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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文化和思想运动（第1页）

第二节文化和思想运动

文化是历史的投影。如前所述，19世纪初，德国文化界为反对拿破仑外族统治，争取民族统一，掀起过包括浪漫主义在内的文化民族主义浪潮。1815年以后，面对梅特涅的反动统治，德国文化界用其独特的方式来表达对现实的看法。其中有对政治失望而“专注于小民”、寻求“小民幸福”、脱离政治生活的毕德麦耶尔派，也有与反动统治者展开抗争，以笔作“刀剑”的“青年德意志兰”。

德意志帝国时期，由于工业化的深入和社会经济结构的巨大改变，德国文化界面临着一系列新的社会现象和问题。于是，进行与这些改变相应的调适，寻找新的表达形式，更好地反映新的社会现实，成为思想文化界的任务。由于新的社会阶级结构的形成和诸种利益集团的出现，多元性的社会格局逐渐明朗，这一时期的德国文化呈现新的发展趋势和特点，具体而言，就是更浓厚的政治色彩和反映各阶级、阶层思想的纷呈多样的流派。关于帝国时期这种多元化的思想文化发展新趋势，著名史学家沃尔夫冈·J。莫姆森（WolfgangJ。Mommsen，19302004）给予的评价是：“（19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文化生活逐步与主导性的社会价值和资产阶级的生活理想脱离开来，并建立起一种独立的体系。作家和艺术家们逐渐从资产阶级思想的意识形态前提下解放出来”。

一、流派纷呈的文学、艺术和音乐

帝国时期的社会发展呈现多元趋势，承载于其上的文化也更加丰富和多样化。出现这种多元性思想文化的重要原因多种多样，但显然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与时代的发展密切相关。具体说来：（1）在向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分工日益复杂，社会较之往日出现了更多的利益群体，每一个群体都希图向社会表明自己的立场和看法；（2）工业化带来了更好、更快的邮政和铁路联系，有利于加强国际间的文化和思想交流，使法国等西欧国家的文化流派能迅速传入并影响德国文化界；（3）大规模城市化改变了传统的生活方式，为新思想、新流派和新风格的传播提供了合适的场所，许多大城市发展为文化中心，并在文化生活方面展现出各自的特色，如戏剧之都柏林和艺术之都慕尼黑等。

（一）流派纷呈的文学

帝国时期，文学领域出现了现实主义、自然主义、象征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等诸多流派纷呈的现象。

帝国建立初期，德国文学正处于现实主义的极盛时期。在帝国建立后的20年中，以长篇和短篇小说为体裁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是文坛的主流。它们强调反映社会现实，揭露社会弊端，客观描述日常生活，体现了资产阶级社会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追求。其中，特奥多尔·施托姆、威廉·拉伯等文学大师仍续写着他们的辉煌。特奥多尔·施托姆被称为“资产阶级的”、“诗性的现实主义”代表作家之一，他在帝国时期的现实主义代表作有小说《三色紫罗兰》（ViolaTricolor，1874）、《双影人》（EinDoppelgnger，1887）、《骑白马的人》（DerSchimmelreiter，1888）等。威廉·拉伯在这一时期的主要现实主义代表作有《霍拉克》（Horacker，1876）、《德意志贵族》（DeutscherAdel，1880）、《奥德费尔德》（Odfeld，1888）、《大蛋糕》（Stopfku，1891）等，其作品在幽默中带着些许忧伤。

特奥多尔·冯塔纳（TheodorFontane，1819—1898）是帝国时期的现实主义文学大师。他出身于诺伊鲁平（Neuruppin）的一个药商之家，1839年发表了第一篇小说《手足情深》（Geschwisterliebe），五十年代开始以写作为职业，中间还当过保守党《十字报》的编辑。他的创作极其丰富，体裁涉及剧本、诗歌、自传、戏剧评论、长短篇小说等。1861年—1882年发表的四卷本《勃兰登堡漫游记》（WanderungendurchdieMarkBrandenburg），描写了勃兰登堡的贵族生活和风土人情。其现实主义代表作主要有长篇历史小说《暴风雨之前》（VordemSturm，1878）、短篇历史小说集《沙赫·冯·伍特诺夫》（SWuthenow，1883）等。《暴风雨之前》描写了在反抗拿破仑统治的解放战争时期，普鲁士各阶层的群体**国形象。其他作品还有《私通》（L’Adultera，1882）、《迷惘、混乱》（Irrungen，Wirrungen，1888）等，对当时的社会弊端进行了揭露。

