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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1918年十一月革命与魏玛共和国的成立（第1页）

第一节1918年“十一月革命”与魏玛共和国的成立

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德意志帝国（DeutschesReich）在求和的压力下，不得已启动了政治改革，然而为时已晚。不堪重负的水兵发动了起义，并迅速点燃了民众的革命**。一场声势浩大的代表会运动（Rtebewegung）席卷全国。社会各阶层都投入到权力重组的政治角逐中。不久，追求秩序与稳定的观点占据上风，代表会运动被迫从政治领域转入经济领域，最终消融在个别劳动法规中。在这场革命过后，德意志社会迎来了历史上的第一个共和体制。

一、1918年革命的爆发与共和国的成立

帝国的战争机器是在充盈着“迅速结束”与“民族保卫战”的宣传谎言中启动的。一如统治集团所愿，社会各阶层的爱国热忱暂时掩盖了战前不断涌现的社会矛盾，形成了所谓“城堡和平”（Burgfrieden）的局面。然而，战局却超出了帝国领导层的控制，闪击战术从一开始便宣告失败，德国优势一再丧失。被最高军事统帅部（ObersteHeeresleitung，OHL）寄予厚望的无限制潜艇战（uerU-B）非但不能扭转战局，反而又成为美国参战的借口，以致进一步改变了交战双方的实力对比。

在此情况下，帝国国会主要政党的立场发生了重要变化。国会第一大党德国社会民主党（SozialdemokratischeParteiDeutsds，SPD）发生分裂。反战派于1917年4月成立“独立社会民主党”（UnabhngigeSozialdemokratischeParteiDeutsds，USPD，以下简称“独立社会民主党”），余下者自称为“多数派社会民主党”（MehrheitssozialdemokratischeParteiDeutsds，MSPD，以下简称“多数派社民党”）。两个资产阶级政党——进步人民党（FortschrittlicheVolkspartei，FVP）和民族自由党（Natioei，NLP）——在1916年后不断激进化的工人罢工中看到了继续战争的危险性与推动政治改革的必要性。中央党（Deutstrumspartei，Zentrum）本是无限制潜艇战的坚定支持者，但从1917年起也转而寻求尽快结束战争的途径。1917年7月6日下午，这四个政党（独立社会民主党未参加）决定携手成立“国会党团联合委员会”（IionellerAusschuss），其声明表达了两个共同目标：一是在外交上追求“谅解性和平”（Verstndigungsfrieden）而非“胜利和平”（Siegesfriede），放弃兼并政策，尽快实现停战；在内政上推动民主化，建立一个对国会负责的中央政府（Reiisterum），并在普鲁士（Preuen）推行平等选举权。由于这四个政党在国会中占据了288个议席（72。5%），是名副其实的“国会多数派”（Reichstagsmehrheit），所以他们的意见立即在德国政坛产生一系列重要影响。

影响之一是“1917年七月危机”（Julikrise1917）的爆发。根据帝国宪法，除皇帝外，真正负责全国内政外交事务的是帝国首相。但自开战以来，时任首相特奥巴尔德·冯·贝特曼霍尔维格（TheobaldvohmannHollweg，1856—1921）因其摇摆立场而受到军方的多次责难，此次“国会党团联合委员会”的声明又再次对他产生了直接冲击。7月12日，在军方和国会多数派的夹击下，首相不得不辞职下台。对于帝国而言，贝特曼霍尔维格的下台清晰划出了一条政治转型的界限：在此之后，帝国宪法所保障的那个至高无上的皇权已经消失了，全权负责帝国内政外交的首相也不复存在。在追求和平与民主的道路上，国会多数派与最高军事统帅部成为直接对峙的角力双方。正因如此，历史学家埃里希·艾克（ErichEyck，1878—1964）在其名著中开宗明义地写道：“魏玛共和国的历史始于德意志帝国的崩溃，而德意志帝国的崩溃始于1917年7月12日皇帝被迫解除首相贝特曼霍尔维格的职务。”

