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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科技和教育(第1页)

第一节科技和教育

大工业是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第一次工业革命与经典力学的建立、蒸汽技术的进步联系在一起。第二次工业革命则奠基于电磁学、现代合成化学、内燃机技术等新兴科技之上。大工业的发展又反过来推动着科技的进步。它在为科学技术提供更强大物质手段的同时,也向科学技术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为科技发展提供了动力。而科学技术进步和生产过程的日益复杂化离不开大量的科技和管理人才,因而对教育事业提出了新的要求。19世纪中期以后,特别是德意志帝国时期,为了适应第二次工业革命为基点的高速工业化的需要,德国的科技发展和教育事业都出现了新的趋势和变化。

一、科学技术的进步

帝国时期的高速工业发展,特别是基于第二次工业革命技术平台之上的电气、化学等新兴工业部门的建立和迅速扩张等,都与科学技术的进步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这一时期,人们不仅注重前沿实用科技的开发和应用,以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同时也大力加强基础科学的研究,以保证实用科学技术的持续开发能力和领先水平。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已经成为“科学上的先导国家”。

(一)实用技术的进步和科学研究的领先地位

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各种新问题需要实际性的解决方法,实用技术的开发和应用因此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在帝国时期,新技术的发明和运用几乎涉及每一个重要生产领域。以采矿业为例,1894年出现的快速钻机在开辟亚亨北部新煤田的过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902年在威斯特法仑出现的将凝固工艺运用于“不固定”山体的矿井建造技术,则有利于克服恶劣的地质条件,使可采煤矿区得到扩大。新的电气化技术也在煤炭开采业中得到普遍使用。19世纪80年代,电力矿用铁路开始投入使用。19世纪末,电动泵开始运用于矿井汲水,电动马达驱动的通风机也取代了原来的蒸汽机。采煤工具中则出现了开采锤、簸动输送机等各种新设备。这些新技术和新机器的投入使用,大大改善了采煤业的生产环境,提高了采煤效率。

化学研究也显现出为生产服务的特点,研究成果频出。化学染料等各种新型人造材料相继问世。在霍夫曼等人提炼出“苯胺红”、格莱伯(CarlGrbe,1841—1927)和利伯曼(CarlLiebermann,1842—1914)等造出茜素(1869年)后,“真红”(1876年)和“酸性猩红”(1878年)等染料也相继问世。1909年卡尔·博施(CarlBosch,1874—1940)在哈伯(FritzHaber,1868—1934)提出的用氮和氢合成氨的理论基础上完成了氨合成工艺。卡尔·冯·林德(Linde,1842—1934)则发明了制冷技术,并于1877年开始生产冰块。他还于1895年实现了空气液化。在以上各种实用性研究的支持下,帝国时期的化学工业呈现一派繁荣景象。

在电气工业领域,维尔纳·西门子不仅发明了电机,而且制造出了电梯、有轨电车等一系列电气产品,为电气技术的推广应用作出了巨大贡献。汽车制造技术的发展是德国实用技术创新的又一典型事例。19世纪下半期,在铁路建设渐趋饱和后,解决陆路交通中的短途交通工具问题显得日益迫切。1867年尼古劳斯·奥托(NikolausOtto,1832—1891)研制成功第一台燃气马达,将人类带入了内燃机时代。1876年奥托又制造出第一台四冲程发动机,为汽车的发明铺平了道路。1886年,高特利普·戴姆勒(GottliebDaimler,1834—1900)和卡尔·本茨(z,1844—1929)分别制造出可以行驶的汽车。人类从此进入了汽车时代。在航空领域,费迪南德·冯·齐柏林(FerdinandvonZeppelin,1838—1917)在1900年以后进行的飞艇试验也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

随着各种实用技术发明数量的增长,专利技术保护问题显得日益迫切。1874年,在维尔纳·西门子和开姆尼茨市长威廉·安德烈(WilhelmAndré,1827—1903)等人的推动下,人们成立了“专利保护联合会”(Patentschutzverein),进行宣传保护专利的活动。1877年5月,帝国议会终于通过了《德国专利法》(Dasdeutstgesetz),对德国人发明的各项技术进行专利保护。德国政府授予的专利数量也迅速上升。1850年德国的专利授予数量为243项,1860年310项,1870年4132项,1880年3887项,1890年4680项,1900年8784项,1910年则达到了12100项。

