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继续战争政策和彻底的军事失败
贝特曼霍尔维格下台后,1917年7月19日,为了表达议会对于政治的影响力,议会多数派主导下的帝国议会曾以216票对126票通过了一项“和平决议”(Friedeion),意在为德国政府的对外和平努力确定民意和政策基础。这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来帝国议会第一次试图介入战争事务。但是,“和平决议”一方面要求各交战国达成一项“谅解性和平和各民族的持久和解”,另一方面又强调要“保证自己及盟国的生存和发展权利”。这种含糊不清的、没有提出具体条件的表达,在国际上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也使新上任的米夏埃利斯政府和军方集团能够继续推行战争政策。
实际上在贝特曼霍尔维格下台前夕,教皇本尼迪克特十五世(BeXV。,1854—1922)就曾向德国政府表示愿意进行和平调停。在大战爆发三周年的1917年8月1日,教皇又发出了普遍的和平呼吁(FriedeBesXV。),提出各交战国在恢复原状的基础上停止战争,实现和平。但是德国政府没有抓住这一实现“谅解性和平”的最好机会。它在教皇提出的完全恢复比利时的完整和主权问题上态度暧昧,以鲁登道夫为代表的军方从经济和军事角度考虑,不愿意完全放弃比利时,从而导致调停失败。同时,协约国方面也缺乏实现“谅解性和平”的诚意。英法两国都力图彻底打败德国,实现有利于自己的战争结局。协约国的这种态度也成了鲁登道夫等人坚持其战争政策的重要理由:“这场战争只能通过胜负来决定。”
不仅最高统帅部为首的军方继续推行战争政策,以沃尔夫冈·卡普(,1858—1922)、蒂尔皮茨等为首的泛德意志和民族主义势力也于1917年9月2日成立了“德意志祖国党”(DeutscheVaterlandspartei,简称DVP),支持军方的战争政策,反对帝国议会多数派的和平决议,拒绝通过和谈结束战争。在祖国党成立初期,其成员有80万之众,1918年夏天更是达到125万人,因此成为具有巨大影响力的议会外群众运动,也是激发德国民族扩张主义的集结平台。它不仅要求控制荷兰和比利时沿海地区,吞并与德国东西部相邻的地区,建立中部非洲殖民帝国,而且要求通过向俄国和土耳其扩张,打通直达印度甚至太平洋的门户。为了与祖国党相抗衡,包括中央党、进步党、社会民主党右翼和一些大的工会组织在内的左翼力量则在1917年底成立了“自由和祖国人民联盟”(VolksbuundVaterland),要求对外实现谅解性和平,对内进行改革。
鉴于德国国内不稳定的政治结构,加上东线对俄和约提振的信心以及美国参战后对欧输出力量不断增强的担忧,以鲁登道夫为代表的最高统帅部决定,在西线发动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攻势,争取胜利。
1918年3月21日开始,德军集中192个师350万人的兵力在西线发动了代号为“米夏埃尔行动”(OperationMichael)、“格奥盖特行动”(eette)、“布吕歇尔约克行动”(OperationBlücher-York)、“格奈泽瑙行动”(neisenau)等多次大规模的进攻。起初德军取得了重大进展,在一周内推进60公里,一度抵达马恩河。但是,由于消耗的力量得不到有效和及时补充,进攻很快停顿下来。此后,双方兵力出现了此消彼长的局面,美军源源不断地开往欧洲大陆,由3月的30万增加到7月的60万人,到10月已经达180万人。同期德军西线兵力却减少了100万。形势对德军日益不利。
7月中旬联军开始反攻。8月8日,联军在亚眠(Amiens)发动猛攻,一举消灭16个德军步兵师。这一天被鲁登道夫称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史上“德国军队的黑暗之日”(DerschwarzeTagdesdeutsHeeres)。在认识到败局已定的情况下,鲁登道夫开始要求结束战争。这位德军骁将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正如我曾说过的,战争具有一种没有责任心的赌博特征。这一点我始终认为是有害无益的。就我而言,拿德国人民的命运去赌博,代价太高。战争必须结束。”9月下旬,协约国军队发起总攻,迫使德军从法国领土上撤退。德国在军事上已经丧失了取胜的可能性。
在军事形势恶化,败局已定的情况下,包括保加利亚、奥匈和土耳其在内的德国盟国开始向协约国提出停战谈判。但是协约国的答复是,只有投降可供选择。结果,9月19日,保加利亚接受了协约国的停战条件,10月31日,土耳其放下了武器。11月3日,奥军无法抵抗协约国的进攻,也签订了停战协定。成为孤家寡人的德国除了立即停战已经没有其他选择。
二、停战谈判;帝国的倾覆
