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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文化和思想运动（第2页）

（一）哲学的新发展

德意志帝国时期的哲学较之19世纪中期以前有了新的发展。一是费尔巴哈倡导的唯物主义哲学继续发展，形成了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代表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和恩斯特·黑克尔（ErnstHaeckel，1834—1919）为代表的一元论（Monismus）唯物主义哲学；二是弗里德里希·尼采在叔本华哲学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非理性主义哲学。

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决定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以及承载于其上的人类思想意识和精神文化的进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范围是全欧性和世界性的，在德国的影响尤其强大，出现了一批以历史唯物主义为认识基点的著名思想家，其中包括卡尔·考茨基（KarlKautsky，1854—1938）、爱德华·伯恩斯坦、弗兰茨·梅林等理论家和思想家，也出版了一批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出发点的重要论著，包括著名社会学家和国民经济学家维尔纳·松巴特的早期著作《社会主义和社会运动》（SozialismusundSozialeBewegung）和历史学家罗伯特·珀尔曼（RobertPhlmann，1852—1914）所著《古代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史》（GeschichtedesantikenKommunismusundSozialismus）等。前者对阶级斗争、空想社会主义、社会运动前史、社会主义运动在英、法、德等国的发展、马克思的影响以及当时的社会主义运动潮流等，进行了尝试性探究，后者则对原始社会和古代希腊社会的共产主义、私有化、柏拉图的理想国等进行了“开创性”的考察。

建立于达尔文主义（Darwinismus）之上，由著名动物学家和哲学家、无神论者恩斯特·黑克尔创立的“一元论”自然哲学也得到了充分发展。黑克尔出生于波茨坦，曾在柏林、维尔茨堡等地学习医学。主要著作有《自然万物史》（NatürlicheSgsgeschichte，1868）、《人类起源和发展学》（Anthropogenie，1874）等，其中，1899年出版的《世界之谜》（DieWeltrtsel：GemeiudieischePhilosophie）是黑克尔最重要的代表作，它从“人类”、“灵魂”、“世界”和“上帝”等方面充分阐释了以达尔文进化论为基础的唯物主义“一元论”。根据黑克尔的观点，19世纪科学研究的进展表明，生命都是自然发生的，人也是自然的属物。《世界之谜》一书出版后深受读者欢迎，不仅重版多次，而且被译成多种欧洲文字，发行了几十万册。在很多家庭中，《世界之谜》成了“像圣经一样的必不可少的读物”。为了宣传以达尔文主义为基础的唯物主义人生哲学，黑克尔于1906年在耶拿成立了“德国一元论者联盟”（Deutsistenbund）。黑克尔的唯物主义一元论反对对神的信仰，严重危及西方传统的基督教神学，因而引发激烈的争论，遭到一些学者的猛烈反击，被批为“达尔文主义的一元论的”“教条主义者”。其理论也成为日后种族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Sozialdarwinismus）的重要根据。

弗里德里希·尼采则将非理性主义哲学进一步发扬光大。他出生于吕茨恩（Lützen）附近的罗肯（R），年轻时曾在波恩大学学习古典语言学和新教神学，后转到莱比锡大学继续学习古典语言学。1869年，年仅25岁的尼采被瑞士巴塞尔大学（UBasel）聘为古典语言学教授，不久即因其才华出众而成为巴塞尔学界的精英名流。

尼采是一位多产的哲学家，19世纪70年代开始推出一系列重要著作，在思想界引起了巨大反响。代表作品有《悲剧的诞生》（DieGeburtderTragdieausdemGeistederMusik，1872）、《不合时宜的考察》（Urag，1873）、《朝霞：关于道德偏见的思考》（MedankenüberdiemoralisVorurteile，1881）、《快乐的科学》（Diefrhlischaft，1882）、《道德的普系》（ZurGenealogiederMoral。Ei，1887）、《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AlsosprachZarathustra，1883—1885）、《善与恶的彼岸》（JesvonGutundBse。VorspieleinerPhilosophiederZukunft，1886）、《反基督》（Antichrist。Fluchaufdastum，1895）等。1906年，其主要著作以《权力意志》（DerWillezurMacht）集结出版。

尼采的非理性主义哲学虽然源于叔本华哲学，却与后者有着明显不同的价值取向。叔本华哲学的中心议题是生命意志，强调因欲望无法满足而带来的人生痛苦，表现为一种消极、悲观的非理性主义价值取向；尼采虽然也强调意志优先，但提出了一种积极的“权力意志”，并为此构建了一套否定一切传统，重估一切价值的哲学体系。