在加强实用技术开发和应用的同时,医学、自然科学等科学研究也呈现强劲的发展势头。1870—1909年,德国人在医学领域的发现和发明数量为216项,其他国家的发现和发明总和为278项;在热能、光学、电学和磁学等领域,1871—1900年德国人的发现和发明数量为2022项,英、法两国总共为1604项。1900年左右,物理学领域中有13的论文和42%的发现都是德国人的杰作。这些骄人的研究成就的取得,是德国人在各个领域的卓越研究的最直接反映。

在物理学领域,德国人率先开启了现代物理学的大门。188788年海因里希·赫茨(Heiz,1857—1894)发现了电磁波的存在,并证明电磁波都拥有光波的特征。1895年威廉·康拉德·伦琴(Wilhelmtgen,1845—1923)发现了X射线(Rrahlen)的存在,并因此获得1901年首届诺贝尔物理学奖。1900年马克斯·普朗克(MaxPlanck,1858—1947)提出能量并非以连续的形式存在,而是以能量子形式存在,由此打破了经典物理学的体系,开启了量子物理的大门,并因此获得191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1905年菲力普·莱纳德(PhilippLenard,1862—1947)因关于阴极射线的研究和对电子理论的发展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同年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Einstein,1879—1955)发表一系列重要论文,提出了开创物理学新纪元的狭义相对论(SpezielleRelativittstheorie)。1921年,这位科学巨匠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1909年,费迪南德·布劳恩(FerdinandBraun,1850—1918)由于对无线电报发展的贡献,和意大利的马可尼(GuglielmoMari,1874—1937)一道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1911年威廉·维恩(WilhelmWien,1864—1928)由于发现影响热辐射的定律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1914年马克斯·冯·劳厄(MaxvonLaue,1879—1960)因发现晶体中的X射线衍射现象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帝国时期的化学研究同样令人瞩目,多人获得诺贝尔奖(Nobelpreis)。1909年弗里德里希·霍夫曼(Friedriann,1866—1956)合成了人工橡胶,1913年弗里德里希·贝吉乌斯(FriedrichBergius,1884—1949)发明了在高压下将煤变成油的液化工艺,并因此与卡尔·博施一起获得1931年诺贝尔化学奖。在化学药物研究领域,1899年海因利希·德莱塞(HeinrichDreser,1860—1924)研制出阿斯匹林(Aspirin)。1902年艾米尔·菲舍尔(EmilFischer,1852—1919)因阐明糖和蛋白的结构而获得诺贝尔化学奖。阿道夫·冯·拜耶尔(AdolfvonBaeyer,1835—1917)由于发现现代染色工业的三大基本染素分子而获得1905年诺贝尔化学奖。爱德华·波赫纳(EduardBuer,1860—1917)由于证明酒类发酵的真正主因是酵母中所含不同酵素而获得1907年诺贝尔化学奖。威廉·奥斯特瓦尔德(WilhelmOstwald,1853—1932)由于在催化剂的作用、化学平衡和化学反应速率等方面的研究而获得1909年诺贝尔化学奖。奥托·瓦拉赫(OttoWallach,1847—1931)首次合成人工香料,并因其在脂环族化合物研究方面的贡献而获得1910年诺贝尔化学奖。理夏德·马丁·韦尔施泰特(RichardMartinWillsttter,1872—1942)由于研究叶绿素的化学结构和证明镁原子的存在而获1915年诺贝尔化学奖。1909年弗里茨·哈伯由于首次从空气中合成氨而获得1918年诺贝尔化学奖。

生理学、医学等领域也取得了令人为之侧目的研究成果。著名医学和细菌学家罗伯特·科赫(RobertKoch,1843—1910)在1876年成功地发现了炭疽杆菌,此后又先后分离出伤寒杆菌、结核病菌、霍乱病菌等一系列病菌,发明了蒸汽杀菌法、预防炭疽病接种方法和霍乱预防法等。他首次证明了特定的微生物是特定疾病的病原,成为世界病原细菌学的奠基人,并因此获得1905年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此外,弗里德里希·勒弗莱尔(FriedrichLoeffler,1852—1915)在1884年发现了白喉病菌,埃米尔·冯·贝林(Emilv,1854—1917)在1890年发明了白喉血清等。这些发现和发明,奠定了德国医学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

