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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大战的爆发及进程 一大战爆发（第1页）

第二节大战的爆发及进程一、大战爆发

（一）萨拉热窝事件；德国的应对之策

正当欧洲两大军事集团对峙、局势持续紧张之际，萨拉热窝事件（AttentatvonSarajevo）成为战争爆发的导火线。1914年6月，奥匈在波斯尼亚举行以塞尔维亚为假想敌的军事演习。6月28日奥匈皇储弗兰茨·斐迪南（FranzFerdinand，1863—1914）夫妇在波斯尼亚首府萨拉热窝（Sarajevo）视察时，遭到大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青年波斯尼亚”（JungesBosnien）成员普林西普（GavriloPrincip，1894—1918）的刺杀。事件发生后，欧洲国际局势大为紧张，两大军事集团活动频繁，战争一触即发，形成了所谓的“七月危机”（Julikrise）。

奥匈认为，萨拉热窝事件背后的支持者是塞尔维亚，大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威胁到多民族的帝国的生存，因此必须借此机会用战争摧毁塞尔维亚。但是，奥匈要发动战争必须得到德国的支持，以应付俄国可能介入带来的威胁。于是奥皇写信给威廉二世，征求德国的意见。

当时德国领导层的考虑明显存在不当之处。其一，德国政府估计奥匈能够依靠自身的力量迅速打垮塞尔维亚并稳定其在巴尔干的地位，同时也可能借此削弱俄国的力量。其二，俄国的态度虽然无法确定，但沙皇应该不会支持谋杀君王的凶手。其三，奥匈是德国唯一可以信赖的盟友，应该予以支持。其四，奥匈对塞尔维亚的战争应该是局部性的。基于以上“风险评估”，德国政府决定支持奥匈。威廉二世在7月5日给奥皇的答复中明确表示，将无条件忠于盟约，贝特曼霍尔维格在给驻奥大使的指令中也表示，在对塞尔维亚的战争中，德国将坚定地站在奥匈一边。这就是德国在巴尔干问题上向奥匈开出的“空白支票”（Blankoscheck）。但是，在实际上，德国政府甚至没有认真考虑过可能到来的大规模战争问题，皇帝照常出门旅行，总参谋长毛奇和海军部首脑蒂尔皮茨都在休假即是明证。

然而，奥匈的反应并没有像德国预想的那样迅速。匈牙利人担心吞并塞尔维亚会导致帝国境内斯拉夫人的增加，进而影响其在帝国东部地区的主导地位，因而反对进攻塞尔维亚。这种分歧影响了奥匈的决策进程。因此，奥匈直到7月23日才向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要求48小时以内给予答复。通牒不仅要求塞尔维亚政府镇压一切反奥活动，而且提出了多项伤害塞尔维亚主权国家尊严的要求。甚至连德国方面也认为奥匈要求有些过分，声明自己对此毫无所知。最后，尽管塞尔维亚满足了绝大部分要求，奥匈仍断绝了两国关系，准备开战。

协约国方面起初仍希望通过和平手段解决争端。俄国因军事准备不足，提出了将争端交给1899年建立的海牙仲裁法庭加以处理的建议；英国政府也提出在伦敦召开国际会议，通过列强协调来解决争端。但是，德奥两国在形势判断上明显有误。德国认为，奥塞之间的战争应该是局部性的，俄国不会介入，法国和英国也不会跟进，因此决意让事件升级。贝特曼-霍尔维格在7月23日还表示，希望事件只是涉及奥匈和塞尔维亚，只有其他列强介入时，德国才介入。他也相信，英国并不会很快介入其中。而且从圣彼得堡得到的消息是，法国采取的也只是一种“恫吓政策”。

然而，协约国集团的反应大大超出了德奥两国的估计。在英法等国，不仅公共舆论明显站在反对奥匈的立场上，对塞尔维亚表示同情，而且政府也采取了强硬的立场。俄国也明确表示，不允许奥匈对塞尔维亚采取军事行动。它还从7月20—23日法国总统普恩加莱（RaymondPoincaré，1860—1934）对彼得堡的访问中得到了将“履行同盟的全部义务”的保证。7月25日俄国已经出现局部动员的迹象。英国政府也明确向德国表示，如果冲突仅限于奥俄，英国将置身事外，但是，如果德法也卷入战争，英国就不会坐视不管。实际上，德国驻伦敦大使利希诺夫斯基（KarlMaxvonLiowsky，1860—1928）在给外交部的电报中已经表明，除非奥匈愿意就解决塞尔维亚问题进行讨论，否则“世界大战将不可避免”。与协约国的团结一致相反，作为同盟国的意大利则对奥匈表达了不满，认为奥匈的最后通牒过于霸道，并明确表示，由此引发的战争已经超出了防御性战争的范围，意大利不会承担义务。