除了现实主义叙述文学外，一些对社会经济转型的挤压感到不满、对工业资本主义社会失望的资产阶级作家则形成了针对现实社会的反感流派。

19世纪80年代下半期开始的自然主义（Naturalismus）文学思潮首先对居于统治地位的传统文化概念提出了挑战。所谓自然主义，就是“艺术家们的回归自然”，反对和否定旧的“理想主义的”艺术。它受现代自然科学的影响，反对传统宗教和道德，将人、周围的社会环境和内心冲动纠缠在一起的现象作为主题，把下层社会的生活条件、精神和道德的衰败等社会现实作为喜好的题材。自然主义文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格尔哈特·豪普特曼（GerhartHauptmann，1862—1946）、赫尔曼·苏德尔曼（HermannSudermann，1857—1928）等。帝国时期的戏剧在自然主义的推动下出现了一个新的繁荣时期。1889年，豪普特曼的第一部自然主义戏剧《日出之前》（VorSonnenaufgang）在柏林的“自由舞台”（DieFreieBühne）首次演出。这一剧本中描写的资产阶级的道德和家庭的瓦解，在人们心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1892年，豪普特曼的《织工》（DieWeber）的演出使自然主义戏剧达到了**。这是一部以西里西亚织工起义为背景描写工人反抗斗争的作品，劳苦大众第一次以主人公的身份出现在舞台上。上层统治阶级对于文化领域的这种反传统举动非常反感，威廉二世甚至蔑视地称之为“贫贱艺术”（Ri）。

还有一些对现实不满的文学流派则以脱离和逃避现实的取向来表达对现实的不满，通过追求唯美主义、“为艺术而艺术”等，求得精神上的安慰和解脱。因此，当自然主义控制着戏剧舞台时，在抒情诗领域却出现了象征主义（Symbolismus）的作品。象征主义是对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一种反动。它批评自然主义“单纯反映状态的东西，扼杀了本质的东西”，主张不要细致地描写客观现实，而是要采用象征手法表现主观世界，暗示美好的理想世界。因此，象征主义作品逃避工业社会的主流现实，到前工业社会的农民和小城市中去寻找题材和人物，追求“健康的乡土艺术”，变成了文学颓废派。这是人们面对现代工业文明挑战而向内心世界的“灵魂深处”撤退的表现。著名抒情诗人赖纳·玛丽亚·里尔克（RainerMariaRilke，1875—1926）、施特凡·格奥尔格（StefanGe，1868—1933）和胡戈·冯·霍夫曼施塔尔（HugovonHofmannsthal，1874—1929）是这一流派的典型代表。里尔克是德国最重要的抒情诗人之一，1894年出版了第一部诗集《生活与歌曲》（LebenundLieder）。其代表作有《新诗集》（e，1907）、《杜伊诺哀歌》（DuineserElegien，1923）和《致奥耳甫斯十四行》（DieSoeanOrpheus，1923）等。格奥尔格的主要创作成果有《颂歌》（Hymnen，1890）、《心灵之年》（DasJahrderSeele，1897）等。