帝国时期的科学技术研究和发明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主要原因在于德国建立了一套完整、科学的多层次科研体系。在这一体系中,各层次研究机构既有自己明确的研究目标,又相互促进和弥补不足,从而最大限度地释放出它们的科研能量。处于最基层的是企业所属研究机构。许多新发明和新发现都是在这些研究机构中完成的。以化学工业为例,弗里德里希·拜尔公司属下的实验室在杜伊斯贝格的领导下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绩。仅杜伊斯贝格本人就先后发现了三种新的苯胺染料。他同时还训练出了一批年轻的化学家。

各个高校在科研方面也十分活跃,它们与生产前沿挂钩,开设各种讲座,在“研究和教学统一”的原则下成为各种研究的中心。1867年成立的德国化学学会(DeutscheChemischeGesellschaft)是联系大学和工业研究的桥梁,在沟通大学研究和工业领域的需求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达姆施塔特技术大学(TeisiversittDarmstadt)于1892年首先推出了电技术讲座,以满足社会对电气科学的需要。克虏伯公司等企业也主动与高校配合,支持高校科研。有鉴于此,一些研究德国问题的学者不无感慨地指出:“没有任何地方像德国那样,科学和技术结合得如此紧密”。

(二)国家积极推进科学研究

国家在促进科学技术发展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当时人们已经普遍地认识到,德国的大国地位,物质保障和强大军事力量,它在世界上的政治、文化和经济影响等,都“决定性地基于科学之上”。因此,19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国家介入科学研究的状况开始有所突破。1887年,在著名企业家、发明家维尔纳·西门子、著名物理学家赫尔曼·冯·赫尔姆霍尔茨和天文学家威廉·弗尔斯特(WilhelmFoerster,1832—1921)等人倡导下,成立了“帝国物理技术研究所”(PhysikalisischeReistalt)。建立这一机构的目标是,通过促进自然科学的基础性研究,加强德国工业在全球竞争中的地位。德国政府还加强在农业经济领域的科学研究,于1868—1906年间成立了18个相关的机构和包括1905年建立的“帝国农林经济生态学研究所”(BiologischeReistaltfürLandundForstwirtschaft)等在内的14个由各农业经济团体承担的研究所。这些科研机构的建立都有一个初衷,那就是“有意识地动员自然科学的基础研究,以适应于技术和经济的发展”。

在国家积极介入科学研究方面,普鲁士文化部官员弗里德里希·阿尔特霍夫(FriedrichAlthoff,1839—1908)起了重要的作用。他聘请权威学者组成专家咨询集团,专门商讨推动科学研究问题,在大学里大力推行聘任制,采取减轻教学负担、给予研究教授职位等各种灵活措施,吸引和挽留著名物理学家海因利希·赫茨、血清学家埃米尔·冯·贝林、荷兰物理化学家凡特·霍夫(JaritHoff,1852—1911)和大名鼎鼎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等重要研究人才。这套做法在德国高校和科学政策史上被称为“阿尔特霍夫体制”(SystemAlthoff),这一时期也成了德国科学发展史上的所谓“阿尔特霍夫时代”(raAlthoff)。

帝国时期还出现了“国家、私人资本力量和对科学有兴趣的市民之间合作”推动科学研究的状况。最著名的是191011年由神学家阿道夫·哈纳克(AdolfvonHarnack,1851—1930)等人推动成立的“威廉皇帝促进科学协会”(Kaiser-Wilhelm-GesellschaftzurFrderungderWissens)。威廉皇帝协会成立的表面原因是为了庆祝柏林大学创建一百周年,实际动力则是要加强德意志民族的威望和德国的“经济技术竞争能力”。相关研究表明,建立威廉皇帝协会实际上是通用电气公司总裁拉特瑙等垄断资本代表与阿尔特霍夫等国家官员共同策划的结果。正因为如此,有学者称,德意志帝国时期已经形成了“科学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同盟”。

威廉皇帝协会的特点是其多变的、相当开放的和灵活的组织结构。到1914年,这一协会之下已经建立了多个研究所。它们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从事应用科学研究的研究所,如威廉皇帝煤炭研究所(KWIfürK)等;侧重于基础性研究的研究所,如威廉皇帝化学研究所(KWIfürChemie)、威廉皇帝物理化学和电气化学研究所(KWIfürphysikalischedElektrochemie)、威廉皇帝生物学研究所(KWIfürBiologie)等。相关研究经费主要依靠各方面捐赠,特别是工业界的资助。据统计,在给威廉皇帝协会的捐赠中,农业界占5%,工业界占47。5%,商业界占7。3%,银行界占29%,其他占11。2%。工业界的资助对象通常是它们对口的研究领域。因此,对威廉皇帝化学研究所的资助主要来自各化学工业巨头,煤炭研究所等则完全是在煤炭工业界巨头们资助下建立起来的。由此可见科学研究与工业界的密切关系。就此而言,威廉皇帝协会成了国家保护下的一种“科学和大资产阶级的创造物”。

