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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婚姻家庭和妇女群体（第2页）

在向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妇女群体在社会劳动中的角色和劳动内容出现了转变。社会生产领域的妇女数量不断增长。据统计，1882—1907年，男性就业率从94。2%下降到92。3%，女性就业率却从36。3%上升到了45。4%，其中1882—1895年上升幅度为0。1%，1895—1907年上升幅度则达到9%，呈明显加快趋势。与此相对应，同期妇女在就业总人数中的比重也由29%增加到了33。7%。

在农业生产领域，由于大量男性劳动力流向城市和工业地区工作，妇女在农业劳动力中的比重迅速上升。1882—1907年，农业生产领域劳动力总数从823。7万人增加到了988。3万人，其中男性劳动力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40多万人。为了弥补男性劳动力流失造成的农业劳动力不足，除了输入季节性外国农业工人外，妇女在农业劳动力中的比重由30。8%猛增到了46。5%，几乎与男性平分秋色。由于存在男性劳动力外流这种特殊形势，农业领域中的就业妇女始终保持着最大的妇女劳动群体的地位。1882—1907年间，农业领域妇女就业人数占就业妇女总人数的比重由45。7%增加到了48。4%。

工业生产领域中的妇女就业群体也不断扩大。1882年—1907年，该领域的职业妇女人数不仅在职业妇女总数中的比重由20。3%上升到了22。2%（1895年一度达到23。1%），而且在工业领域就业总人数中的比重也上升了1。1个百分点，这意味着男性在工业生产领域就业总人数中所占的比重相对下降。

同一时期，商业和交通服务业领域的职业妇女人数也处于上升之中。1882年，这两个领域中职业妇女人数为29。8万人，1907年增加到93。1万人。职业妇女在本领域就业总人数中所占比重由19%上升到了26。8%，在职业妇女总数中所占比重则由5。4%上升到了9。8%。商业和交通业领域中妇女职业群体迅速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这些领域中如售票员、服务员、售货员等许多工作都很适合女性。

家庭服务业等领域的情况相对特殊。一方面，这些领域职业妇女的绝对数处于不断上升之中，另一方面，她们在就业总人数及全体职业妇女中所占比重均处于下降之中。1882—1907年，家庭服务业等领域的职业女性由158。2万人增加到了185。9万人，但在就业总人数中的比重却由57。4%下降到了53。5%。同时，她们在职业妇女总数中的比重也由28。5%下降到了19。6%。比重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这一生产领域的非大众性特征的限制所致。在家庭服务业中，能够雇用女佣的毕竟只有少数上层和中等阶级家庭。尽管如此，妇女在这些生产领域所占优势仍然比较明显。以家庭服务业为例，1882年从事家庭服务业的女性为128万人，1895年为131万人，1907年为125万人。

除了农业劳动妇女、女佣、女工等体力劳动者以外，中等阶层的女职员和资产阶级职业妇女的数量也呈现大幅增长趋势。在商业领域，1895年职业妇女数量为9。4万人，其中售货员占87。2%；1907年为25。4万人，售货员则占68。5%。1895年，包括工业企业和国家机关在内的女性办公室职员为1。4万人，1907年则增加到了11万人。在职业妇女中，处于最高层的是那些资产阶级职业妇女，包括教师、保育员、医生等，还有少数女商人。

虽然妇女职业人数有了很大的增长，但不同领域职业妇女的人数分布极不均衡。据统计，1882年，在工业领域，诸如采矿、建筑等需要重体力劳动的行业部门中，职业妇女所占比重仅为1。8%，1907年时也仅为1。9%。在金属、电气、化工、机器制造等技术含量较高的工业部门，职业妇女的比例也相对较低，1882年为5。5%，1907年为12。6%。她们主要集中在纺织、服装、玩具制造等适合女性工作的轻工业部门。妇女就业人数中无固定职位者也高于男性。这两大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妇女在就业方面的弱势地位。