影响之二是推动了“上层革命”（RevolutionvonOben）的爆发。在贝特-霍尔维格下台后，尽管存在军方的强力干预，但帝国政府的“国会化”色彩仍然愈加浓烈。格奥尔格·米夏埃利斯（GeMichaelis，1857—1936）担任首相期间（1917年7月14日—10月31日），国会多数派的个别议员进入内阁，甚至为应对教皇的和平调解，首次正式参与外交决策。在格奥尔格·冯·赫特林（Gev，1843—1919）当政期间（1917年11月1日—1918年9月30日），国会多数派甚至出任了帝国和普鲁士的副首相，为此被《法兰克福报》（Fraung）欢庆为“从德意志极权国家变成了德意志人民国家”的转折点。宪法史学家也多称这段时间为“隐蔽议会制”（Kryptoparlamentarismus）或“消极议会制”（iverParlamentarismus）。到1918年9月28—29日，最高军事统帅部终于批准了国会多数派一年多来的两大诉求：立即停战，准备媾和；要求赫特林首相邀请国会多数派领袖参加政府，推动政治改革。当然，这种为“上层革命”让路的举动，并非兴登堡（PaulvonHindenburg，1847—1934）、鲁登道夫（Eridorff，1865—1937）之流的幡然觉悟，除了战争确实无法继续外，实则还蕴藏着军方的两大心机：

第一，这是缓解美国压力的最好途径。美国总统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Thomasilson，1856—1924）在“十四点计划”（14Punkte-Programm）中，几乎直截了当地向德国左翼呼吁，希望他们从内部搞垮帝国统治集团。对于军方而言，由其主导的“上层革命”是可以最大限度地既维护自身利益又满足美国要求的选择。

第二，这是推卸军方所有责任的最好途径。鲁登道夫多次宣称，要让国会多数派“现在就喝掉使我们陷于被动地位的汤汁”。事实上，这正是魏玛时期流传甚广的所谓“匕首刺背”神话（Dolde）的源头所在。藉此，最高军事统帅部便把战败责任与未来签订和约的任务一并移交给国会多数派。

由于赫特林并不愿意领导这场“上层革命”，9月30日，在军方督促下，威廉二世（WilhelmⅡ。，1859—1941，1888—1918年在位）下诏，任命来自于西南邦国巴登（Baden）的马克斯亲王（PrinzMaxvonBaden，1867—1929，以下简称“巴登亲王”）为新首相。

对于最高军事统帅部与国会多数派而言，巴登亲王都是一个合适的妥协对象：他是王公贵族，多次批判“西方民主”，并不赞成1917年7月的“和平决议”（Friedeion），支持德国入侵比利时（Belgien），甚至还赞成种族主义理论家张伯伦（HoustoChamberlain，1855—1927）的观点，因而部分代表了传统精英的立场；他从小受到自由主义教育，对军人独裁和右翼立场有所保留，甚至指责过德意志民众的奴役心态，因而又受到国会多数派的关注。

巴登亲王内阁几乎都是由国会多数派组成的。引人注目的是，两位多数派社民党人菲利普·谢德曼（PhilippS，1865—1939）和古斯塔夫·鲍尔（GustavBauer，1870—1944）分别出任不管部以及新成立的帝国劳动部的国务秘书。

当“上层革命”的幕布徐徐拉开时，作为这场戏的主角，巴登亲王并不轻松。他所面对的内外环境极其糟糕：首先，军方从未轻易地让他放手一搏。10月3日晚，他被迫签署由最高军事统帅部起草的停战电报——亲王在后来的日记中将之斥为“投降”和“军事战败的宣言”。然而“胜利和平”却未在军方领导者的头脑中消失。直到10月14日，兴登堡仍然在给首相的电报中说“德国人民只有两条路：要么是光荣的和平，要么是战斗到最后一人”。鲁登道夫在10月17日的战时内阁会议上居然还要求继续补充兵员，并指责停战谈判所产生的负面影响。