二、教育事业的发展和进步

德意志帝国时期,教育事业在规模、内容到结构等方面都出现了巨大变化。一方面,国民收入的增长和生活条件的改善为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更加雄厚的物质保障;另一方面,工业化带来的专业化分工、新兴行业部门的出现、较高的生产技术条件等,都对劳动者的素质和专业技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促使教育事业进行调整和改革,以适应对人才培养提出的新要求。因此教育事业出现了明显的扩张和现代化取向。一是各类学校学生人数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二是原有学校的课程和专业进行相应调整的同时,出现了一些新型学校。

(一)普通中小学教育

德国在普及小学教育方面一直走在欧洲前列。德意志帝国时期,普及小学教育有了实质性的进步。以普鲁士为例,1848年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为82%,1871年实际上学率为86%—90%,19世纪80年代以后入学率已经达到100%。在公立小学的发展方面,1871年普鲁士有公立小学3。312万所,学生390。0655万人,教师4。8211万人;1911年公立小学达3。8684万所,学生657。214万人,教师11。7162万人。教师与学生人数之比从1∶81下降到了1∶56。这种变化意味着教师与每个学生的平均接触时间有所增加,有利于教学质量的提升。学校规模也有所发展。在普鲁士农村类国民小学中,1886年只有一个班级的学校占57%,6个班级以上的学校仅为0。6%,城市类国民小学中相应的比例为15%和35%;1911年农村国民小学一个班级类学校下降到了39%,6个班级以上学校则上升到了4。3%,城市国民小学一个班级类学校下降到了8%,6个班级以上学校上升到了69%。这是不小的进步。

小学教师的质量也有所提高。1871年帝国建立时,只有80%的公立小学教师参加了教师研讨班的学习,1914年则已经实现了所有小学教师都毕业于这类师范教育机构的目标。为了培养合格的小学教师,政府专门建立了师范预备生教育机构,挑选有才干的学生进行为期3年的培养学习。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这类机构已经达到82所。被选拔的学生在16—17岁时转入为期3年的教师研讨班学习。教师研讨班数量也不断增加。在普鲁士,1871年有64个教师研讨班,1914年则达到204个,其中有16个是女教师研讨班。到1914年,德国公立小学师资队伍中的女教师已占到20%左右。

普及小学教育的成就非常显著。1871年德国人口中的识字率为87%,1890年左右文盲率已经下降到1%以下。这种进步还可以从招收新兵的情况中间接地得出结论。1875年招收的新兵中文盲率为2。37%,1895年下降为0。15%,1910年时已经下降到0。02%。1899年,德国舰队访问西班牙,水手们个个都能阅读他们收到的邮件,令当地人惊讶不已。德国工人与比利时、奥地利等邻国的工人们相比,素质也明显要高出一筹。

中学教育也有新变化。文科中学一统天下的局面逐渐被打破。普鲁士政府在1812年规定,只有获得文科中学毕业证书者才有资格进入大学学习,重视拉丁文和希腊文等古典语言为特征的文科中学是唯一正规类型的中等学校。但是随着时代的进步,文科中学教育已无法满足社会发展特别是现代科技发展对人才培养的需要。于是出现了面向现实的、半古典的实科中学(Realgymnasium)和只学习现代学科的高级实科学校(Oberrealschule)。但是后两类中学的学生在很长时期内无资格升入大学。经过斗争,也是现实压力的结果,威廉二世于1900年颁布法令,确认上述三类学校提供的教育在原则上具有同等重要性。1901年,这三类中学的学生都获得了进入大学学习的同等权利。向大学输送人才的中学数量也因此大增。1875年德国共有各类中学921所,学生18。3248万人,其中文科中学336所,学生9。3514万人,1911年各类中学的数目增加到1476所,学生39。7835万人,其中文科中学507所,学生15。495万人。中学生人数的增长远远高于同期全国人口增长速度。不过,从总体上看,中学升学率仍然很低。即使在1900年以后,仍只有6%—7%的小学生可以进入中学就读,其中只有1%—2%的学生能读到最高年级和参加毕业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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