职业女性的社会待遇也明显不如男性。她们不仅工资很低（通常只有男性的60%—66%），而且其就业受到年龄、婚姻状况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和限制。除了农业领域中的劳动妇女因劳动力缺乏以及家庭生活与生产的紧密结合而几乎不受年龄限制外，其他领域的职业妇女的年龄一般都相当年轻，通常在30岁以下。在家庭服务业中，女佣工作只是从学校毕业到结婚成家的一个过渡阶段而已。1907年，84。4%的女佣在30岁以下。至于女职员和工业领域的女工，职业生活也只是一生中的一段青春插曲。一般情况下，结婚就意味着放弃职业。对于女教师而言，“职业是与独身联系在一起的，结婚就意味着退职”。

可见，虽然职业妇女的数量明显上升，职业妇女群体呈现迅速扩大趋势，但妇女在走向社会生产领域的过程中还面临着许多有待克服的两性不平等问题。它们成为19世纪中期以后德国各种妇女运动的重要动因。

（二）妇女运动

家庭结构的改变和妇女进入社会生产领域，催生了德国的妇女运动，该运动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达到**。妇女运动的广泛发展，主要归因于工业化进程中资产阶级妇女和无产阶级妇女角色的“相互趋近”。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家庭都属于生产和生活分离型家庭。在这类家庭中，资产阶级妇女成了脱离社会生产的单纯家庭主妇和丈夫的附属品，多数工人家庭中的妻子也基本上处于这种境况。此外，从受教育权、工作领域直至政治生活，整个社会都凸显出对于妇女的不平等和歧视。不管是资产阶级妇女还是工人阶级妇女，几乎没有受教育的权利，她们的就业通常受到年龄和婚姻状况的制约，所得报酬也较男子要低。她们更没有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权利。这些不公平状况促使妇女们起而为自己的命运抗争。由于社会阶层有别，宗教信仰差异以及利益不同，妇女运动呈现不同的派别类型，大体上可分为资产阶级妇女运动、天主教妇女运动和社会主义妇女运动等三大潮流。

资产阶级妇女运动出现较早，影响较大，从运动取向上可划分为温和和激进两大派别。温和派妇女运动主要集中于促进妇女的社会权利平等，保障妇女在诸如生育控制、堕胎等方面的自由和尊严，以及对女工和母亲进行立法保护等实际问题，对于参与政治生活、争取政治权利等则相对不感兴趣。激进派妇女运动不仅要求与男性平等的社会权利，诸如进入一切教育机构和职业生活，而且要求妇女获得投票权和自主权等政治权利。因此，激进派妇女运动从一开始就积极开展和参加各种政治活动。

资产阶级妇女运动的开端可以追溯到19世纪四十年代。四十年代上半期，妇女运动发起者路易斯·奥托彼得斯（LouiseOtto-Peters，1819—1895）提出了妇女在国家和社会中的角色问题，认为妇女参加国家和社区活动不仅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义务。1848年革命时期，集会结社频繁，一些妇女也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声音。1849年路易斯·奥托彼得斯创办了《妇女报》（Fraueung），专门宣传妇女的权利和主张。但是，这些努力遭到传统保守势力的责难，人们普遍认为妇女的解放将破坏家庭生活、风俗习惯以及上帝的秩序。《妇女报》仅存在了4年即被查封。此后路易斯·奥托彼得斯继续为建立职业妇女组织而努力。

1865年10月，在路易斯·奥托彼得斯的促成下，“全德妇女联合会”（AllgemeischerFrauenverein，简称ADF）在莱比锡建立。当时全德妇女联合会的首要目标并不是争取政治权利、选举和结社权利，而是要改善女性在家庭中的权利、妇女的受教育权利和择业权利，以便解决妇女在生活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全德妇女联合会在刚开始时只有数千会员，19世纪80年代末达到1。2万人，1913年时已经有1。3万名会员。1866年，在“劳动阶级福利中央联合会”（tralvereinfürdasWohlderarbeitendenKlassen）领导人威廉·阿道夫·莱特（WilhelmAdolfLette，1799—1868）的促成下又成立了“促进女性就业能力联合会”（VereinzurFrderungderErwerbsfhigkeitdesweibliGeschlechts），旨在帮助资产阶级妇女进入职业领域。1869年该组织的17个地方联合会组成了“德国妇女教育和就业联合会联盟”（VerbascherFrauenbildungs-undErwerbsvereine）。这些组织既不要求妇女的社会解放，也不要求政治解放，而是致力于职业教育和介绍工作等实际问题，因而与全德妇女联合会有共同语言，日后走上了共同合作的道路。