20世纪初，德国文坛上出现了以海因利希·曼（Heinri，1871—1950）和托马斯·曼（ThomasMann，1875—1955）兄弟为代表的批判现实主义。海因利希·曼的代表作是长篇小说《臣仆》（DerUan，1914），它描写了一个纸厂老板的儿子赫斯林通过无耻的投机和出卖他人而飞黄腾达的故事，无情地揭露了当时的阶级关系和社会矛盾。托马斯·曼的代表作是1901年出版的《布登勃洛克一家》（Buddenbrooks），描写了吕贝克大商人布登勃洛克一家四代人的兴衰史，反映了德国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时期的社会现实。这些作品充分表达了对靠投机发家致富的资本家的不满，完全没有了帝国建立之初现实主义作家冯塔纳对普鲁士社会仍然抱有的乐观主义想法。

（二）艺术：从现实主义走向现代主义

帝国时期的艺术也是流派纷呈，出现了现实主义、印象主义（Impressionismus）和表现主义（Expressionismus）等派别。

历史画派（Historienmalerei）是帝国时期占主导地位的官方画派，主要特征是通过理想化的模式或现实主义方式对各种宗教、政治和文学主题加以重现。其中普鲁士在完成德国统一过程中的一些重要人物和事件成为主要的创作题材和对象。该画派在对德国统一这一重大事件有所反映和表现的同时，明显带有半官方的歌功颂德的艺术手法，显示出功利主义倾向和政治御用特征。

历史画派的主要代表有安东·冯·韦尔纳（AntonvonWerner，1843—1915）、阿道夫·冯·门采尔和弗兰茨·冯·伦巴赫（FranzvonLenbach，1836—1904）等。安东·冯·韦尔纳曾妙手著下多幅以建立德意志帝国和帝国主要政治人物为题材的名作，诸如《毛奇在凡尔赛工作室中》（MoltkeiszimmerinVersailles，1872）、《凡尔赛皇帝宣言》（DieKaiserproklamationinVersailles，1877）、《威廉二世与帝国议会在柏林宫白厅开幕》（DieErffagsimWeienSaaldesBerlinerSchlossesdurchWilhelmII。，1893）等。弗兰茨·冯·伦巴赫也在威廉一世、俾斯麦等显赫政治人物画像方面有所成就，主要作品有《弗兰茨·约瑟夫一世》（FranzJosephI。，1873）、《奥托·冯·俾斯麦》（OttovonBismarck，1880）、《皇帝威廉一世》（KaiserWilhelmI。，18861887）等。阿道夫·冯·门采尔则继续着他的创作辉煌，作品带有浓烈的现实生活色彩，在帝国时期的代表作有反映新工业时代的《轧铁厂》（DasEisenwalzwerk，1875）、《舞厅晚宴》（Ballsouper，1878）等。由于受政治的影响，他最终也将自己摆到了官方画家的位置上，并且由于创作歌颂弗里德里希大帝、威廉一世等普鲁士统治者的油画和插图而声名大震。他在帝国时期创作了《国王威廉一世动身探望军队》（AbreiseKnigsWilhelmsI。zurArmee，1870）、《穿制服的弗里德里希大帝的军队》（DieArmeeFriedrichsdesGroeninihrerUnif，1908—1912）等。所有这些作品都成了历史画派的杰出代表作。

历史画派试图通过再现重要的历史事实，强化后世的历史记忆，达到保持民族、国家和宗教价值的目的，是民族主义思潮的一种反映。

除了正统的现实主义历史画派外，出于对工业社会的文化反感，19世纪末20世纪初还出现了多种对现实不满或回避现实的艺术流派。这些流派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希望从现实工业社会日益强化的理性主义下解脱出来的愿望。

