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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1918年十一月革命与魏玛共和国的成立（第2页）

然而，水兵们的行动却进一步激化了普通民众对于帝国政府和这场战争的不满。于是，当这些水兵自行脱离部队，沿着铁路线把革命消息传递出去后，北德各地迅速跟进，暴动演化为一场席卷整个北部的革命运动。11月5日，吕贝克（Lübeck）被水兵占领。11月56日，汉堡（Hamburg）水兵起义。11月6日，不来梅（Bremen）的水兵与工人合作夺取政权，并决定向科隆（Kln）进军。此后，汉诺威（Hannover）、马格德堡（Magdeburg）、布伦瑞克（Braunschweig）、奥登堡（）、什未林（S）、罗斯托克（Rostock）、科隆、德累斯顿（Dresden）、莱比锡（Leipzig）、开姆尼茨（itz）、美因河畔法兰克福（Frankfurtammain）、斯图加特都相继爆发革命。萨克森（Sa）、维滕堡（Wittenberg）、不伦瑞克等邦的君主被推翻。

与此同时，巴伐利亚首府慕尼黑（Mün）也爆发了革命。这里的革命由两个工人政党联合策划并领导，主要领袖是当地独立社会民主党主席库尔特·艾斯纳（KurtEisner，1867—1919）。11月7日，两党携手组织了一场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两党领袖在不同广场上发表演说，提出了“德皇、巴伐利亚国王和太子退位”、“彻底修改宪法”等要求。随后，示威者袭击军械库，解除宫廷卫队的武装，释放政治犯，占领了邦议会。左翼报纸《慕尼黑邮报》（Mü）后来评论说：“这次示威游行所表现出来的印象是所向无敌的。每个参与者都知道：今天是决定命运和民族正义的一天。”当晚，“工人、农民与士兵代表会”（Arbeiter-，Bauer-u）成立，多数派社民党、独立社会民主党与巴伐利亚农民联盟（BayerischerBauerbund）的代表对等参加。艾斯纳当选为主席。次日，巴伐利亚国王退位，维特尔斯巴赫王朝终结。艾斯纳宣布巴伐利亚成为“共和国”。新政府随后成立，艾斯纳任州长兼外交部长，4名多数派社民党、3名独立社会民主党和1名无党派人士共同组建内阁。慕尼黑革命完成。

11月9日，革命浪潮终于到达首都柏林。这里“上层革命”与“下层革命”结合在一起。

慕尼黑革命成功后，柏林便陷入四面楚歌之中。11月8日晚，斯巴达克团和柏林革命者团体以“柏林工兵代表会执行委员会”（VollzugsausschussdesArbeiter-uinBerlin）为名，号召柏林工人和士兵“起来为和平、自由和面包而斗争”，“走出工厂！走出兵营！”，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

11月7日下午，受到压力的多数派社民党主席艾伯特（FriedrichEbert，1871—1925）和谢德曼转变立场，向巴登亲王递交最后通牒。他们不仅要求皇帝退位，而且还提出皇太子放弃继承权、增加社民党在内阁中比重等新要求，并以退出内阁相威胁。首相随即同皇帝交涉，但被后者拖延了2天。

11月9日清晨，柏林的示威游行开始了。几十万人涌向市中心，举着“和平、面包、自由”和“兄弟们，别开枪”的标语，解除了警察和军官的武装，占领警察署，袭击兵营，释放政治犯。到中午时分，示威者已控制了包括皇宫、卫戍司令部和警察总局在内的大部分重要机关。帝国政权陷入瘫痪之中。

在此局势下，久未等到皇帝退位声明的巴登亲王，只能在12点代行宣布皇帝退位、皇太子放弃继承的消息，并把首相一职交给艾伯特。艾伯特以“帝国首相”的名义签发公告，宣布成立新政府，并以食品供应危机为由，要求示威者“维持秩序”。

对于艾伯特而言，柏林革命似乎已经结束。他的目标“依旧是在任何情况下起‘平衡’作用，避免同帝国及其代表‘秩序’的君主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时代完全决裂”。连巴登亲王在后来的回忆录中也认为：“如果退位的皇帝任命艾伯特为首相，君主政体也许仍有一线希望”。事实上，关于国家体制的转变问题，艾伯特并未做过认真思考。