19世纪80年代，资产阶级妇女运动的重点转向争取妇女受教育的同等权利。1888年“德国妇女联合会改革”（DeutscherFrauenvereinReform）在魏玛成立。该联合会的一个重要目标是要求高等教育中的各个学科向女学生开放。在这场争取平等受教育权利的妇女运动中，女教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奥古斯塔·施密特（AugusteSchmidt，1833—1902）、海伦娜·朗格（HeleneLange，1848—1930）等是其中的知名人物。

海伦娜·朗格是资产阶级温和派妇女运动中最重要的理论家和领袖。她1876年开始就职于一所女子私立学校，1887年向普鲁士政府提出了改革女子教育的请愿，要求给女子以同等的教育权利。1890年她组织成立了“全德女教师联盟”（AllgemeischerLehrerinnenverband，简称ADLV）。到1900年，该组织有成员1。6万人，成为当时最大的妇女职业联合会。1893年她开始出版《妇女》（DieFrau）杂志。该杂志与1895年出版的资产阶级激进派妇女杂志《妇女运动》（DieFrauenbewegung）一起成为帝国时期资产阶级妇女运动最重要的喉舌。经过不断的斗争，1900年以后，巴登、普鲁士等邦先后向女性开放高等教育的门槛。

资产阶级温和派妇女运动的新阶段开始于1894年3月成立的“德国妇女联合会联盟”（BuscherFrauenvereine，简称BDF）。这一组织起初由34个联合会组成，1913年时发展到了2200个联合会，47万名成员。该组织活动内容涉及家庭权利、女工保护、宣传卫生保健、与卖**和酗酒作斗争、建立幼儿园、服装改革等日常问题。它对参与政治生活不感兴趣，因此一直与社会民主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妇女运动处于分裂状态。

与资产阶级温和派妇女运动相比，以黑德维希·多姆（HedwigDohm，1831—1919）、丽达·古斯塔娃·海曼（LidaGustavaHeymann，1868—1943）、米娜·考尔（MinnaCauer，1841—1922）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激进派妇女运动更注重争取妇女的政治权利。黑德维希·多姆在1873年提出了妇女选举权的问题，并将它看成教育、家庭等改革的必要政治前提。她认为“人权无性别”，男女之间是平等的。出身于大资产阶级家庭的丽达·古斯塔娃·海曼等则在1897年建立了第一个女权主义者妇女中心，并且于1902年成立了“德国妇女选举权联合会”（DeutscherVereinfürFraue）。米娜·考尔是1888年建立的“妇女幸福联合会”（VereinFrauenwohl）的主席，并负责《妇女运动》杂志。她不仅为妇女的社会政治权利进行斗争，而且把与社会主义妇女运动的合作看成是一种进步。

社会主义妇女运动是帝国时期另一股强大的妇女运动潮流。对这一潮流最具影响力的是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奥古斯特·倍倍尔。他于1879年出版《妇女和社会主义》（DieFrauundderSozialismus）一书，猛烈抨击妇女所受的不平等待遇，并分析了导致不平等的原因。该书在出版后的几十年中一直畅销不衰，到1909年时再版达50次之多。根据倍倍尔的观点，男性世界的独裁统治和妇女在经济上的依赖性是妇女取得平等地位的主要障碍，资本主义则是这一时代暴露出的家庭和两性问题的总根源。《妇女和社会主义》一书由于涉及妇女不平等的许多本质性东西，也成了许多资产阶级妇女的重要读物。由于“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存在和德国政府禁止妇女参加政治组织和政治集会，社会主义妇女运动从一开始就受到压制，发展较慢，1892年时仅有33个联合会和3000会员。

