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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婚姻家庭和妇女群体（第1页）

第三节婚姻、家庭和妇女群体

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特别是在帝国时期，受社会经济剧烈转型的影响，原有的婚姻和家庭形态出现了一些新变化。传统的男女社会分工受到巨大冲击，大量妇女进入社会生产领域，职业妇女群体迅速扩大，妇女的经济地位得到提升。与之相对应，妇女在社会和政治生活领域也掀起了争取平等权利的运动。

一、经济转型冲击下的婚姻、家庭形态

人类社会的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其相对应的婚姻和家庭形态。婚姻和家庭的历史形态与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相联系，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同时，婚姻和家庭也与人们自身的社会经济状况紧密相关，具有群体和阶层的特点，不同社会群体和阶层的人们的婚姻和家庭状况不尽相同。在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德国的传统婚姻、家庭形态也发生了新的变化。

（一）婚姻状况的新变化

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过程中，由于社会分工日益复杂，新的产业部门不断增加，结果在德国形成了比前工业社会时期更多的、生活方式各异的社会群体。这些群体在对待婚姻的态度方面差异很大。

首先，各社会职业群体在结婚年龄（第一次结婚）方面有着明显的区别。以普鲁士为例，1881—1886年各行业男性的平均结婚年龄为：农业领域29。61岁，采矿业领域27。57岁，金属加工业领域28。04岁，纺织业领域30。02岁，建筑业领域28。64岁，非熟练工人27。67岁，国家、企业等行政管理人员33。41岁；女性的平均结婚年龄为：无职业者25。35岁，女佣25。36岁，教师29。02岁，工人29。85岁。从中可以看出，在男性中，采矿业工人和非熟练工人结婚年龄相对较早，农业领域劳动者和行政管理人员结婚相对较晚。其中原因在于，采矿工人和非熟练工人年轻力壮的时候通常收入最高，是结婚的最佳时机；各类行政管理人员则首先致力于发展“事业”，所以结婚普遍较晚。从女性来看，无职业者和女佣结婚较早，教师和工人等有固定工作者结婚相对较晚。这是因为前者通常希望早组织家庭，寻找经济上的依靠；后者则不想放弃工作。按照当时的习俗，女性结婚就意味着放弃职业。

工业化及其带来的社会生活现代化对婚姻的社会构成也造成了巨大冲击。大量异教婚姻的出现是其中表现之一。在前工业社会，人们普遍过着一种相对稳定的生活，生活半径很小，通常住在以相同宗教信仰为基础的村社和小城镇内，在选择婚姻对象和组成家庭时一般也倾向于以相同宗教信仰者为伴，因为不同的宗教信仰对婚姻以及小孩教育等的看法有很大差别，不利于和谐的家庭生活。但是，随着工业化而来的大规模人口流动和城市化，农业社会相对稳定的、以宗教信仰形成居住区的状况逐渐被打破，社会开放度大大上升。在这种形势下，不同宗教信仰者之间“混合婚姻”的出现就不可避免。在居民成份复杂的城市，这类状况尤其突出。据统计，1901年德国境内的异教混合婚姻占8。8%，1913年达到10。4%。在柏林，187374年混合婚姻占8。8%，191112年则已经升至18。8%。宗教信仰对婚姻束缚的减弱表明：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相对稳定、封闭的社会生活正在成为过去。

婚姻状况变化的又一个突出表现是离婚率的迅速上升。1901—1913年，德国全国的离婚数目由7964件上升到17835件，离婚绝对数目增加120%以上，每10万居民离婚数目从14。1件增加到了26。6件，平均离婚率上升了近89%。但是，由于不同的观念、经济状况和社会生活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不同宗教群体、社会阶层以及城乡之间的离婚率有很大差别。总的看来，离婚人群主要集中在工商业经济发达的大城市、新教居民和中等阶层之中。1895年—1901年，天主教地区每10万对婚姻的离婚数目由49件上升到86件，同期新教地区每10万对婚姻的离婚数由120件上升到410件。1913年，每10万对婚姻离婚数目在普鲁士农村为56个，城市则为241对。柏林的离婚率更高，189599年每10万对婚姻中离婚数目达459对。1910年时，每1000名德国已婚妇女中有2。7人离异。