德国印象主义画派是在法国艺术影响下出现的一个重要派别，其基础是唯美主义和自然主义。它主张画家应到大自然中去，强调细致观察，在绘画技法上则特别注重运用色彩来表达物体在瞬间的光感效果，而不描绘事物固有的形态特征，因此对象的轮廓往往是模糊的，使人们的感觉建立于“主观色彩”之上，从而达到一种“内心世界”的满足。印象主义派画家有马克斯·施勒福格特（MaxSlevogt，1868—1932）、马克斯·利伯曼（MaxLiebermann，1847—1935）等人，又以后者最为有名。利伯曼的重要作品有《鹦鹉林荫道》（Papageienallee，1902）、《易北河畔尼恩施泰特的雅可布饭店平台》（TerrasseimRestaurantJaieenanderElbe，1902）和《阿姆斯特丹的犹太胡同》（Judeerdam，1905年）等。它们都是一种对自然环境的直接印象的描绘。1898年，出于对官方画派的不满，包括印象派在内的60多名“现代派”艺术家成立了“柏林脱离派”（BerlinerSe），利伯曼当选为主席。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绘画艺术领域又出现了表现主义画派。这一画派以尼采的超人哲学作为其思想基础，反对“为艺术而艺术”，主张表现自我和表现主观世界。它不再把自然视为艺术的首要目的，而是把用非自然的线条、形体和强烈的色彩表现情绪与感觉当做艺术的目的。

1905年，恩斯特·基尔希纳（ErnstKirer，1880—1938）、埃里希·海克尔（ErichHeckel，1883—1970）、弗里茨·布莱尔（FritzBleyl，1880—1966）、卡尔·施密特洛特卢夫（KarlSchmidt-Rottluff，1884—1976）等尼采的崇拜者在德累斯顿成立“桥社”（DieBrücke），主张通过“色彩的完全自由、纯表现性的运用”来自由地表现感情。与此同时，在慕尼黑出现了俄国画家瓦西里·康丁斯基（WassilyKandinsky，1866—1944）、弗兰茨·马克（FranzMarc，1880—1916）、奥古斯特·马克（AugustMacke，1887—1914）等为代表的“新艺术家联合”（lervereinigung）。1911年，瓦西里·康丁斯基等认为“新艺术家联合”不够激进，另成立“蓝色骑士”（DerBlaueReiter），要求进一步摆脱物象以表达事物的本质。表现主义画派的格言是，艺术的更新决不是“形式上的”，而必须是一种思想的新生，要搜寻客观外表背后隐藏的东西，看透事物的本质，通过无生物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在表现主义画派中，基尔希纳的《柏林街景》（Berliraenszene，1913）、康丁斯基的《蓝色骑士》（DerBlaueReiter，1903）、弗兰茨·马克的《蓝马》（BlauesPferd，1911）等是代表性作品。

表现主义等现代主义艺术显然不为当时的资产阶级主流社会所接受，它们被指责为“原始粗糙的艺术本能反对文明的起义”，是向资产阶级工业现实发出的挑战。但是，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这些现代主义艺术流派在很大程度上是要在工业社会迅速增长的物质财富面前，寻找和强调一种精神的平衡和慰藉。

在德意志帝国时期的艺术家之中，版画家凯特·珂勒惠支（KtheKollwitz，1867—1945）的艺术创作和价值取向可谓别具一格。珂勒惠支出生于柯尼斯堡的泥瓦匠之家。她从小目睹下层民众的苦难生活，因而致力于用自己的作品反映劳动人民的生活和斗争。其代表性作品有《织工起义》组画（Weberaufstand，1897）和《农民战争》组画（Bauernkrieg，1908），前者反映了织工的苦难生活及其从反抗到失败的过程，后者则以1525年农民战争为题材，展示了农民从遭受非人的奴役到起义反抗的壮烈场面。珂勒惠支因其作品的艺术性和思想性的高度结合而得到人们的高度赞誉，成为20世纪德国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

帝国时期的建筑艺术也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受益于新的钢铁建材、混凝土技术和建筑部件预制技术以及大规模城市化对建筑业的刺激，住宅、公共建筑等事业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公寓住宅、工厂、百货公司、博物馆、剧院、办公大楼等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种建筑的繁荣为建筑艺术的发展和多元化提供了广阔的平台。