社会主义妇女运动的主要领袖是克拉拉·蔡特金（ClaraZetkin，1857—1933）。她出身于资产阶级教师家庭，却走上了领导社会主义妇女运动的道路。1892年—1917年间，她一直担任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妇女报纸《平等报》（DieGleichheit）的编辑工作，并利用这一报纸宣传她在妇女问题上的主张。蔡特金对德国社会主义妇女运动的贡献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她从理论上阐明了妇女社会地位不平等的根源，认为就业是妇女获得“社会平等权利”和解放的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二是将妇女运动看作整个工人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主张妇女积极参加政治斗争，从而将社会主义妇女运动与资产阶级妇女运动区分开来。她认为资产阶级妇女运动在争取与男子平等权利时，主要反对束缚妇女生活的那些外表和形式上的限制，没有明确的政治目的。无产阶级妇女要求享受与男子同样的政治权利，以便保护自身在经济和文化上的切身利益，同时与资本主义制度作斗争。

在蔡特金的领导下，德国社会主义妇女运动逐渐获得发展。在社会民主党内，妇女党员人数由1908年的3万人增加到1914年的17。5万人。德国自由工会中的女会员也由1900年的2。3万人增加到1914年的约21万人，在全体会员中的比重由3。4%上升到10。1%。社会主义妇女运动的规模虽然不及资产阶级的德国妇女联合会联盟和民族主义妇女组织“祖国妇女联合会”（VaterlandischerFrauenverein），但有自己的特点。它并非以妇女组织的形式存在，而是作为社会主义者在妇女中进行宣传的组织来活动的。其斗争目标与资产阶级妇女运动也有着本质的区别。资产阶级妇女运动是要在现存的社会结构内逐渐改善妇女的地位。社会主义妇女运动则不仅与对产业妇女的各种限制进行斗争，而且将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作为主要内容，认为只有彻底推翻资本主义社会才能改变妇女的地位。

除了资产阶级和社会主义妇女运动两大潮流以外，还存在一些特别的宗教性妇女组织。其中以新教和天主教妇女运动较为突出。它们的出现是对工业化进程中社会日益世俗化发展不满的表现。1899年在卡塞尔成立的“德国新教妇女联盟”（DerDeutsgelisbund）主要通过国内传道等进行一些实际性救济活动，同时将反对卖**和酗酒等作为重要活动内容。1913年该组织有会员1。36万人左右。由于观点接近，从1908年起，德国新教妇女联盟成为德国妇女联合会联盟中的一支重要的右翼力量。“德国天主教妇女联盟”（KatholischerFrauesds）是1904年在科隆召开的德国天主教徒第50届全体大会的产物。天主教妇女联盟在宗教上禀持严格的原则立场（拒绝宗教冷淡）。新教妇女联盟和天主教妇女联盟在某些方面的观点相近。它们都反对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妇女社会地位，更反对妇女参加公共政治生活。此外，犹太妇女也于1904年成立了“犹太妇女联盟”（JüdischerFrauenbund）。它成功地将32000名30岁以上的犹太妇女吸纳为自己的成员。

在各类妇女组织中，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祖国妇女联合会”规模最大。它起源于1866年普奥战争中为双方伤员的护理服务。1870年对法战争结束后，该组织成员有3万人。80年代则发展到15万人。到1913年时，缴纳会费的会员已经达到50万人。德国妇女积极参加这一组织，在很大程度上与当时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普遍发展有关，是一种“妇女的民族主义”的升华。这一组织的活动内容主要是练习护理、护士工作和为士兵做饭、缝补等。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国妇女的地位已经处于一种相对平缓的、却是实质性的变化之中。虽然大部分妇女仍比较传统，但是各种妇女组织、学校教育以及各种职业生活都为妇女思想的解放、妇女自我意识的提升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为日后妇女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和妇女地位的提高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