的目的是要在工业化大潮面前捍卫其传统手工业生产者的利益。农场主同盟等农业利益组织的要求是，在农业经济危机之下对农产品实行关税保护，防止美、俄等国大量廉价农产品的竞争，捍卫农业界的利益。

全国性政治利益组织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打着德意志民族利益的大旗，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和扩张主义色彩，其中有德意志殖民联合会、泛德意志协会等；另一种则以维护阶级利益为特征，代表性组织有1904年成立的德国雇主协会联合会（Vereigeberverbnde）、自由工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