尼采对西方的现代理性进行了批判，认为理性用永恒的概念扼杀了活生生的现实，忽视了人的本能。因此他在叔本华生命哲学的基础上，提出要用“超越善与恶”的权力意志来解释人类的行为，主张人生就是强者支配弱者，否定人世间存在一套普世的道德，从而否定了西方的人文主义传统。尼采还对作为西方文化基础的基督教进行了抨击，认为基督教鼓吹软弱，牺牲了更强壮的道德；基督教伦理约束人的心灵，使人的本能受到压抑，要使人获得自由，就必须杀死上帝。他因此发出了令人震惊的“上帝死了！”的呼声。

在全面否定传统道德和价值观的基础上，尼采提出了以权力意志为核心的新哲学，即用生命的权力意志取代上帝的地位，用充满**、欲望、冲动和争斗的本能取代冷静、精确和逻辑的理性。权力意志因此成为人生的最高价值尺度。为了实现权力意志，构建理想人生，他提出了所谓的“超人”（übermensch）概念。“超人”是人类最高价值的人格代表，是英雄道德的载体和人类发展的目标；他藐视一切传统道德和价值，本身就是规范和价值的创造者和体现；他统治一切，拥有最强大的意志，是人的自我超越和扩张。

尼采哲学的现代意义在于，它不仅是对忽略人的本能的理性主义和僵化的传统文化的反动，更是一种对于人的生命的新注解，是对生命意义的一种**探索。

（二）史学的新成就

帝国时期的史学继续着其辉煌的成就。史学大师兰克虽年逾古稀，仍笔耕不辍，续写着他宏大的治史抱负。他试图编撰一部包罗西方各国历史的大型世界通史，并且从1881年开始出版多卷本《世界史》（Weltgeschichte，1881—1888），但是直到1886年这位享年90高龄的史学大师去世时，才完成6卷，后来其助手根据他的笔记整理出版了第7—9卷。该著作叙述了起始于古代埃及和以色列止于1453年的西方各国和各民族历史。

另一位史学大师特奥多尔·莫姆森则在完成《罗马史》前三卷的基础上继续该著作的写作。出于对塔西佗（PubliusTacitus，um58n。Chr。um120）《编年史》（Annalen；Annales）成就的敬畏，莫姆森没有撰写第4卷帝制时代的罗马史，而是直接续写了第5卷并于1885年出版。1902年，莫姆森因其《罗马史》在史学和文学方面的巨大成就而荣膺诺贝尔文学奖。莫姆森还积极参加政治生活。他是1848年革命时期重要的自由主义活动家，资产阶级进步党、民族自由党的成员，长期担任普鲁士邦议会和德意志帝国议会的议员，并且于1890年发起建立了“抵抗反犹主义联合会”（Vereiisemitismus），对日益活跃的反犹主义表达自己的不同看法。

曾经为普鲁士统一德国呐喊助威的普鲁士历史学家学派在德意志帝国时期进一步强化了历史研究的政治功能。他们认为史学的本质是“理解”，因此毫不隐讳在其著述中加注自己的政治观点，**裸地主张历史为现实政治服务。他们甚至不惜对历史事实进行断章取义的选择性改造，以使历史适应自己的主观想象。在帝国时期，普鲁士历史学家学派的主要代表为聚贝尔和特赖奇克。

聚贝尔在史学领域中仍然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他不仅继续出版影响力巨大的《历史杂志》，而且在1875年出任普鲁士档案馆馆长。他在德意志帝国建立后撰写的最重要著作是7卷本《威廉一世创立德意志帝国》（DieBegrüsReichesdurchWilhelmI。，1889—1894）。该著作以普鲁士为核心视角，论述了从古代直至普鲁士建立德意志帝国的历史，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1850到1870年间的普鲁士史”。他毫不避讳自己的政治立场，明确表示自己的历史研究服从于“对普鲁士和民族自由的”信仰。因此，有学者在评价19世纪德国的历史学时认为，尼布尔和兰克进行历史研究时满足于了解他们所涉及的各民族的历史发展，让读者自己去从中推导出政治教益；莫姆森则更进一步，他将罗马史研究与1848年革命之后的德国形势进行某种联系和比较，已经带有一种强烈的感情色彩和倾向；聚贝尔进行历史研究时则是一切为我所用，过去所有的一切都只是用来“证明霍亨索伦王朝制度的优越性和民族自由党原则的正确性的借口而已”。正是出于这种信仰，在帝国之初，当俾斯麦政府与罗马天主教会及中央党之间的斗争日趋激烈时，聚贝尔立即重披战袍，代表民族自由党进入帝国议会，支持俾斯麦展开反对天主教的文化斗争。