观念的改变是离婚率迅速上升的重要意识根源。随着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作为资本主义社会主体价值观念的个人主义严重影响到传统家庭生活。家庭日益建立于个人决定的基础上。个人主义意识使人们更多地从自己的而非“家庭”的角度来作出选择和决定。离婚率上升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家庭经济结构的改变。在前工业社会，家庭通常是生活和生产合一的单位，婚侣的选择和婚后的生活等都必须“适应‘全家’的经济要求”。在这种传统型家庭中，丈夫通常居于支配性地位，妻子是从属者，她们不愿也不敢想象没有家庭后的衣食无着的生活。但是迈入现代工业社会后，在男人走向工厂的同时，越来越多的妇女也走向社会，成为独立性很强的职业劳动妇女，她们有了在婚姻上说“不”的经济能力，有了“离婚的经济可行性”。

（二）传统型家庭结构的嬗变和新型家庭的出现

工业化引发的城市化和社会变迁对德国人的家庭形态也造成了巨大的冲击。19世纪中期以后，随着社会经济模式的结构性转变，除了农民和手工业者等生产、经营和生活合一的传统型家庭外，又形成了生产和生活分离的资产阶级家庭和无产阶级家庭等新型的家庭模式。

农民型家庭居于偏僻乡村，受工业化冲击较小，仍维持着原有的家庭形式。它们既是一个劳动和生产的共同体，也是一个财产和生活的共同体。无论劳动还是家务，都采取家庭经营方式。在这种家庭中，核心家庭由父母和小孩构成，老人们通过相通的房屋和庭院与核心家庭组成三代同堂的大家庭。此外，以村落为单位居住的农民型家庭中，宗族和血缘关系、邻居之间乃至整个村落的亲和力和凝聚力等，都远远高于城市。在婚配对象的选择上，农民型家庭主要是各个不同阶层的内部通婚，传统的“门当户对”意识在组织农民型家庭方面仍然比较明显。以施瓦本的基宾根（Kiebingen）为例，在1870—1909年间，上层内部通婚率为：男子71。4%，女子41。7%。下层内部通婚率为：男子71。7%，女子80。5%。中层农家则上攀下就，阶层外婚姻相对较多，同期有51%的男性和40%的女性为阶层外婚姻。

农民型家庭虽然相对稳定和保守，但在社会经济结构转型影响下也发生了一些显而易见的变化。一是人们的观念发生了很大转变。受现代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原则的影响，宗族、邻居间的亲和力下降，村社中各个家庭之间的社会交往减弱。家庭成为私人的园地。诸如圣诞节等本来应该是群体性的欢庆活动逐渐成了一种对外人封闭的“家庭节日”。此外，出于对父母控制婚姻的不满和反抗，婚前孕现象有增加的趋势。在基宾根，1870—1909年村社上层阶层的未婚先孕率达到了17%，下层阶层则高达37%。这种造成既成事实的做法，迫使对结婚的相关传统限制逐步取消。二是大工业和城市化提供的工作机会动摇着农民型家庭结构。农村许多剩余劳动力进入工厂谋取职业，改善自己的收入状况，从而使传统型大家庭受到冲击。此外，由于大量农村劳力流入城市，农村家庭妇女的田间劳动量明显增加，妇女的独立性和在家庭中的地位也相应增强，男性家长制传统因此受到削弱。

城市中的手工业者和小商人家庭也属于传统型家庭，整个家庭通常是生产、经营和生活的统一体。不过，由于经营规模和类别的差异，这类家庭也不尽相同。其中有些条件较好的家庭也开始雇用保姆来改善家庭生活，趋向“资产阶级化”生活方式。

资产阶级家庭类型是中上层资产阶级群体中被普遍接受的一种“城市性”、“现代性”家庭模式。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经过工业化涤**的资产阶级家庭呈现一种传统和现代结构的“交叉重叠”特征。从现代性看，资产阶级家庭的特征主要表现为打破集生产和生活于一体的传统家庭模式，生产（包括工作、职业等）与家庭氛围出现分离。家庭之外的工作和挣钱成为丈夫的专职，妻子则退出职业生活，致力于教育孩子和开展社交活动。家庭成了消费、教养和休闲的场所，生产功能退化。家庭核心化也是一大特征。整个家庭由父母和小孩组成。祖父母、未婚兄弟姐妹等都不再是该家庭共同体的成员。此外，家庭的建立主要基于“爱情”和双方个人的决定之上，外界影响因素减少。与此同时，资产阶级家庭也保留着传统家庭的某些特征，最明显的就是“家长制”结构的继续存在。由于丈夫在外面的世界竞争打拼，妻子经营着小家庭，妻子实际上成了丈夫在社会主体生活外的一种补充和从属品，从而强化了妻子对丈夫的依赖性，使丈夫在家庭内的“权威性”愈加不可动摇。