然而，事态发展却出乎艾伯特的掌控之外。皇帝退位的声明已经传出，而国会大厦门前的示威者却毫无散去的迹象。不仅如此，斯巴达克团在已占领的皇宫中筹划成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消息不断传来。这让国会大厦中的多数派社民党另一位领袖谢德曼颇为不安。下午2点，谢德曼决定抢在左翼之前，先行宣布国家新体制。他在国会大厦的阳台上向示威者喊出了“德意志共和国（deutscheRepublik）万岁！”的口号。谢德曼的演说让艾伯特大发雷霆，向他叫嚷说：“你没有权利宣布成立共和国。德国要变成什么，是变成共和国还是别的什么，这必须由制宪会议来决定。”然而2个小时后，李卜克内西的演说更让艾伯特吃惊不已，因为他宣布成立“自由的德意志社会主义共和国（freiesozialistischeRepublikDeutsd）”。

无论谢德曼还是李卜克内西，他们都超越了艾伯特的最初设想，宣告了德国从君主制向民主共和制的转变。这一结果突破了战争末期“上层革命”的范畴，显示出“下层革命”的推动力，完成了从基尔水兵起义开始的革命逻辑的应有之义。

二、全德工兵代表会大会

在“十一月革命”中，11月9日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一天。它开启了革命的第一个**期：旧制度从此结束，新制度自此开启。但是，对于德意志社会而言，这些仅仅是革命的一个侧面。如若在更为广阔的视野下，观察革命风暴中的社会群生相，我们便会发现革命带来的变化远不止于此。

革命在政治上动员了工人阶层，使之成为革命的主要承载者和推动者。参加三大工会的人数从1917年底的165万人增加到1918年底的352万人。中央政府和半数以上的地方政府由两个工人政党共同掌控。到20年代初，这一趋势直接导致德国传统政治格局的变化。据1921年的调查表明，工人出身的政治家比例已达14，与高级公务员、贵族、工业家和农场主家庭出身的政治家比例持平。

革命也得到了农民阶层的支持，尤其在农业地区巴伐利亚。巴伐利亚农民联盟主席路德维希·甘道尔夫（LudwigGandorfer，1880—1918）是一位独立社会民主党成员。11月7日，他同艾斯纳一起参加了慕尼黑大游行，并共同组建了巴伐利亚的“工人、农民与士兵代表会”。

革命让保守派和大资产阶级们惊慌失措，保持缄默。大多数保守派都在家中保持沉默。德国报刊这样形容他们：“德国的资产阶级就像面对苍鹰飞来时的胆怯小鸡。”

与之相反，自由派资产阶级们却在这场革命中发现了1848年革命的影子。就在柏林革命前夕，《法兰克福报》把迫在眉睫的工人起义同“自由的未来”这一目标联系起来。革命爆发后，他们热情讴歌革命带来的巨大变化。在巴登、巴伐利亚和莱茵普法尔茨（Rheinpfalz）等地区，新政府中包含了13以上的资产阶级成员。

革命不仅把社会各阶层都卷入其中，还在短期内颠覆了传统的统治结构，用新型的权力组织形式“代表会”（Rat）来重构政治生活。

“代表会”作为一种权力组织形式，最早产生于俄国1905年革命中，俄语称之为“苏维埃”（Soviet）。“Soviet”一词后被引入德国，有时也被译作“Rat”。第一批“工人代表会”（Arbeiterrat）出现在1917年4月罢工中。基尔水兵起义后，革命中的第一个“工兵代表会”成立。不久，这种权力组织形式遍布全国各地，但当时的名称还未统一，如“福利委员会”（Wohlfahrtsausschuss）、“人民代表会”（Volksrat）等。直到数周后，各地才逐渐统一称作“代表会”（Rat）。

革命初期，代表会几乎出现在所有层次的政治生活中，除工人代表会外，还有农民代表会、市民代表会、逃兵代表会、妓女代表会、失业者代表会（Arbeitslosenrat）等。

在政治性代表会中，出现了四种类型：（1）由工人政党与自由工会分别派代表参加，采取党派妥协与集体领导的方式，出现在鲁尔（Ruhr）矿区和中德地区（Mitteldeutsd）；（2）由企业工人直接选举产生，出现在不来梅、汉堡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等大城市的大企业中；（3）农民（或农业工人与农民）代表会，主要集中于巴伐利亚等农业地区；（4）在居住区域基础上选举产生的代表会，主要以“市民代表会”的形式出现，如西南德意志的巴登、符腾堡地区，参与者多为商人、教师、律师等城市中产阶层，著名学者韦伯便是海德堡（Heidelberg）代表会的成员。

虽然名称统一，但不同的政治团体对“代表会”的内涵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多数派社民党与自由派资产阶级们把它视作过渡时期的管理机构，以便稳定社会。斯巴达克团在“苏维埃”的意义上理解代表会，即强调它应该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接受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柏林革命者团体则在“直接民主”的意义上理解代表会，即认为它就是一种“未被歪曲的民主”。更多的参与者把代表会视作共同参与政治和经济生活的途径，希望藉此发出自己的声音。