特赖奇克是普鲁士历史学家学派中“最年轻、最伟大和最后一位”代表，他在贯彻历史研究为政治服务的目标方面做得尤其出色，“最完美地体现了历史与政治的融合”。德意志帝国建立后，随着德国民族主义思想的不断膨胀，他转而鼓吹德意志民族优越论，为德意志帝国向外扩张鸣锣开道。其代表作为1879年—1894年间出版的5卷本《十九世纪德国史》（DeutscheGeschieuenJahrhu）。该著作对拿破仑战争之后到1848年间德意志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态进行了详细的论述。按照作者的说法，在撰写过程中，整个德意志以及普鲁士的状况是其关注的中心，与此同时，也会涉及对“整个祖国命运”具有重要意义的小邦。因此，在特赖奇克的笔下，德意志帝国的出现是神圣罗马帝国结束以来德国的政治和精神生活发展的必然结果。他还积极呼应德意志帝国时期的极端民族主义，宣扬大日耳曼主义，宣称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因此被一些学者称为“19世纪的马基雅维里”。

除了老一辈史学家外，一些史学新星也开始绽露头角，其中包括20世纪上半期德国史学界的领军人物弗里德里希·迈内克（Friedriecke，1862—1954）。迈内克出生于阿尔特马克（Altmark）的萨尔茨韦德尔（Salzwedel），年轻时曾在柏林大学学习日耳曼语言文学和历史学，授教于聚贝尔、特赖奇克、德罗伊森、狄尔泰（WilhelmDilthey，1833—1911）等史学名家和学术大师。1893年，在聚贝尔的推荐下，年轻的迈内克出任著名的《历史杂志》编辑，并且在特赖奇克去世后于1896年担任该刊主编，直到1935年被纳粹政府解职。1896年，他以《陆军元帅赫尔曼·冯·博伊恩传》（DasLebendesGeneralfeldmarschallsHerrmannvonBoyen）获得在柏林大学授课的资格。1901年以后他先后在斯特拉斯堡、弗赖堡等大学任教，并推出了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世界公民与民族国家》（WeltbürgertumundNationalstaat：StudienzurGesationalstaates，1908），《19、20世纪的普鲁士和德国》（Preuesdim19。und20。JahrhuorisdpolitischeAufstze，1918）等重要著作。在这些著作中，受19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兰普雷希特争论”（Lamprechtstreit）的影响，迈内克的关注点从传统兰克史学对历史事实的描述转向更“深刻的”、“历史政治的、思想史的审视”。他在《世界公民与民族国家》一书中开宗明义地提出要探究“德国的民族国家思想形成史”，从思想发展层面来审视“民族、国家”等问题。迈内克因此成为德国史学界“思想史”（Ideee）的开创者。

（三）社会学的兴起

社会学的兴起是德意志帝国时期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又一亮点。这一时期，包括马克斯·韦伯、维尔纳·松巴特、费迪南德·滕尼斯（FerdinandTnnies，1855—1936）等在内的著名学者为社会学的发展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马克斯·韦伯1864年出生于爱尔福特，是现代社会学奠基人之一，也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法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年轻时先后在海德尔堡大学、柏林大学和哥廷根大学学习法学、国民经济、哲学和历史。1893年以后曾在柏林、弗赖堡、海德尔堡、维也纳和慕尼黑等大学任教。他研究领域广博，早期研究集中于历史和经济领域，如《中世纪商业社团史》（ZurGeschichtederHaeer，1889）、《罗马农业史》（DiermischeAgrargesihrerBedeutungfürdasStaats-undPrivatrecht，1891）、《民族国家和国民经济政策》（DerNationalstaatundDieVolksolitik，1895）等。他最具影响力的成就是对宗教社会学和政治社会学的研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DieprotestahikudesKapitalismus，1905）是其最著名的代表作。该著作探究了宗教思想与经济行为之间的关系，认为近代资本主义合理经营的态度是在新教特别是卡尔文教的宗教伦理驱使下形成的。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以劳动纪律和职业道德为前提，这种敬业精神源于新教的禁欲主义和合理安排的伦理生活。西方文明领先于其他文明的原因也由此得到解释。他的代表性著作还有《经济与社会》（WirtsdGesellschaft，1921）等，许多著作是在他去世后才被收集、整理和出版的。

