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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帝国的崩溃 一帝国的全方位危机军事失败（第1页）

第三节帝国的崩溃一、帝国的全方位危机；军事失败

（一）经济和社会危机

尽管1917年战争形势对德国而言尚算乐观，但德国及其盟国内部的危机已经日益凸显。作为德国的主要盟国，奥匈帝国在战争爆发后就停止了议会活动，整个国家政治生活进入了官僚专制状态。随着战争的持续，这一多民族国家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日趋激烈。1916年10月，首相施蒂尔格（KarlGrafvkh，1859—1916）被暗杀，11月，统治奥地利达68年之久的弗兰茨·约瑟夫一世去世。新继位的卡尔一世（KarlI。，1887—1922，1916年—1918年在位）面对严重的危机，在1917年初曾试图与法国进行和平谈判。帝国境内的斯拉夫人也提出了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的要求。国家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

德国的国内形势更是不容乐观。战争爆发后，德国经济和社会都加速向战时状态转变。由于经济领域没有做好服务于长期战争的准备，战争开始不久就逐渐出现了食品和原料短缺、劳动力缺乏和战争经费不足等状况。

在工业原料的生产和供应方面，1914年8月，通用电气公司总裁瓦尔特·拉特瑙专门在国防部下面设立了战争原料处（Kriegsrohstoffabteilung），以保障战争所需的工业生产原料。尽管如此，除了极少数产品外，工业生产还是出现了普遍下降。1918年，生铁产量下降到了1913年的61。4%，钢产量减少到了战前的68。6%，石油下降到了战前的31。5%，石煤减少到战前的83。2%，铁矿石产量下降到战前27。7%。整个工业生产下降到战前的77。1%。所幸的是，一些新的发明和创造为德国持续战争提供了可能性。从空气中提取氮的工艺使德国在生产弹药方面没有了后顾之忧；人造橡胶和纺织纤维的出现也缓解了战争原料的短缺。

在农业经济领域，德国战前只能实现部分的粮食自给，约13需要进口。具体说来，约10%的面包原料、50%的奶制品、35%的蛋类和几乎所有的植物油来自国外。战争时期，由于肥料缺乏和劳动力不足，谷物产量不断下降。1917年粮食收获量已经只有1913年的一半。为此，德国政府专门设立了战时粮食公司（Kriegsgetreidegesellschaft）、战时粮食局（Kriegsernhrungsamt）等机构，试图解决粮食供给不足的问题。然而在协约国的封锁下，粮食短缺问题始终无法得到根本性解决，以至于出现了1916年—1917年的“萝卜冬天”（Rübenwinter）。据统计，整个战争期间，因饥饿至死的德国人在75万人左右，儿童死亡率上升了30%。食品短缺还造成黑市交易蔓延，战争爆发初期那种团结对外的状况逐渐被普遍的不满和抱怨所取代。

工农业生产遇到的最大困难是劳动力不足。在战争开始后的最初几个月中，德国各企业的技术工人就减少了30%—40%。起初，人们对于战争爆发后如何分配民用生产、军工生产领域的劳动力以及招募新兵对于劳动力供给的影响等，并没有明确的考虑，对后果的严重性估计不足。最后，为弥补劳动力不足，不得不吸收妇女、残疾人、外籍工人和战俘加入生产行列。1914年7月到1917年2月，妇女从业人数增加了86%；1916年10月到1917年2月，仅从比利时送来的外籍工人就达6。1万人。此后到1918年夏天，又有超过10万名比利时劳工来到德国；1916年8月，16。25万名战俘中有45%被送到了农业领域劳动，20%进入工业生产领域。针对技术工人不足的情况，则在1915年1月设立了“返还原岗处”（AbteilungfürZurügswesen），根据工业生产需要，将一些技术熟练工人从前线调回原生产岗位，从事相关生产。

战争支出也大大超出了人们的预期。从总的战争支出看，1914年为72亿马克，1915年为241亿马克，1916年为293亿马克，1917年为442亿马克，1918年为592亿马克，总计达1640亿马克。这意味着直接的战争耗费平均每天达1亿马克左右。虽然德国政府的如意算盘是，在战争结束时由战败者为此买单，但战时的大规模支出只能靠国家借贷来筹集和维持。