代表会运动的兴起，显示出革命在社会重组方面的巨大影响力。然而不同社会团体对于代表会运动的相异理解，却埋下了革命未来走向的不确定性。

11月9日晚，两个工人政党展开组阁谈判。事实上，双方之间的差异十分明显。两者取得共识之处仅仅在于部长职权及其相互平等的关系，而在内阁使命、资产阶级成员的政治权利、代表会运动的未来命运及德国政体等方面均存在不同想法。因此，两党的合作基础极为薄弱。李卜克内西甚至要求哈泽拒绝入阁邀请。双方之间的谈判陷入僵局。

正在此时，异军突显的第三支力量迅速让两党之间的争议变得黯然失色。11月9日晚，在革命者团体的领导下，大柏林地区工兵代表会（Arbeiter-uGro-Berlin）在国会大厦举行大会。大会决定次日举行新选举，并接管中央政府的权力。这显示出代表会运动的政治目标。

在此局势下，两个工人政党反而拉近了距离。一心维持“稳定和秩序”的艾伯特感受到巨大威胁，决心尽早实现两党联合，以共同控制代表会运动。同时，在独立社会民主党内部，哈泽等高层也不欢迎李卜克内西的激进立场，他们趁后者缺席，在11月10日凌晨强行通过了入阁决议。

于是，在皇帝退位后的第二天，一个由工人政党组成的临时中央政府组建成功。多数派社民党的艾伯特、谢德曼和奥托·兰茨贝格（Ott，1869—1957），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哈泽、威廉·迪特曼（WilhelamDittmann，1874—1954）和埃米尔·巴尔特（EmilBarth，1879—1941）进入内阁，成为权力平等的部长。

为保障临时政府的权威，控制政治性代表会运动的方向，艾伯特等人决定参加当天下午的大柏林地区工兵代表会集会。该集会是在柏林布歇马戏园（ZirkusBusch）举行的。它最终选举产生了大柏林地区工兵代表会的执行委员会（VollzugsratdesArbeiter-uesGro-Berlin，以下简称“执行委员会”）。这是由7名革命者团体代表、14名士兵代表与两个工人政党的各7名代表组成的政治团体。革命者团体的领袖米勒（HermannMüller，1868—1932）被选为主席。执行委员会批准了上午组成的临时政府名单，并把临时政府更名为“人民代表委员会”（RatderVolksbeauftragten）。

布歇马戏园集会看上去调和了三支革命力量之间的矛盾，建构起新的中央权力，但事实上却埋下了此后数周间权力斗争的导火索。从当日流程来看，大柏林地区工兵代表会是权力核心，由其产生一个“执行委员会”作为最高权力的代表，而人民代表委员会是由执行委员会批准成立的权力机构。正因如此，执行委员会认为，全部政治权力（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都掌握在自己手中。这体现在11月11日它所颁布的“对外宣言”中。然而，艾伯特等人对此根本不予认同。他把集会视作息事宁人的结果。独立社会民主党高层则把两者关系视作“政府与国会的关系”。后者应有监督权，而没有行政权。

这样一来，革命中产生的中央权力首先面临归属争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代表委员会各执一词，双方在行政、军队归属、国家形式等问题上不断发生冲突。直到11月22日，两个权力组织终于达成第一份协议，对双方的政治角色做出详细规定：最高政治权力赋予工兵代表会，人民代表委员会拥有执行权。然而在实际操作中，签约双方对协议的可信性都持怀疑态度，同时该协议本身也回避了重要的争论话题：未来的国家形式。经过多次冲突，到12月9日，双方再次签订第二份协议，但还是没有解决任何问题。

就在两者围绕中央权力的归属问题争论不休时，整个德国社会的政治力量已经出现了不同于革命初期的格局特点：第一，在工人运动中，多数派社民党的影响力逐渐扩大，斯巴达克同盟（Spartakusbund）和革命者团体的同情者也有所增加，唯有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号召力持续下降。第二，资产阶级与保守派政党走出了最初“迷惘、颤抖、惶恐、动摇”的状态，在11月底前相继实现重组：11月16日，在进步人民党的基础上建立“德意志民主党”（DeutscheDemokratischePartei，DDP，以下简称“民主党”）；11月20日，天主教中央党在巴伐利亚分部脱离（11月12日）后，颁布了新纲领；11月22日，原民族自由党的一部分成员成立“德意志人民党”（DeutscheVolkspartei，DVP，以下简称“人民党”）；11月24日，原德意志保守党（DeutsservativePartei）、德意志国家党（DeutscheStaatspartei，缩写DStP，1930年由民主党更名而来）等右翼政党和团体合并成立“德意志民族人民党”（DeutsaleVolkspartei，DNVP，以下简称“民族人民党”）。