其次，社会期待日增，而激进化趋向越来越明显。《法兰克福报》在内阁成立之日把巴登亲王称作“国会多数派的代言人”，称他将成为“德国民主制的第一位帝国首相”。然而，激进左翼的要求更高。10月7日，“斯巴达克团”（Spartacus，或译“斯巴达克派”）通过的人民革命纲领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口号。

最后，来自美国的压力日益沉重。从10月3日到11月5日，美德之间一共进行了四轮外交照会战。总体而言，美方的态度日趋严厉。它不仅要求德国必须接受“十四点计划”所规定的条件作为和平谈判的基础，而且还直接要求政治变革。

正是在美方不断施压下，巴登亲王内阁终于加快了改革步伐。扫除上述内外困境的措施几乎在同一时刻展开：10月26日，一再干涉内阁事务的鲁登道夫故伎重演，试图以辞职相威胁，反对媾和，但皇帝在巴登亲王的反复劝说下，居然接受了他的辞职。至此，最高军事统帅部对内阁的干预行动结束。同日，宪法修正案在国会得以通过，并于两天后生效。该修正案是对1871年宪法的第15条进行的补充，规定：帝国首相需要得到国会的信任；关乎战争、和平以及国际条约的重大问题需要获得联邦参议会和国会的同意，军队置于文官的控制之下；各邦实行民主化。与此同时，普鲁士上议院终于批准了男性公民的普选权。

巴登亲王内阁随之面临的棘手难题是如何劝说威廉二世退位。10月初，威廉二世的责任问题已成为公众舆论的对象，但尚未涉及退位事宜，只有斯巴达克团的人民革命纲领提出了“废除王朝”的目标。随着美方压力的增加，人们开始考虑皇帝退位的可能性。符腾堡（Württemberg）的罢工工人打出了“皇帝是无赖”的口号，甚至连马克斯·韦伯（MaxWeber，1864—1920）这样的资产阶级中派也认为皇帝必须退位。10月7日，战时参议会（Kriegsrat）首次公开讨论退位问题。10月24日，多数派社民党议员古斯塔夫·诺斯克（GustavNoske，1868—1946）在国会中表示“只要皇帝下台，我们就会得到一个好和约”；10月25日，巴伐利亚（Bayern）首相和国防大臣表示赞成。显然，反对皇帝的社会氛围已经形成。然而，威廉二世却一再拒绝巴登亲王的劝说，并执意离开柏林，前往最高军事统帅部大本营斯帕（Spa）。该举动不仅让皇帝的最后一点个人声望消失殆尽，也让内阁最终在10月31日会议上下定决心，迫使皇帝退位。

然而，当这场拖沓已久的“上层革命”终于跨出至关重要的一步时，命运女神却冷酷地向它关上了大门。仅仅3天后，一场水兵起义突然爆发，并迅速席卷全国。11月9日，风暴到达柏林，巴登亲王内阁倒台。战争末期的政治转型被迫中止。

1917年起，帝国臣民们的反战情绪已经不断通过罢工和兵乱的方式表现出来。据统计，德国的罢工数量从1916年的240次跳跃性地增加到1917年的562次，1918年11月前已达到499次，罢工者多达1500万人次。当年8月“卢伊特波尔德摄政王”号军舰（**SPripold）上的水兵们也曾喊出“打倒战争”的口号，数十名水兵则在芬兰海岸起义。

不过，德意志社会实际上并未做好革命准备。

两个左翼团体——斯巴达克团和柏林革命者团体（Revolutioe）——的革命主张并未被多数派社民党与它们所属的独立社会民主党所接受。前者始终坚持“和平与渐进式民主”这一政治口号，后者竭力阻止左翼团体把“无产阶级专政”一类的革命口号写入党纲中。