针对以上经济问题，德国政府的战时经济政策主要针对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制造充足的弹药、武器和装备；二是处理好对有限的劳动力的分配，以满足发展经济和扩大军队所需；三是在遭受协约国封锁之下保障食品供给；四是要协调好企业主、工人和战时国家之间的平衡，维护社会稳定；五是加大战争经费筹集力度，保障战争持续进行。为此，德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举措。

在各项保障战争的措施中，《兴登堡纲领》（Hindenburg-Programm）具有特殊意义。1916年上半年，物资战造成的巨大战争消耗引发了德国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危机。当时一个月的消耗达到1913年德国全年国民收入的110，战争借贷已经无法满足开支的需要。在此情形下，兴登堡和鲁登道夫主持下的第三任最高统帅部于1916年8月提出了著名的《兴登堡纲领》，要把本国的全部人力物力集中用于战争，这实际上是日后鲁登道夫所描绘的总体战（T）的预演。《兴登堡纲领》有两大目标：一是不惜一切代价把武器弹药等各类军需品产量提高2到3倍；研制和生产新式武器，以弥补兵力的不足；二是实行《祖国辅助服务组织法》（GesetzüberdenvaterlndisHilfsdienst），简称《辅助服务组织法》（Hilfsdiez），将所有成年公民都列入为战争目标服务的行列中。为此，实行普遍的劳动强制，兵役义务扩大到50岁男子，关闭对战争无关紧要的企业等。1916年12月，该法案在经过修改后获得通过。

为了贯彻《兴登堡纲领》，强化最高统帅部对战时经济的领导，国防部之下还新设立了由威廉·格勒纳（WilhelmGroener，1867—1939）领导的战争局（Kriegsamt）。从单个方面看，《兴登堡纲领》的实施确实大大提升了德国的军事生产能力。到1918年，每月机枪生产已经达到一万多挺，野战炮2000多门，远远超过战前的产量。但是，从总体上看，由于高度集中于武器生产而忽略其他生产领域，时间一长，将不可避免地造成危机的进一步恶化。

战争也加速了德国社会的转变。战争初期呈现的“城堡和平”渐趋不稳定，社会关系日益紧张。由于数以百万计的士兵开赴前线，大量妇女、老年和少年男性不得不走上工作岗位，以弥补劳动力的不足，从而改变了原先平静的社会生活；战争造成的大量伤亡则使社会关系陷入了脆弱和破裂的状态；自1915—1916年冬天开始，饥饿成了德国人日常生活的常态，官方食品配给不断减少。191617年德国人的肉、蛋、猪油等消费量与和平时期相比分别减少到战前的31。2%、18。3%和13。9%，1918年时则进一步下降到战前的11。8%、13。3%和6。7%。饥饿及其带来的死亡已经成为社会不安的根源。

社会不公则进一步加深了民众的不满。由于各种食品皆可从黑市中高价买到，下层贫困民众受到的苦难就更大；战争带来的通货膨胀造成了实际工资的下降，但生产结构不合理又使各部门的收入差距呈现扩大的趋势。也就是说，一些服务于日常所需的和平工业领域中的工资下降，而服务于战争经济的工业领域的工资则有明显上涨。更重要的是，一些与战争需求有关的企业的赢利出现了引人注目的增长。4年战争期间，军火工业领域的工资上涨了150%，但是与工厂主的利润相比竟然微不足道。

战争灾难和社会不公的结果是引发社会冲突。以罢工为例，1916年德国各类罢工240次，1917年猛增到562次，参加罢工人数达150万，1918年初发生于柏林的大规模罢工参加人数达50万，全国更是达到100万之众。所有这些都预示着一场大的社会风暴即将来临。

（二）政治危机的加剧

长期战争使帝国陷入了政治危机之中。1914年8月社会民主党投票赞成军事拨款一度成为德意志民族紧密团结一致对外的重要象征，但是这种政治上的团结由于战争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危机而很快变成了矛盾斗争。这种矛盾首先表现为在战争问题上各政党态度的变化以及作为帝国议会最大政党的社会民主党的分裂。