在战争胜利已经无望的形势下,军方急切要求立即进行和谈。1918年6月,外交国务秘书屈尔曼(Riann,1873—1948)向帝国议会声明,纯粹的军事行动无法结束战争。8月中旬,军方也如实坦露了军事形势的严重性,强调已经无法通过战争手段结束战争。和平谈判成了唯一的选择。
早在1918年1月8日,为了回应德国议会的和平决议和教皇本尼迪克特十五世的和平调停努力,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国会演说中提出了所谓的“十四点纲领”(Vierzehn-Punkte-Programm;TheFourteenPoints),作为结束战争、实现和平的基础。“十四点纲领”的内容是:(1)缔结公开的和平条约;(2)绝对的海上航行自由;(3)取消贸易限制,建立平等贸易关系;(4)削减军备至最低程度;(5)公平处置殖民地问题;(6)撤出俄国领土,使其获得独立决定其政治发展的机会;(7)撤出并恢复比利时;(8)撤出法国,归还被占地区;(9)按照明确可认的民族界线调整意大利边界;(10)奥匈帝国各民族自治;(11)撤出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塞尔维亚获得自由和安全的出海口;(12)保证奥斯曼帝国的土耳其部分的主权,其治下其他民族自治;(13)建立独立的波兰,使之拥有自由、安全的出海口;(14)在特别条约基础上建立普遍的国际组织,以保障各国的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由于英法两国坚持彻底打败德的政策,威尔逊提出的“十四点”成了德国唯一可选择的和谈基础,但是威尔逊在其声明中明确表示,不愿与德国军方主导的少数派接触,宣布“我们不能接受德国现任统治者的任何言之凿凿的保证的持久性”,必须有一个代表“德国人民的意愿和目的”的“对人民负责的政府”来进行和谈。这意味着,德国必须组成议会多数派的政府,作为和谈的先决条件。换言之,德国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9月28日,鲁登道夫进一步向兴登堡说明,必须敦促政府立即进行和谈并向协约国提出停战建议。
10月3日,主张谅解性和平的马克斯·冯·巴登亲王(PrinzMaxvonBaden,1867—1929)接替赫特林出任帝国宰相,组成了由帝国议会多数派参加的政府。在最高统帅部的压力下,新上任的马克斯政府提出了第一份停战照会,表示愿意在威尔逊“十四点”的基础上缔结和平,请求立即实现陆、海、空的停火。10月8日,美国国务卿兰辛代表威尔逊回复德国,要求德国接受威尔逊“十四点”,从其所占领土上撤出所有军队,同时质疑德国新宰相是否只是代表对战争负有责任的德国统治者说话。10月12日,德国回复美国,愿意接受美国提出的条件,表示德国宰相“得到帝国议会多数的支持并以德国政府和德国人民的名义说话”。此后一段时间内,由于协约国在前线的进展以及内部意见分歧,威尔逊迟迟不加表态。直到10月23日,美国在与德国多次交换照会后才通知德国,只有德国政府不拒绝任何条件时,协约国方面才能接受停战。这对德国意味着无条件投降。作为答复,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建议德国方面中断谈判,因为德国军队还占领着敌国领土,决不能投降。而德国政府在10月27日的回复照会中则表示要实现“公正的和平”。11月5日,美国方面通知德国,协约国愿意在“十四点”基础上与德国进行和谈。
11月6日,德国政府派出了以中央党主席埃茨贝格尔为首的代表团前往法国进行停战谈判。8日,德国代表团到达协约国联军总司令部所在地贡比涅森林(Waldvonpiègne)。联军总司令福煦元帅(FerdinandFoch,1851—1929)以胜利者姿态向德国方面提出了苛刻的停战条件。当德国代表团征询军方意见时,兴登堡给予的答复是,尽量减轻相关条件,如果不成功,只能签字。
11月11日凌晨5点,双方代表签订了《贡比涅停战协定》(Waffenstillstandvonpiègne):协定签署6小时内停止敌对状态;德军应在15天内撤出法国、比利时、卢森堡、阿尔萨斯洛林及莱茵河左岸;德军从其盟国和殖民地撤出;德国向协约国交出各类重武器、车辆、飞机和舰艇等;英国继续海上封锁;废除《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同一天,停战协定正式生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历时4年3个月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给包括德国在内的人类社会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各参战国死于战场、饥馑和瘟疫等战争灾祸者难以计数,其中直接死于战场者近千万,尤以欧洲为甚。