资产阶级家庭对财产、收入和教育等方面的要求较高。男性由于“创业”的缘故，结婚年龄一般较女方要大，1900年左右，男女之间的年龄差距在6—7岁。资产阶级家庭的生活相对优裕。家务粗活一般由来自农村的女佣承担（1907年德国女佣数量高达125万人）。该类家庭之间通常通过“造访”和相互邀请出席宴请等来显示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能力。相对优裕的经济条件使资产阶级家庭在生儿育女方面也形成了较独特的观念，通常是多子女家庭。在他们看来，没有小孩的生活是不完美的。作为父母，他们既想生儿也想育女，但至少要有一个儿子，以续香火。与传统的农民型家庭不同的是，资产阶级家庭不将小孩视为未来的劳动力。小孩的未来不是依赖于财产的继承，而是取决于教育。因此，他们在教育上的投入不断增长。

工人家庭是工业社会的产物。它并非像资产阶级家庭那样建立于夫妻双方的理想之上和相互的爱慕与满意之上，不是建立于男主外女主内的夫妻双方角色的分离基础上，也不像传统家庭那样建立于共同生产和经营的基础上，而是一个靠工资生活的、有难同当的、质朴的消费共同体。从婚姻年龄上看，工人们并不像资产阶级那样因自立、教育、收入等方面的原因而长期等待，也没有农民在财产继承方面苦苦期盼的烦恼。他们家境贫寒，通常情况下年轻力壮之际也是最能挣钱的时候。因此，工人成了结婚年龄较早的社会群体。

工人家庭中通常实行男性家长制体制。丈夫由于对家庭的经济贡献较大，成为家庭的主导者，妻子们则和资产阶级、农民家庭中的妻子们一样，处于从属地位。工人家庭的婚姻构成通常是工人娶工人。1900年，开姆尼茨80%男性工人的结婚对象为女工，7%娶了女佣为妻。也有少量婚姻涉及本社会阶层以外。一些在农业集镇上居住的工厂男性工人就很乐意娶小农的女儿，因为这对于无产者而言并不是什么坏事。一些工人之女也很乐意嫁入手工业者或低级官员等中等阶层之家，因为这意味着社会地位的上升。在工人群体中，由于住房、经济等客观条件的制约，未婚先孕情况时常发生。最后，在道德传统和社会压力下，这种状况只有通过结婚途径来解决。

工人家庭的经济状况较为独特，往往在婚姻初期状况最佳。这时夫妻都有职业，挣取工资。此后，随着小孩出生，一方面是开支增大，另一方面妻子为照看家庭和小孩不得不辞去工作，家庭收入减少，经济状况开始恶化。许多家庭妇女不得不去做家庭清洁工，当女佣，分送报纸、牛奶等，以挣钱补贴家用。据估计，190708年，在熟练工人家庭中，妻子的收入占全部收入的3。5%，非熟练工人家庭中妻子的收入则占到了7。7%。此外，疾病、意外事故和失业等也严重威胁着经济承受能力极其脆弱的工人家庭。工人家庭子女处境也很困难。工人家庭的婴儿出生死亡率通常是上层家庭的4倍，中等阶级家庭的2倍。由于经济状况恶劣，工人家庭的小孩们不得不经常外出打零工。因此，尽管有限制童工的劳工保护立法，帝国时期仍有大量童工存在。据统计，在1900年，830万14岁以下的小学生中打零工者有54万人，其中40%每天劳动3小时以上。

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工人家庭在生育观念上也有其特点。专业工人或熟练工人家庭的收入较高，他们在生活方式上趋向于资产阶级家庭类型，但面对高额的小孩培养费用，计划生育往往成为此类家庭的一种理性选择。非熟练工人家庭则更不敢多要小孩。单一子女家庭因此显著增加。1871—1910年，德国单子女家庭所占比重从6。2%上升到了7。3%。

二、妇女社会群体的崛起

随着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妇女的社会角色也出现了重要变化。大量妇女伴随着隆隆的机器声进入各个社会生产领域，妇女的社会影响力因此增大；她们在政治和社会权利平等方面也提出了新的要求。19世纪下半期以后，特别在德意志帝国时期，妇女群体无论在经济领域还是在政治和社会生活领域中，都呈现出一种蓬勃向上的朝气。

（一）妇女职业劳动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