德国政府原本指望奥匈与塞尔维亚之间的争端控制在局部战争范围内，但种种迹象表明，它可能引发全欧性的大战。在这种情况下，德国政府匆忙采取了两大步骤来争取局势的缓和。

首先，贝特曼霍尔维格在悉知俄国准备进行军事动员的消息后，立即劝告俄国不要采取动员措施，以免危及欧洲和平，同时表示“支持俄国希望塞尔维亚的完整不致发生问题的愿望”，以安抚俄国。他提出的处理奥塞争端的原则是，既要“使塞尔维亚受到应有的教训，同时能保存它的主权”。与此同时，他还致电英法两国，要求它们劝告俄国。此外，德国外交部还希望在外度假旅行的德皇、毛奇和蒂尔皮茨等不要立即回到柏林，以免引发人们的猜疑。直到7月27日，德皇及军政主要官员仍然赞同贝特曼-霍尔维格的和平解决的方针，希望奥塞冲突局部化。

其次，德国政府劝告奥匈接受国际社会的调解，以便事态得到缓和。贝特曼-霍尔维格知道，仅要求俄国方面保持克制是不够的，只有在争端中处于强势一方的奥匈表现出一定的灵活性，事情才能有转机。不仅如此，德国政府必须纠正基于“局部性战争”评估之上的对奥匈的全面支持，阻止其透支德国开出的“空白支票”，引发大规模战争。

国际社会特别是英国的巨大压力，也促使德国出面力劝奥匈。德国政府自己也认为，塞尔维亚已经做出了很大的让步。因此，当英国外交大臣格雷知会德国，要求其施加影响，劝告奥匈接受塞尔维亚的答复或以此为基础进行会谈，否则会造成“欧洲最可怕的战争”时，德国宰相认为接受格雷建议进行调解已经刻不容缓，并且把英国的建议以及自己的想法立即转给了奥匈外交大臣贝希托尔德（LeopoldBerchtold，1863—1942）。然而德国宰相得到的答复是，对塞开战已经成事实，“英国的建议已经是太晚了”。由此断绝了德国对奥塞争端进行干预的任何希望。

德国政府在“七月危机”中的外交策略显然存在问题，对形势有误判。它将可能到来的冲突置于仅限于奥塞之间局部战争的设想之上，没有考虑到由此可能引发两大军事集团的全面对抗，甚至向奥匈开出了“空白支票”，在很大程度上鼓励了奥匈不顾后果的行动。它在处理危机的策略上也存在明显的“偏袒”性错误。它希望奥匈在一场以大欺小的对塞战争中迅速获胜，显然不可能为俄国等协约国所接受；当得知俄国要进行军事动员的消息后，德国又一味要求俄国保持克制，却没有明确撤回对奥匈的支持，通过阐明德奥同盟的防御性质迫使其在面对与俄国的无望战争面前退却；尤其重要的是，德国没有明确支持英国数度提出的召开国际会议解决争端的建议，错过了成为调解人的最佳时机。就此而言，德国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需要指出的是，除了德国和奥匈外，俄、英、法等欧洲主要列强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实际上在整个“七月危机”期间，俄国政府虽然没有推动但也没有制止局势朝着战争的方向发展；法国虽然没有直接卷入塞尔维亚问题，却通过鼓励俄国而扮演了战争怂恿者的角色；英国则想通过战争来削弱德国这一强大的竞争对手，维护自己的世界主宰地位。而事实是，即将到来的战争使包括英国和德国在内的整个欧洲都受到了重创，欧洲列强之中没有真正的赢家。

（二）战争爆发；德国的战争目标

1914年7月28日，奥匈帝国正式向塞尔维亚宣战。29日俄国宣布针对奥匈的局部动员，30日宣布总动员。德国期望冲突保持在有利于同盟国的局部范围内的梦想破灭。31日德皇宣布德国进入战争危急状态，要求俄国取消动员，否则德国也将宣布动员。8月1日，在没有收到俄国回应的情况下，德国宣布总动员并向俄国宣战。同一天，法国宣布总动员。8月3日，德国向法国宣战。8月4日，英国以德国破坏比利时中立为由向德国宣战。一场波及全欧乃至整个世界的大战由此爆发。

德国军界对这场终于到来的大战谋划已久。早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老毛奇就已经预料到未来德国将面对法俄的两线作战。19世纪八十年代初，由于德俄关系恶化，总参谋部已经开始考虑两线作战计划。此后，随着欧洲两大对立军事集团的形成，德军加紧相关作战计划的制定工作。