整个战争期间,德国有180。8万人阵亡,424。7万人受伤,另有75万人左右死于饥饿。此外,战争也造成德国人口出生率锐减,死亡率上升,总人口下降。德国年出生人口从1914年的181。8万人减少到1918年的94。5万人,下降48%;死亡率则从1913年的100。5万人上升到1918年的163万人,增长67%。工农业生产和国家财政皆处于崩溃边缘。
其他主要参战国的伤亡情况为:法国138。5万人阵亡,304。4万人受伤;英国相应的数目为94。7万人和212。2万人;奥匈阵亡120万人,受伤362人;意大利阵亡46万人,受伤94。7万人;俄国阵亡170万人,受伤495万人;美国阵亡11。5万人,受伤20。6万人。
德国政府请求停战成了德意志帝国对内对外走向崩溃的标志。就在德国军方和政府因军事上的彻底失败而在国际上寻求停战之时,国内形势也出现了急剧变化,革命运动呈现汹涌澎湃之势。
首先,马克斯政府进行了所谓的“十月改革”(Oktoberreform)。当时,为了给停战创造条件,同时也是为了能够让议会政党和政治家们接掌权力,承担战争失败的责任,鲁登道夫为代表的军方提出了政治改革的要求。于是帝国政府进行了新的改组,试图再次通过“上层革命”方式实现德国的民主改革,防止在危机的形势下出现“下层革命”(Revolutionvonunten)。10月28日,帝国议会通过了修改宪法的法令,形成了所谓的“十月宪法”()。帝国政治体制开始由立宪君主制向议会君主制(Parlamentarisarchie)转变。在新的政治体制下,实行宰相对议会的负责制,宰相必须获得帝国议会的信任。德国的议会化由此取得了新的进步。然而这是一场迟到的改革,而且形势很不明朗。虽然鲁登道夫因军事上摇摆不定的态度而于10月26日辞职,格勒纳接任总后勤部长,但德国仍然处于帝国政府和最高统帅部的双重领导之下。更重要的是,威廉二世听从兴登堡的建议,在10月29日躲进了位于斯帕(Spa)的军队大本营,以便远离民主政府,坚持君主制。结果,皇帝从柏林“出逃”引起人们的不满,要求废除君主制的呼声迅速高涨。在人们看来,旧的威权政体已经不合时宜,应该退出历史舞台,同时人们也希望威廉二世的退位可以改善德国与协约国谈判的空间。
在社会下层,由于战争造成的巨大伤亡以及饥饿、物质匮乏等带来的痛苦折磨,人们的怨愤也在增长。实际上,1917年秋天就已经出现了革命的形势。当时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反战宣传开始渗入军队内部。由于食品配给不足,装备恶劣等原因,士兵的厌战情绪在蔓延。到1918年初,军火工厂已经开始出现罢工。包括独立社会民主党及其左翼斯巴达克同盟(Spartakusbund)等成员在内的一些激进力量成为革命的有力推动者。
就在这时,军方孤注一掷的举动成为革命总爆发的诱因。1918年10月24日,军方作出决定,命令远洋舰队出海袭击英国皇家海军,宁愿光荣毁灭也不投降。但是,水兵们不愿做无谓的牺牲,他们熄灭锅炉,拒绝驶离港口。10月29日夜,威廉港(Wilhelmshaven)的一些卫戍部队开始拒绝执行命令,出现哗变。几天之后,哗变迅速蔓延到北德各港口。11月4日,爆发基尔水兵起义(KielerMatrosenaufstand),并成立了第一个士兵委员会(Soldatenrat),开始了“十一月革命”(ion)。当日傍晚,整个城市落入4万名起义者手中。此后,起义迅速向各大城市扩散。11月7日,慕尼黑爆发革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库尔特·艾斯纳(KurtEisner,1867—1919)宣布成立共和国,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三世下台。11月8日,大部分城市的政权已经掌握在起义者手中。
11月9日,在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号召和组织下,柏林出现大规模罢工和群众游行。迫于压力,中午12点,马克斯·冯·巴登没有征得来自斯帕大本营方面的同意就发表声明:皇帝兼国王威廉二世退位。当天下午2点,多数派社会民主党的沙伊德曼在帝国议会大厦的阳台上宣布成立“德意志共和国”,艾伯特接掌政府。4点,卡尔·李卜克内希也在柏林皇宫的阳台上宣布成立“德意志自由社会主义共和国”(freiesozialistischeRepublikDeutsd)。10日,多数派社会民主党、士兵代表和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组成了新的政府“人民代表委员会”(RatderVolksbeauftragten),威廉二世和皇储乘火车逃往荷兰。德意志帝国画上了它的历史句号。
关于德意志帝国的兴亡,爱德华·伯恩施坦曾做了一个恰如其分的总结:这一帝国成于“强权”也败于“强权”。“强权”和战争曾是德意志帝国的“助产士”,正是俾斯麦的“铁血政策”催生了这个盛极一时的帝国,如今“强权”和战争又成了这一帝国的“掘墓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