实际上，社会民主党从一开始在对待战争问题上就有分歧。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右派认为，保卫祖国是“基本伦理要求”，社会民主党应该“参加保卫自己的国家”；以考茨基为代表的中间派则在民族义务与无产阶级国际义务发生冲突面前表现出不知所措，呈现摇摆不定的立场，一方面认为资本主义和军国主义是战争的根源，反对把战争区分为防御性的和进攻性的战争，另一方面又认为，参加民族防御战争与社会主义原则并不矛盾；以罗莎·卢森堡（RosaLuxemburg，1870—1919）为代表的少数左派则认为，战争是帝国主义的必然结果，因此区别战争的进攻性和防御性没有意义。战争爆发后，大多数社会民主党议员站到了捍卫祖国的旗帜下。在8月3日议会党团讨论军事拨款时，支持与反对者分别为78人和14人。会议决定在次日的议会投票中一致投赞成票，以显示团结。

此后，随着德国战争目标中帝国主义倾向的呈现，社会民主党出现了分裂迹象，左派开始明确表达自己的反对态度。1914年12月，卡尔·李卜克内西（KarlLiebk，1871—1919）投票反对军事拨款。后来反对军事拨款的社会民主党议员越来越多。卡尔·李卡克内西等人甚至提出用革命结束战争。1916年1月，社会民主党把李卜克内西开除出议会党团。3月，社会民主党左派的18位议员成立了自己的议会党团。1917年4月，他们组成了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UnabhngigeSozialdemokratischeParteiDeutsds，简称USPD）。独立社会民主党在反对战争的旗帜下统一起来，到战争结束时，该党党员已发展到10万人。以弗里德里希·艾伯特（FriedrichEbert，1871—1925）和议会党团主席菲利普·沙伊德曼（PhilippS，1865—1939，旧译谢德曼）为首的多数派德国社会民主党（MehrheitssozialdemokratischeParteiDeutsds，简称MSPD）则温和地提出，要将改革国家的政治体制作为社会转变的前提，并且寻求在帝国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但是，处于军方压力之下的政府一直拖延作出相关承诺。

进行现代化政治改革的要求也开始成为中间各党派、进步党和中央党的共识。包括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GustavStresemann，1878—1929）在内的民族自由党人也要求进行国内政治变革，加强帝国议会的地位并修改宪法。由此开始出现一个包括多数派社会民主党、进步党、民族自由党和中央党在内的改革联盟，他们在1917年夏天组成了议会党团间委员会（IionellerAusschu），作为共同的磋商机构，试图以此加强议会的影响力。

在统治集团内部，最高统帅部与政府之间也出现了矛盾。在小毛奇和法尔肯海因担任总参谋长的第一和第二任最高统帅部时期，并未出现试图以军事权力控制政治权力的状况。但是在第三任最高统帅部期间，握有实权的鲁登道夫从总体战的理念出发，强调决策方面的军事至上，要求政治服从军事，“为军事服务”。于是，在国家政权层面又出现了一个试图对政府决策施加影响的力量。

政治危机导致政府的频繁更迭。由于议会多数派认为宰相贝特曼霍尔维格不是艰难时期领导德国的合适人选，而鲁登道夫需要的又是一位服从最高统帅部领导的宰相，失去信任的贝特曼霍尔维格于1917年7月13日辞职，行政官僚格奥尔格·米夏埃利斯（GeMichaelis，1857—1936）接替其宰相职务。但是米夏埃利斯同样无法面对困难局势，在强势的军方和议会多数派之间疲于应付，在位仅3个半月，于11月1日辞职，然后由曾任巴伐利亚首相的格奥尔格·冯·赫特林（Ge，1843—1919）接替。

帝国政治危机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最高统帅部在战争最后阶段的独裁统治。根据鲁登道夫的助手鲍尔中校（MaxBauer，1869—1929）的说法，由于战时的特殊形势，从第三任最高统帅部上任开始，作为核心人物的鲁登道夫就致力于该权力机构的“独裁”统治，认为只有“绝对的军事独裁”，也就是所谓的总体战，才能有助于凝聚全国之力打赢战争。为了落实掠夺性的战争政策，它甚至不惜阻止各种改革和和谈。《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就是贯彻最高统帅部意志的结果。军方的独裁统治进一步激化了统治集团与进步力量之间的矛盾，社会和政治危机进一步加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