即便在这两个左翼团体之间，关于革命的目标和手段问题，也未曾达成统一。在斯巴达克团看来，“无产阶级专政”便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它通过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的“工兵苏维埃”得以实现。而在柏林革命者团体的计划中，“无产阶级专政”不是革命的目标，而仅仅是阶段之一。它追求一种“大众民主”或“直接民主”，其目标是“纯粹代表会体制”（reiewesen）。

更为糟糕的是，当德意志社会的革命之势几近不可抵挡时，主要的革命鼓吹者们却都意外地“缺席”了。在斯巴达克团中，罗莎·卢森堡（RosaLuxemburg，1871—1919）自战争开始后便被禁止直接参与政治行动，后被囚禁；卡尔·李卜克内西（KarlLiebk，1871—1919）直到10月26日才被释放；其他主要成员或仍在狱中，或被迫流亡其他国家。甚至到11月6日晚，斯巴达克团在斯图加特（Stuttgart）的成员因为谋划革命而入狱。同样，柏林革命者团体的领导者也在10月相继暴露。11月8日，该组织的精神领袖恩斯特·道尔米施（ErnstDumig，1866—1922，旧译埃·多伊米希）被捕。

至此，革命前夕的德意志社会呈现出极为有趣的画面：一方面寻求变革的呼声广泛存在，另一方面革命的主张却少有应和；一方面革命者竭力鼓吹，另一方面革命方案之间的差异却日渐明显；一方面革命趋势不断增强，另一方面革命领导者却未能及时出现在革命现场。革命看似箭在弦上，却未能一气呵成。不过，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很快就来了，这就是1918年11月4日的“基尔水兵起义”（KielerMatrosenaufstand）。

本应属于帝国支柱的军人充当了革命的爆炸者，这不仅出乎统治者的意料之外，甚至连左翼政党的领袖们也觉得不可思议——独立社会民主党主席胡戈·哈泽（HugoHaase，1863—1919）在获悉革命消息后，曾不以为然地将之视作“一次感情冲动后的喷发”而已。

然而，它又是在情理之中的。一方面，士兵中的厌战情绪已累积到极致；另一方面，在所有军人中，水兵又是死亡率极高的兵种。据估算，德军共损失83艘巡洋舰和178艘潜水艇，5132名潜艇水兵死亡，死亡率超过50%。

1918年10月下旬，当巴登亲王内阁决定向协约国乞和时，海军部却阳奉阴违，下令威廉港（Wilhelmshaven）的潜艇出海作战。这当然同水兵们的期待完全背道而驰，遂成为新一**动的导火索。10月28日，出海作战令传到威廉港后，部分水兵拒绝接受。抗拒心理迅速传播到北德各港，有的军舰干脆熄火。海军当局表面上宣布收回成命，实际上却加强了对水兵的监控，并以“不稳分子”为名，逮捕了4艘军舰上的1000名水兵，将之解往基尔港受审。唇亡齿寒的心理让基尔港的水兵们连日集会，要求官方释放被捕水兵，并禁止舰队出海。11月3日，基尔要塞（Kiel）司令部拒绝了水兵们的要求，还下令逮捕50多名水兵。群情激奋的水兵们联合当地工人，走上街头，举行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军官们则向示威群众开枪，致使8人死亡、29人受伤。

11月4日，忍无可忍的水兵们把暴动升级为武装起义。他们解除军官武装、占领炮位和军械库。工人们予以配合，占领当地市政厅。当晚，整个基尔已掌握在起义者手中。次日，全城总罢工，所有军舰上都升起红旗。

从这场起义的源头来看，水兵的求生渴望与海军部的孤注一掷心态纠结在一起，构成了极为特殊的导火索。水兵们在声明中只是表达了最为基本的生存要求，如“在任何情况下，都须中止潜艇继续作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