根据前德军总参谋长阿尔弗莱德·冯·施利芬（AlfredvonS，1833—1913）在1905年制定的“施利芬计划”（S-Plan），德军若想在针对法俄的两线作战中取得胜利，必须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基于这一点，在两线作战中，为了防止俄军利用其广阔的领土逃避打击，造成久拖不决的局面，必须在东线先进行防御战，集中兵力于西线，对法国实施毁灭性打击。在对法战争中，德军要在南部的瑞士到麦茨之间的左翼采取防守态势，集中优势兵力于北部的右翼，穿过卢森堡、比利时和荷兰，突入法国北部，迅速占领巴黎，然后南下与左翼德军形成夹击之势，包围强大的法国东部战线，围歼法军。然后挥师东向，解决俄军。可见，施利芬计划成功的关键是迅速击败法军，为此必须破坏比利时的中立。这显然是英国所不允许的，必然为英国的参战找到最合适的借口。而英国的介入必然会给战争结果带来巨大的变量。

此外，德国军方早就存在一种先发制人的战争思想。德军总参谋长小毛奇（HelmuthJohannesLudwigvonMoltke，1848—1916）早在1912年12月就提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越早越好”。军方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完全出于一种纯军事角度的考虑。在军方看来，既然两线作战不可避免，那么利用俄国在对日战争中惨败尚未恢复这一时机进行战争是最有利的。这样的话，德军可以利用东线俄军力量较弱的有利形势，集中力量打击法国。而且根据总参谋部的估计，俄军扩军计划将在1916年—1917年完成，俄国修建西部战略铁路也将取得重大进展，届时军事力量对比将明显不利于德国。正因为如此，当贝特曼霍尔维格在为挽救和平而进行最后努力，要求奥匈接受英国的调停建议时，德国军方却在鼓励奥匈进行战争冒险。毛奇甚至劝说奥匈“不要接受任何调停尝试”。这就是军方所谓“防御意识”下的“进攻战略”。

因此，德国军方对于推行战争冒险政策是有重要责任的。实际上，早在1913年的军事备忘录中，军方已经完全估计到了一旦战争爆发会出现的情况，包括法、英、俄协约国军事同盟的有效性、英国参战以及德国将会因为巴尔干争端而卷入战争等。德国政府和军方这种各行其事的做法源自普鲁士的军国主义传统和帝国时期君主专制主义的畸形宪政结构，即军方直接对君主负责而不在政府领导之下。

从当时德国国内政治状况看，统治阶级也觉得有很必要进行一场对外战争。随着德国的高速工业化，工业阶级（包括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力量日益增强，议会化、民主化和社会主义运动对传统贵族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现存社会秩序的压力不断增大。在这种形势下，实施“一种活力十足的对外政策”来“巩固受到危害的社会现状”就显得十分重要。于是，通过世界政策和民族主义强权政治来转移国内视线，缓和国内紧张的社会关系，就成为统治者的选择。换言之，成功的对外政策成了德国统治者化解国内问题的最好手段。此外，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和一些特殊的利益集团也从自己的立场出发，要求对外扩张和战争。当然，帝国领导层在多大程度上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尚无法确证。

从国内其他政治力量的态度看，起初以社会民主党为代表的进步力量对即将到来的战争持反对态度。“七月危机”期间，多个德国城市出现了反战游行示威。但是，在7月底，德国领导层巧妙地利用俄国首先的战争动员说服了德国公众和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层。俄国的战争动员使人们感觉德国正受到俄国的进攻威胁，德国的战争完全是出于自卫，从而使德国民众聚集于“保卫祖国”的大旗之下。

因此，战争爆发后，德国国内政治形势出现了重大变化，形成了所谓的“八月经历”（Augusterlebnis）或“1914年精神”（Geistvon1914）。绝大多数民众在战争爆发初期沉浸于一种亢奋之中。他们视这场战争为建立统一民族国家和建立殖民帝国之后的第三次民族征程的启航，是德意志民族走向世界强权的新起点。因此，人们开始抛弃相互之间的对立，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出现了所谓的“城堡和平”（Burgfrieden）。在这种氛围中，强烈、欢悦的英雄主义和民族主义情感淹没了战争即将带来的各种具体危险和灾难。虽然与570万协约国军队相比，350万德奥军队在数量上居于少数，但很多德国人把这场战争看做是捍卫年轻的德意志民族国家之举，战前的各种担忧和焦虑一扫而光，理性完全让位于**，军事优先压倒了一切。8月4日，威廉二世发表议会演说，明确表达了要求各种力量紧密团结的愿望：“我不再知道什么党派集团，我只知道德意志人。”结果，在当天的议会投票表决中，包括社会民主党在内的德国各政党无一例外地支持战争拨款。德国政治生活中已经开始的议会化、民主化进程被弃之一旁，皇帝在随后的战争年代成了民族的象征。