开始于19世纪20年代的历史主义建筑风格在帝国时期仍然呈现强大的生命力。历史主义强调历史发展乃一种具有决定意义的潮流，同时重视对于历史现象的个性的欣赏，认为要从历史潮流中去体察每个个体的意义。在建筑艺术方面，历史主义风格体现为重视过去，追求个体性的创造。基于这种取向，古典风格（Ail）、文艺复兴风格（Reil）、哥特式风格（GotischerStil）等又重新归于流行，但是又与过去有所区别，被冠上了新古典主义（Neoklassizismus）、新巴洛克（Neobarok）、新哥特式（ik）、新文艺复兴（Neorenaissance）等名称。此外，历史主义建筑风格还呈现地区性特点，其代表有汉诺威建筑学派（Haekturschule）、新纽伦堡风格（il）等。在历史主义建筑风格之下，公共建筑大多带有“类别”特征。歌剧院通常属于新巴洛克风格；法院建筑大多带有新古典主义或罗马式风格（Romail）；博物馆一般是缪斯神庙（Musentempel）风格；邮局大多为新哥特式风格；威尼斯的文艺复兴式风格则通常是商业建筑的首选；政府和议会建筑则多为古典希腊罗马风格。

历史主义建筑艺术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戈特弗里德·森佩尔（GottfriedSemper，1803—1879）、保罗·瓦洛特（PaulWallot，1841—1912）等。前者的代表作有德累斯顿茨温格尔宫（DresdnerZwinger）的德累斯顿画廊（GemldgalerieDresden，1855）和森佩尔歌剧院（Semperoper，1878，即今天的德累斯顿歌剧院）。后者的代表作则是混杂着新文艺复兴和新巴洛克风格的帝国议会大厦（Reichstagsgebude，1894）。这一时期完成的代表性建筑还有1880年完工的哥特式科隆大教堂、融合了文艺复兴和巴洛克风格的柏林大教堂（BerlinerDom，1905）等。帝国议会大厦和柏林大教堂是德意志帝国时期历史主义建筑艺术的顶峰。

“青年风格”（Jugendstil）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又一种建筑艺术风格，因1896年创办于慕尼黑的文化杂志《青年》（DieJugend）而得名。最初的提倡者是画家奥托·埃克曼（OttoE，1865—1902）。他主张打破因袭传统的严谨历史主义风格，模仿花草藤蔓等形状，凭自己的主观印象来描绘自然飘逸的细长线条，形成平面图形。“青年风格”的代表人物有彼得·贝伦斯（PeterBehrens，1868—1940），代表性作品为达姆施塔特的婚礼塔（Hochzeitsturm，1908）。德国在占领和统治中国青岛期间建造的胶澳总督官邸也属于青年风格建筑。比利时建筑设计师亨利·凡·德·维尔德（HenryvandeVelde，1863—1957）对青年风格建筑艺术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不仅设计了一系列青年风格建筑，而且于1906年创办了魏玛艺术工艺学校（KunstgewerbschuleWeimar），该学校成为著名的包豪斯（Bauhaus）的前身。

“青年风格”只是建筑艺术从历史主义转向现代主义（Moderne）的过渡。帝国后期，建筑艺术开始进入现代主义阶段。它首先出现在工业建筑领域，强调建筑师要研究和解决建筑的实用功能和经济问题，主张积极采用新材料和新结构，创造新的建筑风格，实际上是对钟情于过去的历史主义建筑艺术的一种反动。其代表性作品有彼得·贝伦斯设计的柏林的通用电气公司动力大厦（AEG-Turbinenhalle，1909）、“包豪斯”风格创立者瓦尔特·格鲁皮乌斯（ius，1883—1969）设计的位于阿尔弗雷德（Alfred）的法古斯工厂（Fagus-Werk，1914）以及弗里德里希·皮策（FriedrichPützer，1871—1922）设计的位于耶拿的第15号楼（Bau15，um1917，德国第一幢高层住宅）。这些建筑已经带有包豪斯风格的印迹。