（四）关于人文科学方法的思考

德意志帝国时期，作为与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斗争的产物，浪漫主义的历史主义仍然影响着人文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的发展。这一时期，出于对实证主义、自然主义影响不断增长的反感和维护人文科学“自主性”的认识的需要，以威廉·狄尔泰为代表的一些学者提出了对于人文科学方法的新思考。

狄尔泰1833年出生于威斯巴登附近的比布里希，是著名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他反对完全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去研究历史科学和社会科学，致力于对历史理性的批判，主张历史相对主义，认为人文科学是解释性科学，历史和社会科学的主题是人的思想而非直接的经历，语言、文学、行为和制度则是思想的载体。人文科学的任务是重新体验和从思想上理解相互联系在一起的各个个体的表现活动、语言和行为。狄尔泰于1883年发表的《人文科学导论》（Eiueswissens，1883）即是这种思想的结果。1910年出版的《人文科学中历史世界的构建》（DerAufbaudergeschiWeltieswissens，1910）则对这种思想做了更进一步的阐释。他还推出了《经历与诗歌》（DasErlebnisuung：Lessihe，NovalisundHlderlin，1907）等一系列著作来阐释和佐证自己的看法。狄尔泰强调，人类的本质无法用反省的方式获取，它只能通过对全部历史知识的掌握中得到了解，换言之，人类对自己的理解不可能从苦思冥想中获得，而只能来源于历史事实。出于这种看法，他的相关研究最后也归结到历史领域，并将其研究成果汇成《德意志精神史研究》（StudieedesdeutsGeistes）出版。

三、帝国时期的思想运动

转型时期的德意志帝国，多元化趋势明显，各种思潮涌动不息。其中，民族主义思潮表现特别突出，而且带有明显的升级迹象。

19世纪中期以前，德国的民族主义主要表现为一种受法国大革命激发而形成的古典自由主义理想，是以复辟时期各种保守势力的对立面出现的；但是，在普鲁士统一德国的过程中和德意志帝国建立以后，保守势力也开始接纳民族主义的思想和目标，从而使民族主义思潮开始打上保守和右倾的烙印。

从德国内部看，基于“统一”先于“自由”的考虑，民族主义开始转而反对帝国内部的少数民族和少数派，于是，波兰人、犹太人和罗马天教会等分裂势力以及各种“非德意志因素”都成为民族主义的攻击目标。民族主义还与不断上升的军国主义联手，进一步加强了它的影响力。

从外部看，19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斗争日趋激烈。德国作为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以“捍卫民族利益”、争夺“阳光下的地盘”和捍卫民族尊严为目标的对外政策进一步强化了民族主义意识。这种强化的民族主义意识首先外化为各种民族主义组织、民族主义纪念物的体现形式，同时也上升为种族的民族主义（Vlkisus），在这种种族的民族主义观念之下，人们突出强调以共同祖先、血缘和文化为基础的民族（Volk）与国家的有机统一。

民族主义在帝国时期发展成为影响各个阶层的思潮，许多带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组织大行其道，诸如体操联合会、歌唱联合会、德意志军人联盟（DeutscherKriegerbund，1873）、帝国军人协会（Reichskriegerverband，1884）、泛德意志协会等。后者不仅鼓吹建立庞大的殖民帝国，而且要求将整个中欧都纳入德国的统治之下。甚至学校也成了宣传民族主义思想的阵地。

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一些带有民族主义倾向的纪念性活动。每年9月2日的“色当纪念日”（Sedanstag）就是其中之一。它是为了纪念1870年德军在色当战役中打败法军并俘掳法皇拿破仑三世而设立的全国庆祝日。此外还建立了一些民族主义纪念建筑，其中有纪念1870年德法战争和纪念德意志帝国建立的莱茵河畔吕德斯海姆（Rüdersheim）的尼德瓦尔德纪念碑（Niederwalddenkmal）、纪念公元9年日耳曼人大败罗马军团的托伊托堡森林战役（SchlachtimTeuterWald）的赫尔曼纪念碑（Hermannsdenkmal）、以及位于科布伦茨“德意志之角”（DeutscherEck）的威廉皇帝纪念碑（Kaiser-Wilhelm-Denkmal）等。