德国各界形成一致对外的局面后，打败敌对国家的战争目标也提了出来。1914年9月9日，以贝特曼霍尔维格为首的德国政府公布了《我们在媾和时的政策方针临时纪要》（veAufzeigüberdieRiuikbeimFriedensschlu），即所谓的《九月纲领》（Septemberprogramm），明确提出了德国的战争目标：（1）在西部，要吞并更多的法国领土，使之在经济上依附于德国；比利时必须割让列日等领土，并且变成德国的附属国；卢森堡成为德意志联邦成员，从比利时获得部分领土；荷兰表面上维持独立，但实际上依附德国。（2）在东部，要尽可能地使俄国远离德国边界，结束它对非俄罗斯地区的统治，要建立独立的波兰。（3）建立德国领导下的中欧经济联盟，包括法国、比利时、荷兰、丹麦、奥匈、波兰、意大利、瑞典和挪威等。（4）在殖民地问题上，要建立中非殖民帝国，等等。

德国社会各界也提出了带有掠夺色彩和霸权特征的战争目标。在经济界，以蒂森为代表的重工业界通过中央党议员马蒂亚斯·埃茨贝格尔（MatthiasErzberger，1875—1921）明确提出，要在西部和东部实施兼并政策，以确保原料来源；瓦尔特·拉特瑙等人则提出了借助中欧经济力量使德国成为世界强权的思想。包括农场主同盟、基督教德意志农民联合会联合（VereilideutsBauervereine，1900年由17个农民联合会发起建立）、德国工业家中央联合会等在内的多个社会团体也纷纷向政府请愿，提出了掠夺性和兼并性的战争目标。泛德意志协会主席克拉斯（HeinrichCla，1868—1953）在其备忘录中甚至提出驱逐东欧原有居民，建立德国在东欧的霸权的主张。德国的知识界也是战争的强有力支持者。有多位教授参加发起的知识界宣言呼吁捍卫德国人的生存、精神和道德生活，并提出了自己的期许：要与法国进行一劳永逸的清算，“在政治和经济上无情地削弱它”，要夺取法国北部沿海地区，以实现对英国的战略安全和得到更好的出海口；确保对比利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控制；俄国要变成德国的农业殖民地，成为德国增长的人口和移民的去处，要德意志化；英国必须承认德国在对外贸易、海权和世界强权方面的地位，必须打破英国的全球霸主地位，等等。这些主张都建立在对其他国家的领土进行兼并的基础上，相关主张者也获得了“兼并主义者”（Aen）的称号。在德国各政党中，除了社会民主党外，其他政党也都支持兼并要求。

二、大战进程

（一）施利芬计划的破产

战争爆发后，同盟国在人力资源方面明显弱于协约国。当时德奥两国动员的军队总数为350万（德国为214。7万人），而俄法英三国动员的军队总数却达到570万人。在经济和战争资源方面，拥有庞大经济总量和广阔海外殖民地的协约国也明显超过同盟国。在这种敌众我寡的形势下，同盟国方面唯有通过更有效率的军事组织和更快的进军速度来加以弥补，只有争取在短时间内结束战争，才有希望取得胜利。因此，战争一开始，德军就依据原先拟定的作战计划开始行动。

根据施利芬计划，德军必须在数周时间内集中优势兵力，绕道比利时，自北而南给法军以突然而毁灭性的打击，然后结束西线战事，挥师东向，打击动员速度较慢的俄军。在东线，德军则先采取防守态势，奥匈将集中力量对付塞军和俄军。因此战争一开始，德军就在西线发动了大规模的闪电攻势。8月2日，德军侵入中立国卢森堡，3日夜又在未经宣战的情况下越过比利时边界。但是由于比军顽强抵抗，德军在遭受重大伤亡的情况下用了18天才通过比利时，从而给法英联军以喘息之机。此后，德军兵分数路，在法比边境先后击败法军和英军，直逼巴黎。8月20日起，在南翼处于守势的德军向进攻中的法军发起反攻，经过一系列边境战役，法军损失惨重，被迫缩退到马斯河（Maas）后面。法军司令霞飞（JosephJoffre，1852—1931）承认“边境交战以失败而告终”。9月2日，法国政府匆忙撤出巴黎，迁往波尔多（Bordeaux）。

法军在明白了德军的意图后，立即加强法比边境和巴黎的力量。霞飞打算以马恩河（Marne）为依托，发动一次全面攻势，以制止德军的持续推进。此时形势也出现了不利于德军的变化，本来应该集中优势兵力于西线的德军为了应付俄军攻入东普鲁士的局势，从西线抽调两个军支援东线，从而削弱了西线德军的力量。9月5—12日，德军5个集团军与兵力居于优势的法英联军6个集团军展开马恩河会战（Mar），战斗在巴黎到凡尔登一线进行。结果，虽然联军损失高于德军，但受到联军威胁侧翼以及指挥协调不力等因素影响，德军被迫撤退回防。德军原先制定的包抄消灭法军的计划化为泡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