（三）音乐：从中期浪漫主义到晚期浪漫主义

音乐领域也呈现多元性的价值取向。一方面，帝国时期的音乐与绘画等艺术领域一样，也受到民族主义的感染，呈现一定程度的民族主义色彩。187071年对法战争是歌颂的主题。瓦格纳专门创作了《皇帝进行曲》（Kaisermarsch，1871），用以祝贺德国对法国的胜利。勃拉姆斯则作了《凯旋之歌》（Triumphlied，1871）以纪念德国的胜利。另一方面，浪漫主义音乐继续着它在德国的辉煌历程。作为中期浪漫主义音乐的代表人物，瓦格纳于1876年开始在拜罗伊特剧院（BayreutherFestspielhaus）上演其音乐剧，获得巨大成功。他的主要作品有《帕西法尔》（Parsifal，1882）和《尼伯龙根指环》（DerRingdesNibelungen，1848—1874）等。《尼伯龙根指环》由《莱茵河的黄金》（DasRheingold，1854）、《女武神》（DieWalküre，1856）、《齐格弗里德》（Siegfried，1871）、《神界的黄昏》（Gtterdmmerung，1874）等4部神话剧组成。瓦格纳还著有多本理论著作，包括《艺术与革命》（Kuion，1849）、《歌剧与戏剧》（OperundDrama，1851）等。

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的音乐发展进入晚期浪漫主义阶段。这一时期，传统的音乐形式和元素进一步被打破，作品呈现庞大的音乐结构、高度的技巧和高度紧张的精神重负特征，开始向现代主义过渡。主要代表人物有古斯塔夫·马勒（GustavMahler，1860—1911）和理夏德·施特劳斯（RichardStrauss，1864—1949）。古斯塔夫·马勒生于波希米亚的卡利什特（Kalischt），他的交响曲既给人以神秘莫测和儿童般的单纯之感，还兼具哲学性的宏大构思，是晚期浪漫主义的艺术典型。其主要作品有《大地之歌》（DasLiedvonderErde，1911）等10部交响曲和《亡童之歌》（Kienlieder，1901，1904）、《男童神奇号角之歌》（DesKnabenWunderhorn，1887—1891）等声乐套曲。理夏德·施特劳斯出生于慕尼黑，主要作品有交响诗《死与净化》（T，1891）、《英雄生涯》（EinHeldenleben，1899），标题交响曲《阿尔卑斯山》（EineAlpensinfonie，1915）以及歌剧《莎乐美》（Salome，1905）和《玫瑰骑士》（DerRosenkavalier，1911）等。其作品在音乐表现力方面综合了古典和浪漫主义的复杂技巧，一些作品显示出的病态狂乱情感已经明显具有从浪漫主义向现代主义过渡的艺术特征。

音乐文化领域也折射出新的社会阶级结构和阶级力量的变化。一方面，资产阶级力量的壮大使之在音乐文化领域的影响力不断增强，贵族阶级在文化领域的垄断统治地位被打破。剧院原先是宫廷贵族文化的重要载体，19世纪中期以后却成为推介资产阶级文化价值观的最重要的阵地。剧院事业因此得到迅速发展。1870—1896年期间，商业剧院从原先的约200座增加到了600座。

另一方面，由于工人阶级力量的壮大，反映下层工人生活的工人阶级音乐戏剧表演开始出现。19世纪90年代初，出现了德国工人运动的第一个文化政治组织“柏林自由人民舞台”（FreieVolksbühneBerlin），其口号是“艺术为了人民”（DieKunstdemVolk）。它以极其低廉的票价服务于底层劳动阶层。1892年，“新自由人民舞台”（NeueFreieVolksbühne）建立，社会民主党著名政治家、历史学家和作家弗兰茨·梅林（FranzMehring，1846—1919）出任主席。它成为工人阶级文化与资产阶级文化对抗的重要工具。格尔哈特·豪普特曼的戏剧《织工》等则将工人社会群体的生活搬上了舞台。这些反映工人阶级的题材进入文化领域，打破了封建统治阶级和资产阶级对文化的垄断，是社会进步在文化艺术领域的一种反映，也是工人阶级影响力不断增强的体现。

二、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