于是，各种反犹著述行销于世。作家威廉·马尔（Wilhelmmarr，1819—1904）在其《犹太民族对日耳曼民族的胜利》（DerSiegdesJudenthumsüberdasGermahum，1879）的小册子中就批判了犹太人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影响，阐述了自己的种族反犹主义观点。著名历史学家特赖奇克也对犹太人抱有偏见，称犹太人是一个“谎言和欺骗”的民族，甚至在《犹太特性之我见》（EinWortüberuhum）一文中要求犹太人抛弃自己的信仰和传统，归顺德意志民族，使自己变成德意志人，因为“我们不想在千年的日耳曼文明之后是一种德意志犹太的混合文化”。作为现代反犹主义先驱之一，保罗·德·拉加德（PauldeLagarde，1827—1891）则在其《德意志文集》（DeutscheS）等著作中大力鼓吹德意志民族必须实现“种族和宗教”的统一，声称犹太人是德意志统一的最大障碍。19世纪90年代以后，种族反犹主义日益强烈。1899年休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HoustoChamberlain，1855—1927）出版《19世纪的基础》（DieGrundlagendes19。Jahrhus），提出日耳曼种族中心论和雅利安种族（ArischeRasse）至上论，强烈反对日耳曼人与“外来民族”犹太人的混合，要求恢复日耳曼人及雅利安人的种族纯洁性。尼采、瓦格纳等著名学者和艺术家也对犹太人持不友好的态度。

19世纪70年代末起，与上述反犹主义思潮相对应，帝国境内又出现了各种反犹主义政治组织。1878年1月宫廷传教士阿道夫·施特克尔建立了“基督教社会工人党”（Christlich-SozialeArbeiterpartei）。他建立该政党的目的，除了使工人疏离社会民主党外，也有从基督教层面推行反犹主义的因素。威廉·马尔于1879年10月建立的“反犹联盟”（Aenliga）则从种族主义层面反对给予犹太人在社会和法律上的平等地位。在各个反犹主义组织中，最著名的是政论家马克斯·利伯曼·冯·松嫩贝格（MaxLiebermannvonS，1848—1911）在1889年建立的“德意志社会党”（DeutschsozialePartei）和奥托·伯克尔（OttoBoeckel，1859—1923）在1890年建立的“反犹人民党”（AischeVolkspartei），两者在1914年联合成为“德意志民族党”（DeutschvlkischePartei）。

反犹主义运动和“反犹请愿”甚至引发了著名历史学家莫姆森和特赖奇克等所谓的“柏林反犹主义争论”（Berliismusstreit）。以莫姆森为代表的一些著名学者公开反对反犹主义。莫姆森在《也谈犹太特性》（AuWortüberuum）一文中，不仅指出反犹主义是“民族主义情感的怪胎”，而且尖锐地批判了反犹主义运动，驳斥了特赖奇克和瓦格纳等人的反犹思想，强调在公民社会里，必须在法律平等之下给予犹太人以保护，以免出现“多数人对少数人的内战危险”。尽管如此，反犹主义作为一股强大的思潮在德意志帝国时期始终存在，在纳粹德国时期达到了它的顶峰，直接影响到20世纪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

德意志帝国时期还存在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等与民族主义联动的思潮，它们是西方国家在瓜分世界和争夺世界霸权斗争中呈现出来的普遍性思潮的组成部分。

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的青年运动（Jugendbewegung）同样值得注意。1896年，柏林施太格里茨（SteglitzbeiBerlin）的大学生和中学生发起了名为“迁徙之鸟”（Wandervgel）的青年运动。这一运动反对19世纪下半期经济全盛时期形成的那种物质主义的、非宗教的世界观支配之下的市民文化，要求摆脱社会的束缚，回归自然和自由。在这场运动中，人们试图通过经历集体生活、未开发的自然、漫无目标的旅行，还有体验娱乐和歌舞中的优美民风等，来发展一种新的朴实的生活方式，简单地说，就是要从城市和现代生活中“逃走”。结果，这一运动很快风靡整个德国，在最盛时参加者达6万之众。“迁徙之鸟”运动在德国青年中产生了巨大影响，很长时间内成为推动德国青年运动的重要动力。就其本质而言，“迁徙之鸟”运动是对工业社会物质至上的文化价值观的一种反动，是青年进行的一种自我教育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